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走，热死了！这碑有什么好看的？女儿拽脚步近乎停滞的我。我索性站住，在炎炎烈日下仰望起面前这座光秃秃的“无字碑”，无语凝噎。
　　这座碑，它是属于父亲的。
　　这座碑在我出生前，就已矗立在这个名为“口镇”的东入口，也矗立在父亲下班必经的途中。很多年，这座驰名四乡、被默认为小镇符号的碑迎送着早出晚归的父亲，父亲也见证着它的起落繁华——与碑一路之隔的是联通北五县的汽车站，有车站自会有卖烟卖水卖副食的摊贩。因碑四周平整，两丈处还有一棵能遮风挡雨的老龙爪槐，所以货摊都集中在碑下，以致碑下成了一年四季都热闹的地方。所以父亲每天下班回到家便开始汇报：今儿碑下多了家卖啥的，在碑底下遇到谁谁了……
　　镇上的红皮蒜很出名，收获时节，整个镇的空气里都是蒜味，车站更是被卖蒜人填满。那年母亲也领着我们在仅有的二分四厘自留地里栽种了蒜，于是，在给卖蒜的父亲送零钱时，九岁的我第一次看到这座碑。
　　记忆很神奇，多年后的此刻，我依然清晰地记得那天的情景：穿过长街，沿泾惠渠岸边的白杨树荫下小心翼翼地走近碑时，一辆客车正从南边坡下爬上来，路两边一个个提着蒜辫子的身影迅速地扑上前。车还在滑动，长长的车身就被层层包围起来。开启的车窗前塞满了脑袋、手、蒜、钱。讨价还价的、成交后欢喜地飞跑回摊再拎的。
　　父亲呢？终于寻到父亲的身影了。身着毕叽蓝中山装的父亲，提着几辫蒜在人群后走来走去，瞅着车窗前黑压压的人影，好几次想挤又停下，明明有两次，已挨到车窗前，旁边挤上去另一身影，父亲扭头一看，便自动退了出来，那人则刷地踮起脚将蒜举到了窗口——果如母亲预测，书呆子父亲真是笨到家了。暗自急恼时，父亲干脆转身往回走。经过龙抓槐时，正在辫蒜的锁家爷笑：“你个老实娃，放着大个子不用，放开往前挤嘛，你这样谦让，到天黑也甭想卖掉一骨朵蒜。”父亲嘿嘿：“不忍心嘛，都是街邻。”言罢瞅到了碑下的我，意外又羞愧地笑：“咦，我女子咋在这哩？”我语带埋怨：“妈让我来送零钱！”省略了“母亲让我问你卖了多少”。
　　果然，父亲将蒜辫子丢回蒜堆，接过一卷零钱喃喃：“送啥哩，半天了一辫都没卖！”然后往碑根的石基上一坐，长吁：“唉，娃呀，人都不容易呀，要互相体谅谦让。”我早听惯了父亲这句解释（母亲说这是父亲一辈子为自己“无能没出息”找的最好理由），嫌弃地冲着他的背后仰起脑袋。
　　十几米高的碑在九岁孩子眼里堪称巍峨。椎体，三面分别朝着正南、正北、正东，父亲坐的正东这面上雕刻着一竖行字“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虽然蒙了厚厚的灰，但仍能辨出字是刷过红油漆的。见我瞅碑，父亲也扭头拧起脖子向上望，又扭过头嘿嘿：“我女子长大要照这句话去做啊，不要学爸软弱无能。”父亲的嘿嘿声里杂着浓浓的苦涩和无奈，令我莫名心酸，又似乎懂得了点什么。
　　14岁时，父亲在碑下将我送上长途汽车，我并不知道，汽车带我远离了小镇，却将父亲定格在了碑下——那年，抱着半岁的女儿探亲，午睡醒来，冲好奶粉，找不到女儿，母亲说肯定被你父亲抱到碑下去了。当时家已搬到了东郊，离车站也就几百米。和母亲向车站走，母亲嬉笑说，你父亲有精神病，这么多年，一有时间就跟孤鬼一样地坐在碑底下，问他干啥，他说看来往的车。我笑，书呆子父亲太寂寞了吧。
　　果然，远远地看到父亲坐在碑下。几年前泾淳省道从镇外通过后，车站基本废了，整天没有几辆车路过的车站很冷清，老龙爪槐也失去了踪影，在不知被何人何时刷成“无字碑”下的父亲消瘦的身影更显清寂。看到我和母亲，父亲脸上立时龟裂出密密的笑纹。女儿在父亲怀里欢喜地蹬腿，母亲责备父亲老瓜了，咋能抱孩子晒太阳吸灰尘？父亲憨笑脱口：“嘿，让她陪外爷等一回她妈嘛。”
　　闻言，我眼角一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