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回家给父母立碑。
按老家风俗,老人去世三年后的忌日都要“过事”(待客)的,我没有,因为弟弟觉得他光景不如人,不愿过。今年是父亲去世十周年,父母含辛茹苦一世,我想借着立碑了却一段心愿,告慰双亲我们都过上了好日子,让他们不要牵挂。
父母过世后便很少回去了,村里的变化之大令人难以置信:先前的一条坎坷不平的土路变成了三条笔直的水泥路,两边有水渠和路灯,感觉像城里一样干净整洁。这条路我走过许多年,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泥泞不堪;家家户户都修起了平板房,明窗净几,院墙用砖砌成,外面齐整整地灰成了白色,以前高矮不一的破瓦房、土窑洞及参差不齐的土坯墙荡然无存;沟湾的那一片原来是一堆破瓦房,旁边有个大涝池,是村里饮牲畜和沤麻的地方。盛夏的日子,涝池边的老槐树上蝉声一片,正在洗衣服的妇女还没反应过来,一群孩子“噗里噗通”便跳进去了——这里是他们的乐园。孩子们从东头游到西头,然后再潜到另一边开始戏水,整个涝池都沸腾了……这片区域承载着我太多的童年往事,我在长篇小说《沉重的房子》里曾浓墨重彩地描述过,因此每次回家都要去涝池边转一圈。涝池旁杂草丛生,几乎被淤泥和垃圾填平了,心里一阵莫名的凄然。
然而这次回去,之前的景象都看不到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大广场。广场中间建了亭子和走廊,四周栽满了鲜花。那棵长在沟湾的老槐树被保护起来了。沿着沟湾往下走是大坡沟,小时候一到冬季,所有男孩子都要下沟上洼砍柴的。由于砍的人多,山峁上几乎都光秃秃的,我们只好去很远的地方砍,常常回来的时候已日落星稀,两条腿沉得拖不动。有人铤而走险砍悬崖峭壁上的柴火,结果连命都搭上了。如今村里早就没人砍柴了,家家果园剪下来的枝条都烧不完,许多人用上了液化气或电磁炉。退耕还林十多年,沟里郁郁葱葱,灌木丛生,之前荒凉贫瘠的大坡沟变得山清水秀,破烂不堪的沟湾也被填平了。
当年我们家的土窑洞就在沟湾下面,大雨的时候门前成河,窑掌后从涝池渗下来的水滴答成串,变成一股小溪。入夜雨仍在下,一家人都不敢睡,定定地望着窑顶,不知什么时候会塌下来……那年的雨水特别足,涝池的水溢了出来,在窑前形成瀑布,窑掌的水也蓬勃壮大,突突地往外冲。母亲惊恐万分,边喊着让我们出去边抱着弟弟往外跑,一家人刚转移到对面的砖瓦窑里,土窑轰隆一声便塌了!母亲哭诉着锅碗瓢盆都没拿出来,父亲说一家人能保住命已不易,人要知足啊!第二天队上见我们无家可归,协商后让我们住在饲养室。饲养室的旁边是羊圈和牛圈,臭气熏天,饭都吃不下去。在大家的帮助下,我们垒了三间土坯房,用的都是别人拆下来不用的料。土坯房四面透风,冬天里面滴水成冰,夏天躺在炕上能看见星星。雨脚如麻,屋里大盆小盆都用来接水了。母亲常叹息啥时能住上不漏雨的房子,父亲“吧嗒吧嗒”地吸着旱烟沉默不语。说是三间瓦房,其实还没别人一间房子大。屋里一面大炕,一家人都挤在上面。孩子小了还好说,两个姐姐出嫁后我也订婚了,可家里的地方不容我把媳妇娶回家。贫贱夫妻百事哀,记忆中父母经常吵架,母亲哭诉最多的便是这辈子能把房盖起来,明窗净几,冬天坐在炕上也能晒上太阳呵。
那时我与妻子订婚已经三年了,没地方结婚,于是咬咬牙去延安打工了,想着这一去便不再回去重复父母的老路。在延安落脚后我便将妻子接了上去,两人在厂区外的牛毡棚里搭了个窝,满心欢喜。说实话,牛毡棚并不比家里的房子好多少,外面看和牛圈差不多。因为是土坯结构,冬天还好些,夏天闷热无比,雨天顶棚上叮叮咚咚,屋里也是大盆小盆地接。那一年的夏天,我从北京学习回去,晚上突降暴雨,午夜时分听见邻居在外面拼命地喊叫,打开灯一看洪水已与土炕快齐了!妻惊呼一声,我们顾不得拿任何东西便跑了出去……此后的日子,拥有一间房子成了我们最大的梦想——当然,让父母能住上新房也是我的夙愿啊!
几年后母亲到延安看我,见牛毡房如此破烂不堪,眼泪便下来了。母亲是南方人,逃荒到陕北嫁给了父亲,过了一辈子穷苦日子,不如意,常盼着我们兄弟姐妹能把光景过好,特别是我离开农村后,希望便寄托在我的身上,谁知我住的房子比家里还要差呀。母亲是个要强的人,回去后村里人都问我住在几楼?母亲就用别的事把话岔开了。母亲临走前说儿呀你一定要争口气,把楼房住上,那时我和你大再来,脸上也有光了呀。后来企业破产,我来到西安,在城中村租了一套50多平米的两居室,母亲看病时住了一段时间,说啥时候你们自己能有这么一套房子就好了。说着又开始唠叨我弟在村里啥时能把房子盖起来,哪怕让她住上一天也心满意足了。我说妈房子会有的,您就好好看病吧……
父母在的时候,总觉得他们还会活很久,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来了却他们的心愿。没想到两个老人说不行就不行了,先后几年时间便匆匆离去,“十年生死两茫茫。”母亲被确诊为肺癌后,我带她回了一趟老家——母亲念叨了一辈子都未曾回去过的老家。母亲是江苏人,从小过继给别人,后来又到了河南,小时候听母亲说得最多的是徐州和上海,但她也不能确定自己究竟是哪里人。根据她说的那个镇和村的名字,我们找到了那个地方,问了一圈人都说不知道,只好带着她悻悻而归。母亲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念叨着想回老家一趟,看看家里还有些什么人,可惜我无能为力,只能让她带着遗憾离开了。
立碑的时候村里人都来帮忙了。弟弟的房子盖得很气派,琉璃瓦,大开间,玻璃窗户,院子也很宽敞。大门外停着小车——一眼望去,许多家门前都停着车,这在十多年前是根本无法想象的啊!记得小时候村里最先进的交通工具是一台拖拉机,逢集的时候村民争先恐后往上挤,挤不上去的人只能翻山越岭走几十里山路。到镇上上学要走近十里路,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紧赶慢赶还是迟到了,被老师拉出去罚站。那时候村里有自行车的人很少,常常梦想着能有一辆,无奈家里条件太差,买不起啊。
碑很快便立起来了。我匍匐在父母的坟前磕了几个头说:“大,妈!我给你们把碑立起来了,以后的清明节都会回来。我弟把房子盖起来了,很宽敞。中间的那屋盘了炕,是留给你们的。我在西咸新区也有了自己的房子,四室两厅两卫,还买了地下室和车位。房子冬天有暖气,夏天有空调,小区环境比原来那个城中村好多了。还有你们的几个孙子都考上大学了,有的都毕业参加工作了,你们辛苦一生就安息吧,不要为我们操心啦,我们都过得好着呢。”
那天阳光灿烂,也没下雨。碑立在弟弟的果园里,果花含苞待放,昭示着又是一个丰收的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