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恋恋不舍地掉进西边的地平线。我们送走了又一个漫长的白天。暮鸦驮着余晖呼叫着忙忙归巢。长庚星最早出现了，接着出来的星星数也数不清。月亮悄悄地爬上秦岭的二郎山头，一会儿就像一个银盘挂在了天幕上。晚风从遥远的地方吹来，满地的庄稼像流水一样起起伏伏，村庄的树叶数杨树哗哗啦啦地最响。庄户人家的窗子和门有了摇曳的灯光。这时正是人们收工回家喝汤的时分。真正的夜晚，就这样有条不紊地降临了。
　　但我们还没有玩够呢，我们不想早早地就被按在土炕上睁着双眼去睡觉。我们白天的玩刚刚收场，而属于夜晚的玩才刚刚开始。好像商量好了似的，其实是心照不宣，我们一个个悄悄地溜出家门，便汇集到村东空空荡荡的大场面上。然后我们就兵分两列，手挽了手，相对高唱叫起阵来：“珠珠铃，跑马城，马城开，叫谁来，叫你伊伊娃子碰城来！”对方这时就遣一猛将，猛将“呸”地给掌心吐了口唾沫，憋足了劲儿，气势汹汹地冲刺过来。猛将若碰开了城，会就手抓一个俘虏回去，得意扬扬。猛将若碰不开城，就立马变成了狗熊当作俘虏被留下，搓着双手一副不自在的样子。
　　那时的冬天特别寒冷，寒风无情地撕扯着大地上的一切。我们脚上穿的布鞋前面总是有破洞，经常“大舅”“二舅”就露出来，穿的衣服除补丁特别多外，旧棉花也常拥作一团，风就直往身体里钻。最是那鼻子和耳朵无遮无拦，露在外面被冻得通红通红。寒冷是魔鬼，它们四处寻找专拣孩子们欺负，于是，我们就找一个背风的墙角，一块儿挤围围。我们那时都非常卖力，直挤得身上发热、头上冒汗，将寒冷驱赶得无影无踪。
　　而一年四季晚上玩得最多的还是捉迷藏。面对这个世界，那时我们还有些躲躲闪闪，我们通过捉迷藏开始体验漫漫人生。捉迷藏是智力游戏，游戏要求藏得深，找得妙，时间一长我们不管是藏还是找就很有经验了。我们最不爱藏在猪圈里，猪笨，嘴里哼哼着老顶人屁股。倒是牛棚最好隐藏，牛高大又好脾性，一群牛腿里多出几条孩子的腿谁也弄不清。捉迷藏要胆大心细，最危险的地方可能是最安全的地方。那时我们一夜一夜地藏，也一夜一夜地找，等生活真正摊到了眼前，我们就没法再藏了，只能勇敢地站出来面对生活了。
　 20世纪70年代初，家乡还没有通电，我们总是很不情愿地等来一个又一个夜晚。黑漆漆的夜晚，我们重复唱那些歌谣，讲那些故事，无休止地捉迷藏，但终于还是有些无聊了。好在几个月能看一场露天电影，这简直成了我们的盛大节日。
　　那时偌大一个县才只有几个电影放映队，电影队走乡串村巡回放映，要看一场电影对我们来说真是望眼欲穿。我们成天打听放电影的消息：消息在亲戚朋友那里，消息在同学们中间。有时为看一场电影要跑几十里路，我们追着星星，追着月亮，去时一满是兴奋，回来全然是满足，兴奋与满足让我们忘了路途的遥远与身体的困倦。
　　那时放电影时，电影队要事先踩一个放映点。若轮到我们这一块放电影，点往往就选在我们村口的学校门前。谁让我们村子是周围村子的中心呢，为此，我们村的大人和小孩就特别得意。
　　放电影的器材半下午就拉来了。它已准确无误地放在了生产队的仓房里。那时学校放学特别早，但太阳却迟迟不肯落山。夕阳里，我们终于看见了放电影的老王和老权，他们骑自行车的身影出现在了村口。于是，大家急切地询问电影片名。若是新电影，当然给我们带来的是大兴奋；若是老电影，我们也一样不会失落。
　　那时的电影片不多，当时还有一段顺口溜：“中国的新闻简报，越南的飞机大炮，朝鲜的哭哭笑笑，罗马尼亚的搂搂抱抱，阿尔巴尼亚的莫名其妙……”那时我们看得最多的中国影片是《暴风骤雨》《白毛女》《奇袭》《渡江侦察记》《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等；外国影片是《列宁在一九一八》《桥》《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打击侵略者》《多瑙河之波》《看不见的战线》《卖花姑娘》等。有些电影翻来覆去不知看了多少遍，以至故事情节和人物对话我们都会演绎了。
　　在我们村口放电影我们便占了先机，早早地就将短凳长凳占好了位置。天终于黑下来了。发电机急促的运转声给场地带来了一片光明。欢呼声笑闹声其时已混成一片。那时放正式片前还经常放一些幻灯片，配幻灯片的是老王说的快板。老王的嘴真能说，我们就特崇拜老王了。放电影的时候全场一下子变得无比安静，放映机转动的声音竟显得分外清晰。早期的电影多是黑白片，片子老化银幕上也多出现划痕和雪花点，放映机卡片时还会出现烧片现象，幸亏老王老权技术高手下快，才不至于放映发生中断。那时的电影胶片也少，经常需要去其他放映点跑片，片子跑不过来就只有耐心等待了，为此，一场电影常常要看到夜阑更深。
　　记得当年看《南征北战》时，我就记住了国民党将领张灵甫。不想多少年后，我才知道他是我们陕西长安人。张灵甫是抗日英雄，却死于内战，他的职业军人的优秀品质，连当时的粟裕大将都为之肃然起敬。更想不到的是，有一年在西安，我与张灵甫的儿子张道宇在饭桌上竟不期而遇了。我曾在一位藏家手里见过张灵甫写的字，就去拍照给张道宇留了纪念。相对一笑，历史就被翻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