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文学院提高班结业合影
　　1985年2月3日，西安市文联开办的西安文学院在新城剧场举行开学典礼，时任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副主席的贾平凹担任院长，杜鹏程出席开学典礼并讲话。西安文学院课程每周日一讲，2月至7月为第一期，课程主要内容为作家创作谈；1985年11月至次年4月为提高班，主要邀请专家学者举办专题讲座。在此期间，不仅有路遥、陈忠实、贾平凹、莫伸、李小巴、商子雍、王愚、萧云儒、马家骏、费秉勋、郑定宇、陈孝英等陕西优秀作家学者走上讲台，周克芹、张贤亮等外地优秀作家也曾受邀登台。
　　西安文学院1985年4月7日进行的第七讲由陈忠实授课，在此刊发南生桥整理的课堂笔记节录。
　 关于真实
　　人们通常理解是二层：淤生活真实；于艺术真实。有时写的实事，编辑说不真实，读者也说不真实。这是具备生活真实，不具备艺术真实。
　　作家如何从生活中发现素材，然后升华成艺术品，这是个大问题。自真正的文学开始以后，就被人探索。胡采就有一本专著《从生活到艺术》。这个问题有一定神秘感，一些只搞创作、不研究理论的人也说不清。搞创作的人，要解决这个问题——通过创作实践解决。不然，创作很难跨开一步，或继续前进。创作本身就是从生活中概括、提炼，然后写成一部作品。不锻炼出这一套本事，创作就弄不成。直接掘取生活素材加工成艺术品，这是一个作家成熟与否的主要标志。具备了这个能力，创作就能开始、发展。对生活掘取的能力，标志着作家的成熟，这是要害。
　　创作的神秘之点即在此。这一点是否过关，是决定一生成就的关键。要能从生活中掘取。这也不是先天就有的。要从创作实践中培养。我开始写时，熟悉的人和事进不去；而写未发现的，就编。怎样编？是模仿别人。这是扶着墙，叫别人拉着手走一段。我开始写的散文即属此类，是模仿的结果。我第一次把自己的生活经历概括为小说是1973年的《接班以后》。我自己总结，此作对自己的影响非同小可，它第一次从我经历过的生活中直接掘取了素材，我试了一下自己的能力，就这样跨出了一步。这点非苦练不行，是真功夫，走后门不行。不加强这方面的功夫，不会有出息。不能老模仿下去。
　　这个本事怎么得来？要观察。没发现就没有掘取。要认出金矿和煤渣。冶炼就是概括生活，但首先是认识。还有理解生活。生活中惊天动地的事，往往写不成作品，而能写成报道。
　　观察生活，是我1958年上初中读《创业史》时发现的。《创业史》对我爱好文学的启发，是我非常感激的。其中的风土人情、意识形态，使我非常激动，感到柳青确实写绝了。就是这些普通的人，就会使你觉得他们有许多可写的。我开始把目光投向周围平常的人。开始观察时发现不了什么。后来看苏联某人写的，作家要有记事本，区别于日记本。记事本要记下人物的一个手势，一个眼神。我就坚持了几年。不仅练了文字功夫，而且锻炼了观察生活和人的能力。记事本强迫自己每天写。那个本子“文革”中烧了。其中什么都有。这种锻炼久而久之就锻炼出人的非常敏锐的观察能力，在作品中形成细节。即使不记在本子上，写作也会突然蹦出来，很自然地蹦出来。这是观察生活，提炼生活的能力。这一步一定要跨出去，不然采不来东西。另一个更重要的是对社会生活重大问题的感受能力，对生活有发现和深刻的理解，有了不写不能平静下来的创作时刻，就是创作的最佳状态。
　　生活中发现了一点东西，怎样形成作品？由我的一个中篇《初夏》（去年发于《当代》）想到，敢不敢概括提炼自己观察的生活，是个魄力问题。我遗憾的是，自己写得不大胆。作品中的姑娘，是虚构的。写短篇要简洁。写中篇则不能只写穿黑褂褂的男人。要写穿花衫衫的女娃。人物一进入作品，不能只当做点缀、调味，要透过她折射出农村几十年的变化。
　　对生活要有热情的态度，要热情地去拥抱生活，特别是对过去的生活有体验的人要注意生活的变化。我们今天所处的变化，是多少年遇不到一次的。这一次过去了，你不关心，就要留下很令人遗憾的空白。对生活的体验有两种：淤下去，找个地方蹲一蹲，跑一跑；于自己在生活位置上直接感受生活。我主要采取后一种方法。通过自己的工作岗位去感受时代变化。这种感受是最基本的。主要靠每日每时的感受。
　  长期积累与偶然得之的关系
　　偶然得之，如一根电火引发一堆燃料，它可以一下子引燃几十年的生活积累。我在《文学家》的《八字》写了一个被生活嘲弄而又嘲弄生活的女性。那是一个农村作者讲的：有两个学生补习几年，同住一房。后一个考中，一个落榜。在最后同住的一晚，落榜者用斧头把考中者砍死。其心理是嫉妒之火的燃烧，还有很次要的爱面皮的思想。嫉妒是各种人都有的一种坏毛病。但我对现在的中学生不了解，于是写一个农村老太婆，农村叫“盼人穷”。这个作品就是偶尔得之而成的，是我多年的农村生活的积累。生活积累越丰富，创作的余地越大。
