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20年05月27日
劳动的妇女是美丽的——魏常瑛小说集《凡人的故事》序
以普通劳动妇女为观照对象的文学作品总是以其所反映的细微的社会情态而给人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诗经·周南·芣苢》中“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描写了一伙妇女在野外采药时的欢快情景，虽然作为文学形象，她们的面目是模糊的，她们的命运也是未知的，但它反映出了远古时期的社会情状，进而给人带来美的联想。《红楼梦》中刘姥姥这一劳动妇女形象的出现是为了衬托贾府的荣辱与兴衰，是个陪衬人物，但无论是其对社会情态的指向还是其自我形象的行走都不失光彩。《金瓶梅》里的金、瓶、梅等劳动女性因其“肉体的行走”而备受争议，但也因其通透的社会指向而成千古风流。“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文学作品中的劳动妇女形象更如珠光璀璨：祥林嫂（鲁迅《祝福》）、大堰河（艾青《大堰河——我的保姆》）、李双双（李准《李双双小传》）……基于上述原因，魏常瑛作品集《凡人的故事》中对陕北劳动妇女的细致描写与深情关注让人读后难以释怀。
小说《剪鞋样》发表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主人公仙芝姑娘爱上了朝气蓬勃的同村小伙子满喜，但她却羞于表白，随着时间的流逝，满喜开始谈婚论嫁，有人上门给他提亲，这时的仙芝有点急了，用怎样的方式既可以掩饰自己羞于启齿的心事又可以去满喜家打探消息并表白自己的想法呢？她想起用“求干妈剪个鞋样”这么一件事来加以掩饰并成功接近了满喜家，最终收获了自己的爱情。小说展现的是社会变革中的人物情状，主人公具备了对命运的反思能力，渴望以积极进取的姿态来融入社会，从而改变已经固化的陕北劳动妇女形象和个体命运。小说所要表达的不再是那种以“封闭、落后、依附和羞答答”为标签的惯性平面的思维认知，它彰显了陕北作为一个地方的丰富和明快以及陕北妇女应对事物的机敏、权变等更加多维立体的个性元素。《剪鞋样》似乎并没有在意逻辑上的另一种可能性：如果前来满喜家相亲的姑娘当天相中了满喜，那么主人公仙芝又该如何挽回自己的颓势呢？但其实这个假设无关乎人物的塑造和主题的升华。当仙芝决定去满喜家表白的那一刻，她大胆、泼辣的个性描写和积极进取的主题思想就已经揭示完成。
一篇《剪鞋样》要向人们表达出对时代的认知，显然是单薄了一些，所以在时隔三年之后，作者又创作了《后山村的女人们》。这篇小说以六个人物故事各自独立成篇，延续了《剪鞋样》对特定历史时期人物情状的描写，突出主人公对个体命运的反思能力，但是在主题的揭示上却较《剪鞋样》沉稳了许多。在一次劳动之中意外受伤的刘大奶奶躺在炕上动弹不了，在孤苦无依的情状之下，她脑海里翻腾起许多过往的事情，而最为清楚的回忆是她年轻时与一位“总是不远不近地跟着她”的拦羊哥哥（后来当了红军）灵光一闪的倾慕和稍纵即逝的爱恋之情。显然主人公脑海里翻腾着的是对既成命运的最大疑问。《剪鞋样》中的仙芝和《刘大奶奶》中的刘大奶奶面对同样的问题，但却是以不同的态度作出了不同的选择。人对事物的认知总是难以超越特定的时代，这就是作者和作品中的人物都必须面对的、所谓时代特征。
与《剪鞋样》《后山村的女人们》一人一事的叙事模式相比较，中篇小说《不是童话》则是以宏大的叙事背景向我们展示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陕北贫苦农民的生活画卷。小说通过小主人公兰兰的记忆，描写了一个农民家庭因生活所迫前往“南路”逃荒的故事。兰兰和她的弟弟由父母亲领着，一路上历经千辛万苦逃到了“南路”的某个地方，但他们的付出并没有马上得到回报，父亲在一次上山打柴时被一棵砍倒的树压死了，一家人的苦难更是雪上加霜。为了活命，母亲只好将兰兰卖掉……在小说的叙事背景中，男人和女人不再作为具体的社会角色存在，而是以动物的本能存在着。为了一口饭，为了活下去，他们都在苦苦地挣扎着，但是在面临生死的紧要关头，第一个作出牺牲的还是作为女性的兰兰。
母亲和母爱是一个非常大众化的话题，如果不能将其放置在时代的热点上或历史的场域中进行叙事转换，则叙事的意义就会流于一般。这一点魏常瑛是清楚的，她也做到了。
