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21年10月20日
我的岳父
我的岳父91岁高龄了。如果说父母给了我生命，把我养育成人，恩重如山；那么我的岳父母对我便是关爱有加、情深似海。
岳父徐学深，是位1947年就入党的离休老干部。早年，他在大连交通公司参加工作不久，就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入伍后，在东北军区机要干部学校培训了半年，随后参加了接管沈阳的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他被调到位于北京香山的中央机要局工作。1953年因工作需要，被调到第二机械工业部机要干部处，派遣到山西长冶304厂，担任驻厂机要组组长。后来全国机要部门重组，他转到地方，在山西工作了几年后，于1957年调到西安。
当时苏联老大哥援建西安的国防项目正在建设中，他代表第二机械工业部组建了844厂（西北工业集团有限公司）驻厂监察组。岳父说：“我是驻厂代表，代表第二机械工业部监察工作的。当时844厂的厂长是刘纪奎，副省级，因工作关系我和刘厂长接触较多，也常发生争议，遇到原则性问题时，我决不让步。”
厂子建好后，他就地安置在844厂。先后担任厂党委委员、厂政治部副主任兼保卫部部长，于1990年光荣离休，享受厅级干部待遇。
我和岳父的相识早于妻子。1983年，我临时借调到厂保卫部治安办工作，岳父当时是保卫部部长，他偶尔到治安办来指导工作，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好，他显得很有气魄、办事雷厉风行。
当年的岳父对我而言，是高高在上的领导干部，我甚至没有机会和他说话，更没想到日后能成为他的女婿。
岳父虽然工作态度严谨，但性格很开朗，爱好广泛，领导艺术颇高。有时下班后，他会在单位用凤凰琴弹些曲子娱乐一下，他演奏的《松花江上》最是流畅，一下子就拉近了和大家的距离。
结婚时，我工资不高，且又不善攒钱，到了操办婚事的时候，我简直是一片茫然，不知所措。
关键时刻，是岳父母帮我渡过了难关。婚事一切从简，没有婚车、没要彩礼、没有首饰、没穿婚纱、没有富丽堂皇的婚礼盛典，连结婚时穿的西装，都是妻子给我买的，婚房也是岳父给我借的。岳父母大度、开明、无私的爱温暖着我的心，让人终生难忘。
婚后不久，妻子考上了公务员。我们还没来得及庆贺，就遇到了生活的阴霾。工厂整顿家属区空闲住房，岳父给我们借的婚房被工厂收回了。当时妻子马上就要临产了，我们何以为家？
百般无奈之际，是岳父提议，让我们搬回家和他们一起住。岳父家是一个三居室的房子，当时他们和我二舅哥家一起生活。岳父给我们腾出一间房子，我在岳父家一住就是五年。直到1994年，我应聘到新城科技产业园管委会后，分了房子才搬出来。
我们工作忙，孩子小时候生病，大多时候，都是老两口带孩子看病。有一年夏天，在儿童医院看完病，下公交车时，岳母不小心绊倒了，造成脚踝骨骨裂，在家休养了很长时间。我儿子从小到大，岳父母付出的心血，远远超过我们做父母的。
二老对其他子女和亲人也一样关爱备至。谁家有困难都会给予帮助。九十年代初，为了二嫂工作调动的事，他不顾年迈，几次去北京帮助她协调关系。
离休后，岳父最喜欢干的事情，一是钓鱼，二是养花。为了钓鱼，他还专门买了一辆摩托车。由于他性格温和，对小辈儿豁达大度，渔友们都喜欢和他结伴而行。我和妻子结婚几十年，在家里，他是绝对的民主，没有一点“专政”意识，也没见过给谁发火。我们若有什么大事总喜欢和他沟通，听取一下他的建议。我在他那里学到的，感悟最多的是如何平衡得失，如何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和较高的思想境界，这些理念让我终生受益。
岳父有两儿一女。除我们之外，其他两个孙女也是老人给带大的。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老人对孙辈们付出的艰辛。
在家的时候，岳父喜欢摆弄花草。施肥、剪枝、浇水，宛如一位善良的护花使者。在他的精心养护下，姹紫嫣红的阳台成了家里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岳父是我的偶像，除了事业有成，在家庭生活方面也令人羡慕。他和岳母在事业上齐头并进，岳母的工作也很出色，曾经被授予山西省劳动模范。今年，两人又双双获得“光荣在党五十年”荣誉勋章，二老的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岳父患有严重的糖尿病和肺纤维化，自2018年以后，肺呼吸功能衰退。白天离不开氧气，晚上睡觉都要戴上呼吸机，每年都需要住几次医院，但他很乐观，顽强地同病魔作斗争，积极配合治疗，彰显出对生命的尊重。
我每次回家，他总是嘘寒问暖，若赶不上饭点，他就让保姆给我单独做饭，还不停地叮嘱要多做几个菜。
国庆节我“采访”完岳父刚回房休息，就听到客厅传来一种朦胧而含糊不清的声音。是岳父用沙哑的，几乎听不清的声音在哼唱《松花江上》。或许是我的“采访”撩起了他对以往峥嵘岁月的怀念，或许是远离家乡的游子生出一种乡愁，也或许是他当天心情愉悦吧，那沧桑的歌声里，隐藏着多少曾经的往事，只有岳父自己心里最清楚。
那一刻，我眼前浮现出英俊潇洒的岳父，当年在治安办弹唱《松花江上》的画面。时光荏苒，岁月无情，那么强健的岳父，忽已暮年，我不由一阵心酸。
重阳节这天，我在外面参加投标，投标结束后，我急切地去医院看望他，无奈疫情期间，即使有当日的核酸检测报告，我也被阻在医院大门外，我只能默默地祈祷，祝愿他老人家挺过这一关，早日康复回家。
