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航天事业来说，酒泉是个闪烁着金子般光泽的名字。作为我国航天事业的发祥地，这里发射了11艘“神舟”飞船，100多颗卫星，它们探索太空的足迹使酒泉被誉为“承载着民族复兴光荣与梦想的土地”。
　　1968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和“长征一号”运载火箭运抵酒泉。当年，通信设施落后，从酒泉基地到北京的通信线路只有3条，从卫星发射场到全国观测台站，指挥通信和数据传输主要靠明线来完成，这就意味着，只要有一根电线杆出事，通信就会中断。为了中华第一星的发射，也为防止人为破坏、自然中断等现象，有关部门组织各省、市、自治区出动60多万民兵沿通信线路一字排开，风雨无阻，忠诚守护。这无异于一场人民战争，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每一个战位都被赋予了无条件的奉献。亲历者这样描述当年的情景：“每根电线杆下面都站着执勤的民兵，发射之前24小时，一直到试验任务结束不间断。”数十年后，我乘坐的汽车在苍黄的大地上奔驰，两边不时闪过的电线杆依然像挺立的哨兵从眼前飞逝而过。想象着当年人杆相立的场景，他们并不知道这种坚守与祖国的航天事业命脉相系，但这种原始的人海战术，的确在特定的时期特定的国情下，有力地保障了卫星发射时指挥信息的畅通无阻。
　　神舟十一号飞船的航天员是谁一直是个秘密，直到航天员记者见面会前才知道是一老带一新的组合。老航天员景海鹏其实年纪并不算老，但资历绝对算得上老，他是唯一三上太空的中国人。他的旁边是第一次参与太空飞行的陈冬，年轻帅气又带着徒弟一般特有的谦逊。他们穿着蓝色的航天服，手戴白色隔离手套，站在专用隔离玻璃后面向大家挥手致意。那一刻现场所有的人都满怀自豪，作为历史的见证者，从来没有与中国的航天英雄那么近！
　　景海鹏是个老兵。从航天员大队成立之初便被选拔进去。日复一日艰苦的训练，他克服了许多无法想象的困难。当再一次面对太空，他胸怀的不是英雄的豪迈，而更多的是职业的冷静。他知道，那些没有出征的战友，没有人付出的比他少，二十多年来他们朝夕相处，共同进步，就是为了有一天太空中出现中国人的面孔。无疑他是幸运的！有多少战友奋斗了整个青春，却无缘太空。英雄就是那个站在无数个无名英雄前面的人。
　　虽然身边的航天人经历过无数次发射成功的喜悦，这一次依然掩饰不住胜利的兴奋。整个航天城的清晨都被幸福的气息笼罩着。我想我要去一个地方，那个白杨林深处、大漠边界上的东风烈士陵园，把胜利的消息告诉那里的战友们。
　　孙继先的墓碑在一众青灰色的碑石前面，他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首任司令员，更为人所熟知的是，他在红军长征时期带领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的壮举。1958年，他又率领从朝鲜战场归来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千里挺进西北大漠，在“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的戈壁滩上，建起了我国第一个综合导弹试验靶场，开始了飞天圆梦的“新长征”。“死在戈壁滩，埋在青山头。”他言出必行，永远留在茫茫戈壁，听火箭飓风般吼唱，听战友胜利的欢呼。
　　前进的征途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有胜利的喜悦也意味着有奉献与牺牲。原子弹爆炸成功，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的运输方式，相当于一枚杀伤力极强的子弹没有合适的手枪发射出去，那么它的威慑力就无从谈起。于是，1966年导弹核弹结合试验展开。附近数百万居民被疏散，阵地上只留下距离发射平台100多米的地下控制室里的七名技术人员，这就是名垂青史的“两弹结合”“试验”“七勇士”，他们是：高震亚、王世成、颜振清、张其彬、刘启泉、佟连捷、徐虹。
　　“死就死在阵地上，埋就埋在导弹旁。”七个人都立下了生死状，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时任发射二中队分队长的颜振清的孩子刚出生，专门跑回去抱了抱这个小生命，还给妻子洗了几件衣服。他用一个丈夫最平常的举动，表达他的亏欠与不舍。徐虹是七人中年纪最小的战士操作手，只有22岁，他郑重地向领导表示：“如果我牺牲了，请组织追认我为党员。”
　　如今这七位生死兄弟中有四位已长眠于此，墓碑上的红色五角星依然鲜艳夺目。
　　岁月随着雁阵渐行渐远，大漠的呜咽中却分明传来他们当年集结时，一声声响彻云天的回声：“到——”“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