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22年02月16日
他的一半为何留在中国 ——纪念埃德加·斯诺逝世50周年
1972年2月15日，毛泽东主席在北京会见尼克松总统的前一个星期，为中美友好事业奋斗了一生的埃德加·斯诺（EdgarP.Snow）在瑞士日内瓦郊区埃辛斯村逝世。临终时，他用生命的最后力气讲出一句话：“我热爱中国”，并要求把自己的一半骨灰留在中国。
埃德加·斯诺是一个胸怀民众，坚持“眼见为实”的人。他1928年来到中国，目睹了水旱灾荒，战争内乱，腐败政府给人民带来的苦难。他结交鲁迅、宋庆龄及广大知识界学子，苦苦寻求中国未来的希望。他克服重重困难，冒着生命危险，冲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于1936年6月至10月访问了西北红区，以他的《红星照耀中国》，粉碎了“赤匪神话”，赢得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和敬重，被人们誉为“中美人民之间的第一座桥梁”。在上世纪50年代“麦卡锡时期”，斯诺被FBI定为危害美国安全的“共党嫌疑分子”，遭到联邦政府的审查和打击，被迫离开美国，举家移居瑞士。
无论是1941年回到美国，还是1959年移居瑞士，斯诺一生总是牵挂着中国和中国人民，惦记着他和毛泽东、周恩来的友谊。1960年6月28日至11月15日以美国《展望》杂志记者身份，1964年10月18日至1965年1月19日以法国《新直言》周刊记者身份以及1970年8月14日至1971年2月，曾三度访问新中国。
斯诺的每次访问，都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亲切接见。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斯诺，并于10月8日同斯诺进行了重要谈话，表示欢迎美国总统尼克松来中国访问。诸如“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和解冻中美关系的信息，毛泽东也都像1936年谈个人“自传”一样，没有告诉自己的家人、战友和其他领导人，而是首先告诉值得他信任的埃德加·斯诺。
斯诺在生病期间，毛泽东、周恩来派专门的中国医疗小组去为他治病。逝世后，毛泽东立即发去唁电：“斯诺先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一生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
斯诺对勤劳朴实、勇敢坚强、珍重友情的中国人民，总是念念不忘。1939年9月访问延安期间，毛泽东邀请斯诺出席一次党政军干部大会，并亲自把他介绍给在座的干部们：“这就是‘真实地报道了我们’的那本书的作者埃德加·斯诺先生。”八路军战士交口赞扬他的《红星照耀中国》时，他总是谦虚地、诚恳地说：“你们才是这本书的真正作者，你们是创造历史的主人，我只是个记录员而已。”
斯诺三次访问新中国后，先后出版了《大河彼岸》《今日红色中国》《漫长的革命》以及《我和毛泽东谈了话》《周恩来的谈话》等著作，忠实客观地报道了新中国取得的光辉成就。
有一次，斯诺在江南一个农村访问，周围是一个大湖。在一只捕鱼的小船上，一个农民穿着像国画上画的老渔夫，防雨蓑衣是用棕榈麻精心编织而成的。斯诺对此十分感兴趣。当这位渔民上岸后，他前看后看，用手抚摸着蓑衣。那农民像是明白了这位外宾的心意，热情地说:“您喜欢这蓑衣吗？外国买不到，是吗？我送给您吧！”斯诺大喜，热情地握手，表示感谢，但坚持要按价付钱。斯诺把这件蓑衣当作珍贵礼品，带回日内瓦寓所，悬挂在他家客厅的墙壁上。
