倏忽间，我早过了花甲之年。刚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时，还想着在位时的一些未竟之事，多多少少有些遗憾。很快，无拘无束的生活节奏和自由闲散的呼吸便使我将这些遗憾忘得一干二净了。随之而来的是绵绵不断的怀旧思绪。儿时的那些万般灿烂的阳光，那些发生在我人之初的或幼稚、或可笑、或滑稽的经历，时不时地在脑际浮现。想着想着，要么窃喜或捧腹大笑，要么即刻陷入一种长久的沉思中。我想，历史真就是哲人说的，是设计师，是雕塑家。一个人的生命轨迹，是既定的。一生做什么，怎么做，都是设计师和雕塑家做主的，个人只是受他的指使和遥控而已。
　　记得2006年的夏秋之交，蒙中国作协创联部的恩惠，我去北戴河的创作之家疗养10天。王蒙老先生也去了，虽然不和我们住在一起，但天天可以见面。同仁告诉我，老先生正在这里创作一部新的长篇小说，也要拿茅盾文学奖呢！这句不经意的话对我而言，是小小的刺激。老先生年事已高，还在奋笔创作，我为何不可以利用这几天闲暇时间，尽其所能，也写点粗浅的文字呢？决心已下，我即谢绝了几乎所有的外出参观之旅。在屋内苦思冥索，终于像挤牙膏一般写出了七八篇忆旧的文稿。本打算在这个基础上再集中时间写下去，以期集结出个册子，可是回来之后公务缠身，便无暇顾及了。这一放，就是十年。
　　2016年的春节刚过，在由陈长吟先生主持的一位女作家的作品研讨会上，多位评论界人士除了点评作品外，还讲了当下散文创作的趋向及存在的问题。其中，谈到了主题散文创作的缺失。其理由是，当下不少散文集是将过去发表过的作品整理出来，按内容分辑或分类成书。书中的内容广泛但也庞杂。提倡作家集中提炼生活，选好一个主题进行创作。这个观点使我豁然开朗，让我即刻产生了一种认同感。我先前写的文章，多是儿时的回忆，是一些乡村记忆，如果主题再集中和明确一些，也许能成为一部散文集。这种想法让我的写作意识更清晰，主题也更明确了。
　　对于乡村记忆，我考虑最多的是它的历史的真实，即尽可能地将往事原汁原味地表现出来，不要过分粉饰，也不要更多的忌讳。除了追求语言技巧和构思的新颖外，就是写实。包括人物的形象、事件的始末，也包括使用那个时代的特定语气和言辞，让读者读到一种亲近和亲切。这种亲近与亲切，就源自原乡文化的原生态、乡愁的民族文化内质，以及它和现代文化的血脉传承意蕴。
　　我的写作过程，就像一次脱胎换骨，由原来的“我”变成了另一种“我”。明显的变化是关于生命的认识以及对待生命的态度。如果在此前还想着如何拼搏、奋斗，非达到一种目的不可，那么60岁以后这种勇气和执念就大大弱化了，甚至完全丧失了。接下来的感受就是光阴如梭，时间过得太快、太仓促，我在不知不觉中变老了。
　　再下来的思考就是如何珍惜今后的生活。
　　有一次回老家看望父母，吃完饭时，父亲突然放下手中的碗筷，“唉”的一声长叹后，说道：“现在的日子好了，顺当了，我却老了。人这一生还不如草木，草木有来年，人去了就永远消失了。”母亲是虔诚的佛教徒，她接过父亲的话茬说：“你甭叹气，人有来世。这一辈子积修得好，来世还会过好光景。”我听见父母的对话，心里也“咯噔”一下。父母都是八十开外的人，有这些感叹和认知不奇怪。而我今后的光阴还漫长，假如该做的事不做，就会留下太多的遗憾。这次探亲成了我的思想升华的里程碑。无论怎样，我所热爱、倾心的文学创作和书法决不能丢弃，更不能放弃崇高的精神目标追求。写作和书法研习是我后半生的再“进修”。而《原乡记忆》创作必须以新的心态和激情去完成。
　　在接下来的创作中，我的思绪如同插上了翅膀，越飞越高，越飞越远。我把我经历过的、目睹过的，或者是听闻过的故事，都写下来，然后再修改和润色，直到较为满意。
　　从2015年的冬季开始，我除了处理在省政协工作岗位上不得不处理的政务和陕西文学基金会的业务，大大减少社会事务和平时的友情聚会，腾出更多的属于我的时间，来完成这份“作业”。我打心里赞叹党中央的“八项规定”，它使我免除了不少看似重要其实却无关紧要的谋面和饭局，也少了许多徒费光阴的“谝闲传”和清谈。我甚至想换一身长袍，去秦岭深处的一座古刹住下来，一边呼吸那里清新的空气，吃山里的干货和菜蔬，一边静静地书写。可是我的想法并不现实。儿子说：“爸，你要是进山去住，我就把你的孙子送过去，由你看管，你看怎么样？”我知道这臭小子是听了他母亲的话才这样说的，于是不再提及此事。
　　终于，在戊戌年春节前夕，我拿出了初稿。如前所述，除却一些篇目为20年前草就，个别文章也发表过，主体文字还是新近所为。“原乡”其实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它既有家乡的含义，也有我后来走过的“故土”，这是我心目中的“流动”的“家乡”。原乡的文化蕴含是什么？是平静而清迈的田间地头和村舍家园所散发的文化气息；是农耕文明留给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的文化证物；是祖祖辈辈言传身教的精神标识和人文形态；是维系数千年中华文明的根系与基石。
　　平时读古诗词，对田园诗篇尤为爱恋。《诗经》中的许多描写，让我更加热爱我的故乡，即周文明的发祥地武功（旧时称有邰）。《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辞》我曾背得烂熟。杜甫的“三吏”“三别”，白居易的《观刈麦》也曾让我遥想多多，思绪绵绵。后来又读宋、明、清诗人的田园诗，觉得其艺术成就也是相当高的。如宋人雷震《村晚》诗：“草满池塘水满陂，山衔落日浸寒漪。牧童归去横牛背，短笛无腔信口吹。”明朝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其一)》：“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清代诗人张裕钊《无题》：“农家夏日最奔忙，偶趁清风追晚凉。夜月柳阴人半寝，村翁荒渺说隋唐。”这些田园诗篇的意境表达让我对原乡文化体味更深更浓，也直接影响了这个集子创作的立意。我需要对整个文字再润色。族亲雷锁甲知晓此事后，再三表示要帮我。他与黄兴良合作，在西安大唐芙蓉园南大门的东侧开办了“百聚良”道文化馆。那里环境幽静，食宿方便。黄兴良馆长也非常热爱文化，他们邀请我来这里改稿。从正月十五日到二月二龙抬头，我就蛰居在“百聚良”之中。累了，在阳台上远眺，静观昔日皇家园林的风姿；乏了，去厅内踱步，潜心欣赏任老先生的书画作品。“道非道，非常道”，这半余月的写作生活既空寂又充实，这是退休之后新生活的“高新区”，我十分惬意。
　　时光依然流逝，不可断阻。
　　我仅用这些粗浅的文字描述我的原乡，抒发我的乡愁。我祈盼时光老人和亲爱的读者一起，留住这记忆、这乡愁。
　　（本文系《原乡记忆》一书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