披衣队长赵宝德的大女儿，嫁给了熊官寨张家。张家在熊官寨可是个大户族，三代都是弟兄七八个，大半个村子都是这一蔓传下来的。大女儿的大伯子哥是他这一辈的老大，下面还有五个兄弟，两个妹子，老大早早地就接替了在西安城一家大厂退休的父亲，进城当了工人。
　　八十年代初，城乡差距可谓霄壤，乡里人若能进城当工人，将农业户口变为城镇户口，吃商品粮，不啻于古时科举中状元，因而当允许退休工人可以由一名子女顶替接班的政策出台后，就犹如热油锅里溅进了几滴水，几乎在每个家庭都炸响了，又喜又忧，都是亲生的，手心手背都是肉，叫谁去，不叫谁去，活活能把每家的父母熬煎死咧，父子反目，母女成仇，兄弟相争，姐妹互咬，几乎成了那个年代家庭的普遍现象，不亚于一场内战。而张家老大世田，就是在经历了长久的争斗，终于达成了以下条款后才勉强接成班的：一、每个兄弟姐妹的大娃，结婚费用由世田负责；二、兄弟姐妹不论哪家若到西安办事、看病，世田必须负责食宿，联系医院；三、两位老人的后事开销，全由接班者负责。
　　世田人长得排场，心地善良，干活不惜力气，进厂后，只知默默工作，几乎年年都是先进个人，很快就当了班长、工段长，直至车间副主任，这时就有同车间的女工菊芳向他送上了秋波。世田深知自家状况，本想在家乡找个乡下姑娘，但招不住菊芳疯狂追求，于是不顾双方家庭的反对，两人便私定终身。要知，那时一个家在农村的小伙，能寻下一个城市姑娘，也算是烧了高香了。菊芳她爷当年是从东北支援大西北来西安的，她爸、她叔一大家子都在这个厂工作，到她这一代，也算是老西安了，西安话说得比东北话还溜。
　　人呐，青春年少，情窦初开，花前月下，海誓山盟，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一切都是美好的，可洞房花烛之后，接下来面对的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这才是真真切切的生活，这就进入到了吃喝拉撒阶段，这个时候也才是矛盾产生和爆发时期。若是双方条件相当，门第相等，倒也罢了，偏偏一方全家在城里，一方又全都在农村，而且还有那约法三章，这日子就可想而知了。世田弟兄们多，事情自然也多，今天不是老二家的大女子有病了，明天就是老五家的媳妇有病了，反正几乎每个月都有人要来西安，来了，就理直气壮地吃住在大哥家。大哥一方面要忙于工作，另一方面还得抽空联系医院，这都好说，到了晚上，虽然他当了车间副主任，也分了一间半的房子，外屋打个地铺勉强能安顿弟兄歇下，但农村人的生活习惯却常让菊芳无法忍受，虽说是水泥地面，那时还没时兴装修，却常常痰迹斑斑，有时，菊芳上厕所时，看到便坑里根本就没冲水。东北人本身就性直嗓门大，忍不住一提醒，世田的兄弟们以为是弹嫌自己，就也不服气，这就吵开了。这时最难受的就是世田，明知是自家兄弟姐妹不对，也不敢说，只能是和稀泥，岂不知，这一和，两方都不愿意了，认为世田不向着自己说话。所以到后来，世田干脆把来城里的弟兄们，全都安顿在城中村的小旅社，这样虽然安生些，但经济上就有些吃不消呵。
　　世田的基本工资42元，加上奖金、加班、补贴不到十元，每月工资全部交给菊芳，留给自己的也就是十块不到。乡下来人住店，加上吃喝，日子短了还罢，若住上几天，或是一月来几拨子，只好在外面借账，所以世田不仅心里苦，生活上更苦，为了多挣几个钱，他常常下班后还帮车间工人干活，那时已实行了计件计酬，好挣俩钱，因为还有好几个弟妹的娃眼看着都要成家了。同事们在外相聚，喝个小酒，他从不敢参加，因为他深知礼尚往来的道理。时间一久，菊芳得知，又不答应了，于是三天一大吵，两天一小吵，成了家常便饭，到后来，夫妻常常打冷战，经常十天半月不说一句话，非得说的事，就靠女儿来传话。
　　世田婚后第二年，就有了女儿，女儿长得可爱，性格也活泼伶俐，可稍大一些，懂事了，在这样的家庭环境当中，就慢慢变得沉默寡言，一放学，就把自己关在房子里，看自己的书，写自己的作业，原来一听父母吵架，心里就嘡嘡，浑身就发抖，小猫一般央求道：“爸爸妈妈，别吵了。”后来习以为常，干脆就不管了，有时甚至撂下一句：“能过就过，不能过就离婚算了。”刚一考上大学，就住进学校，不再回来。
　　菊芳人不坏，就是性子急，有事憋不住，嗓门又大，世田呢，性格内向，平时也能忍，但忍不住时，发起火来更吓人，一段时间，常常忍不住摔东西，有时又莫名其妙地独自流泪，抑郁与狂躁并存。女儿后来找了个大学同学，结婚后就随老公到了南方，不太与父母联系。菊芳、世田两人退休后，左思右想，还是女儿说的对，于是双方心平气和地谈了一席话，世田平生第一次喝了大半瓶西凤，就办了离婚手续，家里的一切都没要，留给了菊芳，独自回到了老家，住到了一间厦房里，他后来常常给人说的一句话就是：“门第很重要，门不当户不对，总有一方抬不起头，最终也不会有好结局，我这是用一生的婚姻换来的教训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