斯诺1970年访华的路费是一家杂志社提供的，他答应给该社写两篇文章。回家后，忙于撰写他最后一部关于中国的著作，把这事往后放了放，不料病魔缠身，不能写了，只好吃力地口述给他的夫人洛易丝，由她打字完成。就在他最后一次访华期间，斯诺把他1935年至1937年在中国拍摄的照片底片赠送给中国的博物馆。博物馆给了他8,000元报酬，他却不肯接受。陪同人员一再坚持，他只得收下。后来，他从昆明机场出境时（也是他最后一次离开中国），在飞机起飞前，他从飞机上递下一个包，把这笔钱原封未动地退还。
曾多次陪同斯诺访问的翻译官徐尔维同志说：“这老头子是一个硬骨头，他每次访问中国都是不容易的，他从不愿意作为中国的客人由中国政府支付路费。他认为如果这样做，就会引起外国人的非议与诽谤，怀疑他报道的真实性。他到中国各处访问，也是如此。”
斯诺的前夫人海伦·斯诺也曾对我说：“我是记者、作家，研究的领域是中国。如果我接受了中国政府的资助或款待，无论我报道得多么客观、多么公正，人家都会给我打问号，我就会失去读者。一个作家失去他的读者，就等于失去生命！我和埃德·斯诺一直都是这样做的。”
斯诺的责任感很强烈，在生命垂危的时刻，他仍然想着还有一本关于中国的书没有写完。在中国医疗小组出发前，我国政府已为斯诺在北京日坛医院准备了病房，并租好了法航班机，计划把他接到中国治疗，希望这样能够减少他的痛苦，延长他的生命。可是，斯诺先生一方面对毛主席、周总理的美好心意极为感谢，但他又说:“我现在去中国干什么呢？我现在又不能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做什么事了，我不愿意作为一个病人到中国去，我不愿意给中国增添累赘……”
斯诺是一位乐观、幽默、风趣的人，直到生命的最后也未曾改变。1972年1月，斯诺的老朋友马海德大夫同中国派出的其他医务人员日夜兼程，赶到斯诺在瑞士的乡村住宅，那时他的膜腺癌已经扩散。听马老说，当他把黄华同志领到病床旁边时，斯诺一见到这两位当年在陕北时的老伙伴，又顽皮地笑了。他逗趣地说:“三个老赤匪又来到一起了!”
1972年2月15日，斯诺去世了。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来到北京，改变了中美两国20多年来的敌对状态。人们不会忘记，埃德加·斯诺是促进这一改变的一名先锋战士。
斯诺在弥留之际，用生命的最后力气讲出“我热爱中国”，并要求把自己的一半留在中国。
埃德加·斯诺是一个胸怀民众，坚持“眼见为实”的人。他1928年来到中国，目睹了水旱灾荒，战争内乱，腐败政府给人民带来的苦难。他结交鲁迅、宋庆龄及广大知识界学子，苦苦寻求中国未来的希望。他克服重重困难，冒着生命危险，冲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于1936年6月至10月访问了西北红区，以他的《红星照耀中国》，粉碎了“赤匪神话”，赢得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和敬重，被人们誉为“中美人民之间的第一座桥梁”。在上世纪50年代“麦卡锡时期”，斯诺被FBI定为危害美国安全的“共党嫌疑分子”，遭到联邦政府的审查和打击，被迫离开美国，举家移居瑞士。
无论是1941年回到美国，还是1959年移居瑞士，斯诺一生总是牵挂着中国和中国人民，惦记着他和毛泽东、周恩来的友谊。1960年6月28日至11月15日以美国《展望》杂志记者身份，1964年10月18日至1965年1月19日以法国《新直言》周刊记者身份以及1970年8月14日至1971年2月，曾三度访问新中国。
斯诺的每次访问，都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亲切接见。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斯诺，并于10月8日同斯诺进行了重要谈话，表示欢迎美国总统尼克松来中国访问。诸如“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和解冻中美关系的信息，毛泽东也都像1936年谈个人“自传”一样，没有告诉自己的家人、战友和其他领导人，而是首先告诉值得他信任的埃德加·斯诺。