魏常瑛耗其半生的心血，以血肉交融的文字为我们呈现了诸多时期陕北劳动妇女的感人形象，她是将女性人物置于常态化的社会生活中进行人文关注，而不是浸淫于女权和女性主义、“铁姑娘”和“小女人”的陈腐气息中不能自拔。这些文字是理性的，既包含着她关注现实生活、坚定地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态度，也包含着她对陕北劳动妇女生活情状的理解与严肃的思考。透过陕北劳动妇女的生活影像，既对历史进程中陕北这一特定的文化符号和地域符号做了恰当的解读，也对她们的精神品质和命运走向给予了积极肯定，从而构成了一幅陕北劳动妇女的美丽影像。同时，这些文字也是感性的，小说中出现的年轻劳动妇女虽然没有天仙的环姿玮态，但个个端庄俊俏，美丽袭人。从外在的容貌到内在的心理情感再到结局的处理上，处处都能看出“情到深处”的感性描写。我倒觉得，在文本结构与艺术的表达中，如果“发乎于情”而未能“止乎于理”，则势必对主题的升华造成一定的伤害。另外，作者在语言表达上较多地使用地方语言，也会影响语言的流畅感。但从这些方面也恰恰形成了魏常瑛的小说特色，由此，我们对她今后更加出色的小说创作的期待将不会是遥远的事情。（文章有删节）
小说《剪鞋样》发表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主人公仙芝姑娘爱上了朝气蓬勃的同村小伙子满喜，但她却羞于表白，随着时间的流逝，满喜开始谈婚论嫁，有人上门给他提亲，这时的仙芝有点急了，用怎样的方式既可以掩饰自己羞于启齿的心事又可以去满喜家打探消息并表白自己的想法呢？她想起用“求干妈剪个鞋样”这么一件事来加以掩饰并成功接近了满喜家，最终收获了自己的爱情。小说展现的是社会变革中的人物情状，主人公具备了对命运的反思能力，渴望以积极进取的姿态来融入社会，从而改变已经固化的陕北劳动妇女形象和个体命运。小说所要表达的不再是那种以“封闭、落后、依附和羞答答”为标签的惯性平面的思维认知，它彰显了陕北作为一个地方的丰富和明快以及陕北妇女应对事物的机敏、权变等更加多维立体的个性元素。《剪鞋样》似乎并没有在意逻辑上的另一种可能性：如果前来满喜家相亲的姑娘当天相中了满喜，那么主人公仙芝又该如何挽回自己的颓势呢？但其实这个假设无关乎人物的塑造和主题的升华。当仙芝决定去满喜家表白的那一刻，她大胆、泼辣的个性描写和积极进取的主题思想就已经揭示完成。
一篇《剪鞋样》要向人们表达出对时代的认知，显然是单薄了一些，所以在时隔三年之后，作者又创作了《后山村的女人们》。这篇小说以六个人物故事各自独立成篇，延续了《剪鞋样》对特定历史时期人物情状的描写，突出主人公对个体命运的反思能力，但是在主题的揭示上却较《剪鞋样》沉稳了许多。在一次劳动之中意外受伤的刘大奶奶躺在炕上动弹不了，在孤苦无依的情状之下，她脑海里翻腾起许多过往的事情，而最为清楚的回忆是她年轻时与一位“总是不远不近地跟着她”的拦羊哥哥（后来当了红军）灵光一闪的倾慕和稍纵即逝的爱恋之情。显然主人公脑海里翻腾着的是对既成命运的最大疑问。《剪鞋样》中的仙芝和《刘大奶奶》中的刘大奶奶面对同样的问题，但却是以不同的态度作出了不同的选择。人对事物的认知总是难以超越特定的时代，这就是作者和作品中的人物都必须面对的、所谓时代特征。
与《剪鞋样》《后山村的女人们》一人一事的叙事模式相比较，中篇小说《不是童话》则是以宏大的叙事背景向我们展示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陕北贫苦农民的生活画卷。小说通过小主人公兰兰的记忆，描写了一个农民家庭因生活所迫前往“南路”逃荒的故事。兰兰和她的弟弟由父母亲领着，一路上历经千辛万苦逃到了“南路”的某个地方，但他们的付出并没有马上得到回报，父亲在一次上山打柴时被一棵砍倒的树压死了，一家人的苦难更是雪上加霜。为了活命，母亲只好将兰兰卖掉……在小说的叙事背景中，男人和女人不再作为具体的社会角色存在，而是以动物的本能存在着。为了一口饭，为了活下去，他们都在苦苦地挣扎着，但是在面临生死的紧要关头，第一个作出牺牲的还是作为女性的兰兰。
母亲和母爱是一个非常大众化的话题，如果不能将其放置在时代的热点上或历史的场域中进行叙事转换，则叙事的意义就会流于一般。这一点魏常瑛是清楚的，她也做到了。
魏常瑛耗其半生的心血，以血肉交融的文字为我们呈现了诸多时期陕北劳动妇女的感人形象，她是将女性人物置于常态化的社会生活中进行人文关注，而不是浸淫于女权和女性主义、“铁姑娘”和“小女人”的陈腐气息中不能自拔。这些文字是理性的，既包含着她关注现实生活、坚定地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态度，也包含着她对陕北劳动妇女生活情状的理解与严肃的思考。透过陕北劳动妇女的生活影像，既对历史进程中陕北这一特定的文化符号和地域符号做了恰当的解读，也对她们的精神品质和命运走向给予了积极肯定，从而构成了一幅陕北劳动妇女的美丽影像。同时，这些文字也是感性的，小说中出现的年轻劳动妇女虽然没有天仙的环姿玮态，但个个端庄俊俏，美丽袭人。从外在的容貌到内在的心理情感再到结局的处理上，处处都能看出“情到深处”的感性描写。我倒觉得，在文本结构与艺术的表达中，如果“发乎于情”而未能“止乎于理”，则势必对主题的升华造成一定的伤害。另外，作者在语言表达上较多地使用地方语言，也会影响语言的流畅感。但从这些方面也恰恰形成了魏常瑛的小说特色，由此，我们对她今后更加出色的小说创作的期待将不会是遥远的事情。（文章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