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盖
　　小说《浚稽山》的序言中，已故作家红柯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浚稽山》以苏武李陵为主线，在战争的背景下写他们与匈奴女子的爱情故事，很有一点《战争与和平》的意思。”在作者杭盖的写作意图中，他愿意在宏大叙事之外，用历史的细节还原那些已经在史籍、戏曲中被反复述说的历史人物。
　　这就像他倾向并擅长于描摹自己心里的那片桃花源、乌托邦，或者说这就是“杭盖”——杭盖是作家惠新源的笔名，而“杭盖”本身是一个古老的蒙古语，意即山林，有蓝天、白云、草原、河流、森林的地方。翻开《浚稽山》，马头琴呜咽声中，打马走过草原，苍凉悲壮的草原大漠里，战争与和平的历史画卷背后，苏武李陵这些历史人物身上也显现着人性与温情。
　　同情却并不煽情，是《浚稽山》中的一种叙述策略
　　出生于陕西和内蒙古边界的杭盖，母系亲属都在内蒙古，对于游牧与农耕文明的历史交响，天然地具备深刻的理解。《浚稽山》在脑海中构思了很久，想写苏武这个人物形象，他准备了近十年时间。起初这部书叫做《李陵泪》，他觉得太情绪化，在写作过程中不断认知，不断改写，以求更尊重历史。“不能偷懒，功课一定得做到位”。
　　而1984年那场危及生命的重病或许埋下了关于信仰与信念的种子，彼时重病在床的杭盖差点被放弃治疗，主治医生都撤掉了，只待命运的宣判，他做好了与死神对话的准备——把家里欠的账单偷偷放在枕头底下。后来，身体竟奇迹般地康复了，这让他对命运有了重新认识：“每个人在成长中都会遇到坎坷，在挫折面前信仰和抱负不能丢弃。坚定的信念，在极端环境下真的可以使人存活下来。”
　　说出这句话，他似乎与北海牧羊而遥望长安的苏武有所共鸣，也对身处异域而一生都带着骑都尉印章的李陵不乏同情。他将李陵称之为“历史上声誉最好的汉奸”，同情却并不煽情，是《浚稽山》中的一种叙述策略，或者说就是他的写作底线。写李陵，叛徒就是叛徒，但是要让他符合历史的逻辑：“李氏家族是一个含有悲剧色彩的家族，军人家族，只懂军事，不懂政治，对政治的理解与他的社会地位有一点差距，也由此读者们通常把泛滥的同情心叠加在李陵身上。”
　  “白云深处有人家”：核心是写苏武，但是看不见苏武
　　杭盖的文字似乎厌弃于煽情，在他眼里“煽情是一种注水，是资料准备不足的体现”。苏武这个人物不允许煽情，他笔下的苏武在历史与文学之间游刃有余：“少数民族的史诗就是很凝重肃穆或者悲壮，风格不能变，就像蒙古长调和短调一样，而写苏武这个人物，坚决不允许煽情。匈奴民族最可贵的一点是崇尚英雄，只要是个英雄哪怕是囚徒他也会尊重你，这也是苏武能够活下来最关键的因素。”
　　《浚稽山》中，捏起历史的切片，在另一个主要人物李陵身上折射出的是一种民族心理——每一个民族，都有他关于文化的心理优势，同样也有缺陷。杭盖从中西方绘画中将这种文化心理予以提炼：“在宣纸上面做中国画，是不允许犯错的，写错了只能揉掉重写，不给纠错的机会；西方的绘画，画错了颜料重新一涂，不影响作品最终的效果。李陵一直想回来，骑都尉的印章，他一直保留在身边，直到死去。可见，李陵的悲剧是当时的文化缺陷造成的。”
　　在写《浚稽山》的同时，还有一部姊妹篇，叫《北海雪》。苏武是他在史海钩沉时着重叙述的对象。他写作的基本出发点很明了，即对苏武的敬仰。偏爱国画的杭盖，这样形容自己在小说中的叙事策略：“国画追求的意境是‘白云深处有人家’，苏武是人家，核心是写苏武，但是看不见苏武。也就是说，实写李陵，虚写苏武。”
　　在众多的历史人物中，苏武的形象格外鲜明，坚定、执着，这些人设标签早已定型。最难写的是李陵，这也是杭盖在写作这部小说中遇到的瓶颈：“李陵这个人物很复杂，他一生都想回到中原，一直把骑都尉的印章保留了一辈子。苏武回来之后十几年，李陵就故去了。如果苏武能多待几年，李陵或许也能活得更长一些，因为他还有些心灵上的寄托和共鸣。”
　　宏大的历史题材，在叙述方式的选择上就显得尤为重要。如果用线性的叙述方法和逻辑顺序来叙述汉匈历史间的纵横捭阖，着墨百万字似乎才有可能叙说完备。而《浚稽山》仅以38万字，便驾轻就熟游刃于这段历史之间。这得益于叙事方式与写作技巧方面的独辟蹊径，把苏武、李陵的故事讲清楚，这是杭盖在小说《浚稽山》中给自己设定的目标。杭盖在写作技巧上的改造堪称成功，这种被他称为借鉴《史记》“互现法”与福克纳意识流的叙事结构，以板块结构将各个章节模块化：每一个故事都可以孤立起来看待一个人物，一个人物在自己的章节里是核心，穿插起来又衬托出其他人物。这样把故事讲完，就像是一个七巧板，单从某一块看不清是什么图案，拼凑完整时整体图案就让人豁然开朗了。
　　汉民族的农耕文明在军事上、经济上不落后于游牧民族
　　受惠于对民族史学的研究，在写苏武时，杭盖能在有限的史料中，从匈奴史、远东史等史学资料中汲取更多内容。也由此，从苏武所处的背景入手，材料不仅仅来源于汉族书写的历史，让他笔下的苏武更加立体鲜活。从民族史学的角度出发，在论及西部民族时，他不说汉人，而是说中原人，或者黄河流域的中原人——他们都是从蒙古高原而下，从古人类学迁徙的方面来讲，有着族源关系。
　　汉匈之战风云激荡，一般的认识是游牧民族较之于农耕文明在军事上似乎占于上风。作为小说的历史背景，杭盖对于这段历史有着自己独到的观点：秦汉一直到隋唐一千年，汉民族的农耕文明在军事上、经济上也是不落后于游牧民族的。由于秦汉战争内耗，消耗了大量资源，并不是说北方匈奴民族更具尚武精神，汉民族也是相当强悍的，只有在宋代及以后，从文化及军事上，都存在一种弱化的现象。“汉代的军事技术先进到什么程度呢，士兵和战马穿的都是铁铠甲，箭簇都是铁和铜的。而匈奴铁资源匮乏，射的箭簇是骨制的，穿的铠甲是皮质的。”
　　汉匈历史中的“战争与和平”，杭盖解读“杭盖”，以文学的方式剖析历史的细节——烽火狼烟、刀光剑影下的历史人物，蓝天、白云、草原、河流、森林里的另一个浚稽山。这部小说里，杭盖将阅读群体设为80后、90后，甚至更为年轻的阅读群体。“年龄大的人阅历多，容易理解历史。但年轻人也不能小觑，他们理解能力同样很强，看待问题更客观理性，并没有情绪化，对历史也有自己独到的看法。”
　　让更多年轻人了解、理解这段历史，传承弘扬这种坚贞不渝的爱国主义情操——这是《浚稽山》的创作初衷，在当代也更具现实意义。
　  文化艺术报记者 魏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