斯诺在生病期间，毛泽东、周恩来派专门的中国医疗小组去为他治病。逝世后，毛泽东立即发去唁电：“斯诺先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一生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
斯诺对勤劳朴实、勇敢坚强、珍重友情的中国人民，总是念念不忘。1939年9月访问延安期间，毛泽东邀请斯诺出席一次党政军干部大会，并亲自把他介绍给在座的干部们：“这就是‘真实地报道了我们’的那本书的作者埃德加·斯诺先生。”八路军战士交口赞扬他的《红星照耀中国》时，他总是谦虚地、诚恳地说：“你们才是这本书的真正作者，你们是创造历史的主人，我只是个记录员而已。”
斯诺三次访问新中国后，先后出版了《大河彼岸》《今日红色中国》《漫长的革命》以及《我和毛泽东谈了话》《周恩来的谈话》等著作，忠实客观地报道了新中国取得的光辉成就。
有一次，斯诺在江南一个农村访问，周围是一个大湖。在一只捕鱼的小船上，一个农民穿着像国画上画的老渔夫，防雨蓑衣是用棕榈麻精心编织而成的。斯诺对此十分感兴趣。当这位渔民上岸后，他前看后看，用手抚摸着蓑衣。那农民像是明白了这位外宾的心意，热情地说:“您喜欢这蓑衣吗？外国买不到，是吗？我送给您吧！”斯诺大喜，热情地握手，表示感谢，但坚持要按价付钱。斯诺把这件蓑衣当作珍贵礼品，带回日内瓦寓所，悬挂在他家客厅的墙壁上。
斯诺1970年访华的路费是一家杂志社提供的，他答应给该社写两篇文章。回家后，忙于撰写他最后一部关于中国的著作，把这事往后放了放，不料病魔缠身，不能写了，只好吃力地口述给他的夫人洛易丝，由她打字完成。就在他最后一次访华期间，斯诺把他1935年至1937年在中国拍摄的照片底片赠送给中国的博物馆。博物馆给了他8,000元报酬，他却不肯接受。陪同人员一再坚持，他只得收下。后来，他从昆明机场出境时（也是他最后一次离开中国），在飞机起飞前，他从飞机上递下一个包，把这笔钱原封未动地退还。
曾多次陪同斯诺访问的翻译官徐尔维同志说：“这老头子是一个硬骨头，他每次访问中国都是不容易的，他从不愿意作为中国的客人由中国政府支付路费。他认为如果这样做，就会引起外国人的非议与诽谤，怀疑他报道的真实性。他到中国各处访问，也是如此。”
斯诺的前夫人海伦·斯诺也曾对我说：“我是记者、作家，研究的领域是中国。如果我接受了中国政府的资助或款待，无论我报道得多么客观、多么公正，人家都会给我打问号，我就会失去读者。一个作家失去他的读者，就等于失去生命！我和埃德·斯诺一直都是这样做的。”
斯诺的责任感很强烈，在生命垂危的时刻，他仍然想着还有一本关于中国的书没有写完。在中国医疗小组出发前，我国政府已为斯诺在北京日坛医院准备了病房，并租好了法航班机，计划把他接到中国治疗，希望这样能够减少他的痛苦，延长他的生命。可是，斯诺先生一方面对毛主席、周总理的美好心意极为感谢，但他又说:“我现在去中国干什么呢？我现在又不能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做什么事了，我不愿意作为一个病人到中国去，我不愿意给中国增添累赘……”
斯诺是一位乐观、幽默、风趣的人，直到生命的最后也未曾改变。1972年1月，斯诺的老朋友马海德大夫同中国派出的其他医务人员日夜兼程，赶到斯诺在瑞士的乡村住宅，那时他的膜腺癌已经扩散。听马老说，当他把黄华同志领到病床旁边时，斯诺一见到这两位当年在陕北时的老伙伴，又顽皮地笑了。他逗趣地说:“三个老赤匪又来到一起了!”
1972年2月15日，斯诺去世了。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来到北京，改变了中美两国20多年来的敌对状态。人们不会忘记，埃德加·斯诺是促进这一改变的一名先锋战士。
斯诺在弥留之际，用生命的最后力气讲出“我热爱中国”，并要求把自己的一半留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