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位理发师。这个身份让我安全，我参考的是我十三岁时候在那个寄宿制中学宿舍里的生活。我现在做的是世界上最整洁的工作。一个流浪汉遇到好心人扶持时候，第一站来的永远是理发店，而不会是澡堂。我有资格说这个话。我服务过好几位这样的流浪汉。
　　大约二十年前，那时我还在初中部十八人的宿舍通铺上蜷缩着，黑暗中我会数湿润的虱子。准确地来说是确认痒的地方有几处。有的时候我无法够到自己的背，只能直挺挺地躺着，希望能把这种痛苦直接压死，但是反而痒会直接钻进我的脊背，顺着我的皮肤，开始在我的骨骼上搭伙过日子。有天早晨我准备将头套进我的秋衣，有个同学大声叫了一声，郑斌的背烂了。于是我的痒被这声“烂”放大。我没穿秋裤就直接冲到外面，躺在还未消完全的雪堆里，雪水像烙铁一样麻痹我的神经。同学们把哭着的我从里面拽了出来。晚上，我母亲从镇里赶到我的学校，我怎么都不想再读书了。不光是因为很多人看到我没穿裤子的样子。
　　我的父亲叫郑立儒。他给我的哥哥起的名字是郑华。父亲希望哥哥成为一个画家。希望我文武双全，所以叫我郑斌。当我决定不再读书时候，我的哥哥已经去深圳的大学去读他的油画专业。而我的父亲也失踪了四年。我的父亲叫郑立儒。他是我们镇上唯一有高中文凭的教师。在1993年的春季，父亲所在的学校又一次职称测评。在已经轮过校长的表弟，教导主任的妻子等等这些之后，那年父亲等待多年的职称还是给了一位城里刚来不久的女老师。那是一个寻常的我已经没有什么特别记忆的下午。父亲将老式自行车停好立在院子里，拿着发白的绿色帆布包进屋前还抚摸了一下跪在地上玩耍的我。我的哥哥还说过那天饭后父亲还检查了他的数学作业。晚上母亲在磨房拴紧那头老驴的时候，听到院子里有自行车碾过的声音，她赶出去想问父亲去哪，但自行车和自行车上的人已经消失在春天的夜晚中了。
　　我的父亲叫郑立儒。从此我们再也没有见过这个消瘦的戴着啤酒瓶底一样厚的眼镜的男人。但是镇上小卖部的老谷见过，他在闩紧小卖部铁门的时候看到父亲正在推着自行车小心翼翼在已经冻得结实的河面上走，他疑惑郑老师这么晚会去哪，但是过了河的郑老师很快又蹬上了自行车。
　　我的背花了很久的时间才好。母亲甚至带我去了兰州的大医院。我趴在医院的床上等待药膏发硬的时间里不断想我接下来去做什么。从医院出来后母亲带我去理发。我的头像蛋清一样在理发师傅的手里打发出泡沫，剪刀剪下的头发不会像细菌一样还会再回到我的身体。最后剃刀慢慢在我的头顶上画出越来越多青色的头皮时，我感到记忆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体面。我在十三岁接近十四岁的时候，留在了医院旁边的这个理发店里。我的母亲是个强大又脆弱的女人，她像接受父亲与哥哥的离开一样，也接受了我对自己的安排。
　　我是一个非常爱讲话的人。我天生就是一个理发师。这是我师傅说的。当学徒时候，甚至后来当老板时候，总是将我这些故事能再讲一遍。从我的爸爸叫郑立儒开始。客人们爱听这些，我带着我在当学徒时候认识的小妻子，带着积攒的手艺和用皮筋捆扎好的钱，来到新疆的每个矿区。为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矿工们服务。我们租下其中一间宿舍，固定呆到一个多月。那时候矿区里的环境很差，我和妻子在宿舍外面放了很多小马扎，这些蓬头垢面的排队者里面有很多亲热地叫唤我小兄弟。当我渐渐将他们本来样子清理出来，让他们也露出青色的鬓角时，这种经历无论是几万次，每一次我还是会感到那年大病初愈的感觉。
　　我的妻子在十七岁那年就跟着我，一路吃了很多苦头。在矿区，她被时不时的爆破声吓出了轻微的心悸。在我们寄养在母亲身边的女儿到了上小学的年龄之后，我带着我瘦弱的小妻子，在家乡县城里整整齐齐地开始打理自己的理发店。开始履行父亲和哥哥没有尽到的责任。我在矿区时候讲的是家乡的故事。我在家乡，开始给我的顾客讲矿区的故事。家乡的人也开始亲热地叫我小兄弟。直到有一天我解下老大爷脖子上的毛巾，我的妻子正在扫地上的细碎的头发，老人在听完我矿区的经历意犹未尽地说，二十几年前，咱们这里去新疆煤矿的人很多的。我也去呆了几个月，吃不了苦回来了。我们村里有好几个直接就在那里安了家。有一个哪年矿井漏水死了，其他的现在都是很富裕了。
　　在他即将推开玻璃门的时候，我叫住了他。告诉他，我的父亲叫郑立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