岳父徐学深，是位1947年就入党的离休老干部。早年，他在大连交通公司参加工作不久，就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入伍后，在东北军区机要干部学校培训了半年，随后参加了接管沈阳的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他被调到位于北京香山的中央机要局工作。1953年因工作需要，被调到第二机械工业部机要干部处，派遣到山西长冶304厂，担任驻厂机要组组长。后来全国机要部门重组，他转到地方，在山西工作了几年后，于1957年调到西安。
当时苏联老大哥援建西安的国防项目正在建设中，他代表第二机械工业部组建了844厂（西北工业集团有限公司）驻厂监察组。岳父说：“我是驻厂代表，代表第二机械工业部监察工作的。当时844厂的厂长是刘纪奎，副省级，因工作关系我和刘厂长接触较多，也常发生争议，遇到原则性问题时，我决不让步。”
厂子建好后，他就地安置在844厂。先后担任厂党委委员、厂政治部副主任兼保卫部部长，于1990年光荣离休，享受厅级干部待遇。
我和岳父的相识早于妻子。1983年，我临时借调到厂保卫部治安办工作，岳父当时是保卫部部长，他偶尔到治安办来指导工作，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好，他显得很有气魄、办事雷厉风行。
当年的岳父对我而言，是高高在上的领导干部，我甚至没有机会和他说话，更没想到日后能成为他的女婿。
岳父虽然工作态度严谨，但性格很开朗，爱好广泛，领导艺术颇高。有时下班后，他会在单位用凤凰琴弹些曲子娱乐一下，他演奏的《松花江上》最是流畅，一下子就拉近了和大家的距离。
结婚时，我工资不高，且又不善攒钱，到了操办婚事的时候，我简直是一片茫然，不知所措。
关键时刻，是岳父母帮我渡过了难关。婚事一切从简，没有婚车、没要彩礼、没有首饰、没穿婚纱、没有富丽堂皇的婚礼盛典，连结婚时穿的西装，都是妻子给我买的，婚房也是岳父给我借的。岳父母大度、开明、无私的爱温暖着我的心，让人终生难忘。
婚后不久，妻子考上了公务员。我们还没来得及庆贺，就遇到了生活的阴霾。工厂整顿家属区空闲住房，岳父给我们借的婚房被工厂收回了。当时妻子马上就要临产了，我们何以为家？
百般无奈之际，是岳父提议，让我们搬回家和他们一起住。岳父家是一个三居室的房子，当时他们和我二舅哥家一起生活。岳父给我们腾出一间房子，我在岳父家一住就是五年。直到1994年，我应聘到新城科技产业园管委会后，分了房子才搬出来。
我们工作忙，孩子小时候生病，大多时候，都是老两口带孩子看病。有一年夏天，在儿童医院看完病，下公交车时，岳母不小心绊倒了，造成脚踝骨骨裂，在家休养了很长时间。我儿子从小到大，岳父母付出的心血，远远超过我们做父母的。
二老对其他子女和亲人也一样关爱备至。谁家有困难都会给予帮助。九十年代初，为了二嫂工作调动的事，他不顾年迈，几次去北京帮助她协调关系。
离休后，岳父最喜欢干的事情，一是钓鱼，二是养花。为了钓鱼，他还专门买了一辆摩托车。由于他性格温和，对小辈儿豁达大度，渔友们都喜欢和他结伴而行。我和妻子结婚几十年，在家里，他是绝对的民主，没有一点“专政”意识，也没见过给谁发火。我们若有什么大事总喜欢和他沟通，听取一下他的建议。我在他那里学到的，感悟最多的是如何平衡得失，如何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和较高的思想境界，这些理念让我终生受益。
岳父有两儿一女。除我们之外，其他两个孙女也是老人给带大的。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老人对孙辈们付出的艰辛。
在家的时候，岳父喜欢摆弄花草。施肥、剪枝、浇水，宛如一位善良的护花使者。在他的精心养护下，姹紫嫣红的阳台成了家里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岳父是我的偶像，除了事业有成，在家庭生活方面也令人羡慕。他和岳母在事业上齐头并进，岳母的工作也很出色，曾经被授予山西省劳动模范。今年，两人又双双获得“光荣在党五十年”荣誉勋章，二老的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岳父患有严重的糖尿病和肺纤维化，自2018年以后，肺呼吸功能衰退。白天离不开氧气，晚上睡觉都要戴上呼吸机，每年都需要住几次医院，但他很乐观，顽强地同病魔作斗争，积极配合治疗，彰显出对生命的尊重。
我每次回家，他总是嘘寒问暖，若赶不上饭点，他就让保姆给我单独做饭，还不停地叮嘱要多做几个菜。
国庆节我“采访”完岳父刚回房休息，就听到客厅传来一种朦胧而含糊不清的声音。是岳父用沙哑的，几乎听不清的声音在哼唱《松花江上》。或许是我的“采访”撩起了他对以往峥嵘岁月的怀念，或许是远离家乡的游子生出一种乡愁，也或许是他当天心情愉悦吧，那沧桑的歌声里，隐藏着多少曾经的往事，只有岳父自己心里最清楚。
那一刻，我眼前浮现出英俊潇洒的岳父，当年在治安办弹唱《松花江上》的画面。时光荏苒，岁月无情，那么强健的岳父，忽已暮年，我不由一阵心酸。
重阳节这天，我在外面参加投标，投标结束后，我急切地去医院看望他，无奈疫情期间，即使有当日的核酸检测报告，我也被阻在医院大门外，我只能默默地祈祷，祝愿他老人家挺过这一关，早日康复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