中亚篇·东望长安城（上）
　　在汉唐之间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地图上，长安无疑是两千多年前“丝绸之路”的起点和东西方文化交流荟萃的盛地。当时欧亚大陆上外国人都将长安称为“胡姆丹”（Khumdan），在敦煌发现的写于西晋末年（312年前后）的粟特文信件真实地记载了西域各国经商贸易者称呼的“胡姆丹”就是中国长安。这证明长安外来译名“胡姆丹”作为一个国际性词语走进了千年历史的民族记忆，更是在古罗马、叙利亚、波斯等异邦远域传扬流播，在世界文明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因此，长安一词成为现代西安历史文化的象征符号，在这块土地上留下了举世瞩目的外来文明遗产，值得人们仔细回味与衡量。
　　隋唐的皇室出身于汉人豪族和鲜卑权贵共同组成的关陇集团，也正是出于这种带有“胡风”的“混血”，让内敛的中原汉族文化有了接纳外来民族和文化的底气。唐太宗李世民曾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大唐帝国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为开放与包容的朝代。
　　阿尔泰山像一个高耸的屏障，或者说像一个平铺的舞台。它的鱼脊般的东面一翼，是蒙古高原，是狼居胥山，是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更东边则是满洲里，是白山黑水。它的鱼脊般的西边一翼，依次是哈萨克草原，是吉尔吉斯草原，是突厥草原以及俄罗斯草原。
　　阿尔泰山的西边一翼，还可以更辽阔地展开，一直越过高加索山脉，越过伏尔加河、顿河、涅瓦河、第聂伯河，抵达东欧平原。如果这里我们讲一下欧亚地理大格局的话，那结论就是平铺在这块欧亚大陆中心位置的这个大草原，是一个游牧民族表演的大舞台。千百年来，草原在时时沸腾着，他们以八十年为一个周期，这些游牧者们，或拥向世界的东方首都长安，或拥向世界的西方首都罗马，向农耕文明、定居文明、城市文明索要生存空间。
　　中国人修筑了长城，修筑了直达遥远边疆的秦直道。他们沿着农耕线与游牧线交汇处，筑起这被称为“边墙”的长城。历代王朝的统治者，大约至死也不明白，为什么这些游牧人每隔一个时期，便越过长城线呼啸而来，马蹄过处，和平的村庄、富饶的田野遭到践踏。他们哒哒的马蹄，甚至抵达长安城外三十里地的渭河北岸，有的甚至破了城郭，在皇城里撒野了一回。例如东突厥人，他们就占领了长安城一个星期。
　　那顺着著名的马莲道抵达长安城三十里地的是匈奴冒顿大单于。记得我们前面说过，他正是勒马站在咸阳桥头，手指长安城，说过那段著名的话的。进入过长安城，或者说攻陷了长安城，并且在城中短暂地驻留了一个礼拜的则是东突厥大可汗。
　　李世民奠定大唐帝国基业的最后一战，正是与东突厥在马莲道的那场大战。史书上说，他俘虏东突厥颉利可汗，将其流放河西地，东突厥五十万战俘，则被押解回长安城，成为城市居民，以填补城市之空。西突厥于是逃逸至中亚、西亚。
　　东突厥浩劫后的长安城，败落之状令人不忍细看。全城只剩下四千口居民，只剩下四辆牛拉车，在后来的一百零八坊，吱吱呀呀地走着。李世民填五十万东突厥战俘成为这座空城的居民，长安四周，又有一些战乱流民入城，这样全城人口就达到了一百多万。而到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年代，人口就更多一些了，密密匝匝地充斥满城。一代高僧玄奘大行，前去吊唁的居民信众达二百多万人，这个数字说明，长安城那时候的常住人口，最少已经有二百多万了。
　　所以古长安的人口胡汉混杂，这是不争的事实。游牧文化对这座城市的影响，以及对整个长江以北广大区域的影响，那是确凿的，以致延续至今。冒顿大单于的名号“冒顿”两个字，古发音叫“谋犊”。“谋犊”就是“毛孩子”的意思，西安城中一个小品艺术家就把自己叫“王木犊”，其实也是这两个字。“谋”是什么意思呢？“谋”就是“毛”的意思，或“绒毛”“细毛”的意思。“谋犊娃”就是乳毛未脱的小孩子的意思，“谋野人”就是毛野人的意思。而身上长的汗毛叫“满身谋”，桃子未成熟时，长满白毛的毛桃，叫“谋桃”，“犊”这个字很好理解，牛犊子，小牛的意思。如是说来，冒顿这个称谓，透露了这个世界历史上建立第一个草原帝国的大游牧者，他在还是毛孩子的时候，就登基上位，成为匈奴大单于。
　　同时也说明，古长安城与游牧民族，尤其是匈奴人的那种千丝万缕的联系。谁影响了谁的文化呢？互为影响吧！
　　顺便插一句，已故的天才小说家刘绍棠先生，在他行将就木之前，曾给笔者写过一封短信。他是看了拙作《最后一个匈奴》后给我写这信的。先生说他是河北人，自幼生长在运河岸边，运河两岸各有一个刘村，天下匈奴遍地刘。他一直疑心他们是匈奴的后裔，他还为此写过一个中篇小说，叫《一河二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