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些忧伤的年轻人》里，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写道：“从一个个人开始写，你会不知不觉地发觉，你已经塑造了一个典型；从一个典型开始写，你会发觉你塑造的是——什么也谈不上的人物。”这让我想到爱玛，一个从浪漫幻想中跌落、用死亡，为自己不安分的灵魂赎了罪的典型女性形象。一个人一生总该——至少一次，去邂逅爱玛·包法利，只因她如此真实、矛盾又迷人地存在于书页中，等着你走近她、了解她——也就是走近自己、了解自己。当我放下书，意识到死于沉重现实绞杀的爱玛·包法利，不只是自己死去，也带着我的一部分，或者说，替我的一部分死去，就明白了为什么福楼拜会说包法利夫人就是他自己，也明白了为什么他将书写爱玛视为对自身浪漫主义的一次清算。
　　福楼拜，一个追求极致的浪漫主义者，却创造了这样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在爱玛的形象刻画上，仅以一个简短的句子就能震慑读者——“她想死，又巴不得能住在巴黎。”这是只一句话就写尽爱玛的虚荣。浪漫、肤浅、躁动不安的爱玛，在福楼拜惊为天人的描绘下有着饱满的灵魂侧写。而作为爱玛性格里最扎眼的一点，爱慕虚荣原不过只是任何一个读者都能体悟的人类的天性，就像动物要争夺和捍卫自己的领地一样稀松平常，这一点，或许远不足以让爱玛踏上绝路，直到她决定接受包法利先生的求婚。
　　写到夏尔·包法利这位毫无天赋的乡村医生，福楼拜更是毫不留情，他为他挑选了“包法利（Bovary）”这个姓氏，词根“bov”在法语里包含“牛”的意思。他让包法利呆板、愚钝又乏味，“夏尔的谈话就像人行道那样平板，人云亦云的见解好比过往的行人”。让他听课、出诊从不动脑筋，“他当天的事当天了，却好似一匹拉磨的马，被蒙住双眼绕着碾磨转圈，不知道磨的是什么东西”。他让他爱着爱玛，“宇宙之大，对他而言大不过她那衬裙的丝裙边”。又让他永远看不出她的需求，猜不透她的心思，甚至，若不是爱玛因偷情而债台高筑服毒自尽，他或许永远不会知晓她的两段婚外情。他让他良弱可欺，让他安于拥有爱玛的幸福——又浑然不知走近这样的女人也是走向自己的厄运。
　　在爱玛成为包法利夫人之后，曾应邀同先生一起去维利昂侯爵府上做客，这是至关重要的情节铺垫，我时常想，包法利夫人为何如此虚荣？或许答案就在于这场宴会，在这之后，爱玛的虚荣心近乎被全盘唤醒——她开始“看见”，而且爱玛没有包法利先生那样愚钝，她遥遥一瞥，就体会到光怪陆离的好。她可以敏锐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普通农民女儿的生活，与上流人士的生活多么格格不入。
　　嫁给包法利先生之前，她只是爱玛——天真、浪漫、理想，渴望着浪漫小说中描述的欢愉与激情，拒绝生活的庸常与麻木。对于不满现实，叛逆又理想的女人来说，要她臣服于现实的逻辑实在是太难了。她那旺盛的生命力、躁动不安的灵魂，不是在等待着幸福的降临，就是在呼唤着毁灭。
　　在爱玛的三段感情经历里，她都以为自己遇到过爱情。而在以男性为主导的19世纪的法国社会，爱玛甚至看不清她只是无所依靠。很明显她不是真的爱着谁，她是先空虚，先无助，随后如同溺水的人抓住了自己的稻草。这根没了，就抓另一根，直到耗尽力气。她是如此挣扎着以至于没有机会思考。而即使她思考的话，按照她读的那些书，只是加深了她的沉沦。
　　爱玛读着一些怎样的书呢？在修道院寄宿学校读书的岁月，她读了大量浪漫爱情小说。福楼拜不无揶揄地形容这些书——“书中的男子个个勇猛如狮子，温柔如羔羊，人品世间少有，衣着考究华丽，哭起来泪如泉涌。”显然这是一些读了还不如不读的书，用马洛伊·山多尔在《伪装成爱情的独白》中的话来说就是——“我担心低劣的文学会将虚情假意灌入男人和女人的头脑中。人类世界人为的悲剧部分归咎于这种谎言的教唆，这些可疑的书籍影响了人们的生活。自艾自怜、矫情的谎言，造作的情节，大部分是这些虚假、无知，或者仅仅是恶毒文学教导的后果。”包法利夫人的死有很多原因，这些低劣的文学，毫无疑问在她的精神世界设下了圈套，她从来也分不清小说与生活，理想与现实。
　　而《包法利夫人》这样的杰作，如王安忆所说，“它原是没有一点让人做梦的企图，你领受到的是更为真实的现实。”一部分文学名著的伟大，就在于这以高超的艺术技巧和高尚情操所达到的“真实性”，没有一定的生活阅历，是读不透作者以事无巨细的繁琐描写映照出的现实世界的真相的，反倒容易感到乏味无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都知道经典是经典，十五六岁的年轻人却总在读青春伤痛、甜宠爱情、霸道总裁，那正是无知爱幻想的年纪。
　　包法利夫人这一生，拥有丰富细腻却从未觉知过的灵魂，因为对现实毫无觉知，她便不知道她到不了巴黎，不知道没有能力以匹配的美梦是生活的隐雷，不知道砒霜不能当糖吃，而走弯路的代价常常是走投无路。而我多希望她曾读过像《包法利夫人》这样的书，我不知道结局会不会不同，但从“发现真相”那刻起，人至少拥有了改变的可能；从可以“认识自己”的那刻起，面对生命这场迫使人不断成长升级的挑战，我们也就有了些许胜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