　　作家自身生活经历对创作的影响
　　我读作品，感到有两种情况：淤作家自己对社会的全面反映；于作家自己生活道路的概括和总结，读者从作品中能看见作者的影子。巴金、杰克·伦敦即如是。他们写了很多书，而写得最好的恰好是带有自己生活经历的东西（按：这指自传体小说，郁达夫说，一切小说都是作家的自叙传）。
　　作家的经历，在写作时，会情不自禁地带进去，或非常明确地要写自己。能感人的也是这部分。因为作家自己经历过的总比客观的来得深刻，这些东西一旦进入作品，真情实感就全出来了。知青作品即属此类。所以，生活经历决定了作家的气质。
　　要把自己生活经历中最宝贵的东西表现出来，还存在一个敢不敢写的问题。杰克·伦敦的生活经历非常复杂。生活经历复杂会成就作家。一个生活平平的人要写出深刻的作品来，不大容易。不受苦，不可能理解艰难痛苦者的痛苦心情。张贤亮不当“右派”，恐怕写不出《绿化树》中的饥饿感觉。阅历广一点还是好些。
　　我一旦写起自己的经历，跟写客观的就大不同，心情是一阵一阵的激动，文字都不同。我于1962年回家。当时在家里的煤油灯下看书写作，灯还不能太亮。《夭折》写一个和我同搞文学的同学。他1963年即发表作品，“四清”以后不行了，后被打成反革命，稿费被收去买了篮球。他当木匠。近来又想写，但水平仍停在60年代，写不成。我要写这个人，对过去的生活要剪裁、补充，有的不能写，有的要细写，有的要虚构。其中有一个细节是我俩去看电影，过河后想吃烟，卷不成旱烟，后两个人凑成1角2分，买不到一盒“航空”，只买了几根，悄悄地走了。我们当时买后都感到难为情。现在回忆起来，就在作品中渲染了一番。又，在骡马市文化馆，当时有一个文学讲座，我俩去听，无钱坐车，步行30里。到纺织城的水沟村住黑店，次早即来。听后很高兴。上次还和他提起那晚的情形，睡在光席上，共盖一条被，到半夜臭虱成排爬出，像坦克一样。我从来没见过那样多的臭虱。
　　我过去的经历对自己的创作有重要作用。我想，自己当年考上大学，在城市工作，会不会成为农村题材的作家？我高中时的同学，当初有共同的志向。但他们上大学中文系以后，都不写了。我回到农村后，生活中微笑很少。路遥比我更痛苦。他的《在困难的日子里》大部分为他的生活经历。
　　我回到农村，要写，是为了奋斗，为了以别于父兄及周围的人。我有不甘于那样生活的个人感情，并没有成名成家、挣钱的企图。觉得像父辈一样辛苦不得温饱，不如死去。1962年回家后，生产队把红苕蔓都用秤分，分回后，放在避风雨的地方，晾干后在碾子上碾面，再用磨子磨，和上些麸子，用布丸成团。我想这样活一辈子，还不如个猪。我想，念了12年书，还挖弄地不行，总得发挥一点作用。当时我还没想过走后门去搞什么。我只想写出好东西。所以当时一盏煤油灯，一壶水（止瞌睡）。写，看。没有人看过。这样搞了两三年。当时想，全当考上大学，奋斗4年，看能不能发表作品。事实上，两年多以后就发表了虚假的作品。其后到公社，学大寨，才了解解放后农村的一些过程，工作中和好些人谈过。有一年，我参与了一本村史的写作，了解了解放前。所以，对农村我有较全面的了解。
　　绝不要轻视自己的生活经历。阿城的《孩子王》写得非常好。是作者写他自己下乡当民办教师时的一段生活。生活中要有惊天动地的事，如华山抢险，那是几十年遇一次。
　　概括地讲，最重要的是生活。对生活有艺术概括能力，必能当作家。没有概括能力，哪怕经历再丰富，也写不出。苏联卫国战争打了4年，但写了几十年，掀起三次浪潮。最近的有瓦西里耶夫《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因为其参战者有很多知识分子，所以常写不衰。我们的战争参加者，大部分为贫下中农，革命后，拿笔杆子比枪杆子重。有文化素养的人，就留下了很可宝贵的作品。我们的战争题材，还没有突破“敌人可憎，我们英雄，最后我们胜利”的模式，苏联早已越过这一道高岭了。
　　培养创作能力的要点
　　创作得有个最基本的态度。创作能力的获得，在成名以前，难知有无天才。我初写时，最大的障碍、最大的压迫是“天才”二字。退稿以后就想到，欲罢又不甘心。于是就决心奋斗十年八年，看有没有天才。所以，天才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实践。我文化素养不高，只听过一次文学讲座。只是独个儿摸索。既自信，又自卑。我从来没拜访过别人，是由自卑引起的。爱读《创业史》，但终于没见柳青。用读书来弥补拜访，我想，找见柳青，他能谈个什么呢？去了又畏畏缩缩的，怪难受。他对别人保守，但不能对他的作品保守。我就把他的作品拆开，反复读。这是个笨办法，有收获。
　　读书有泛读，对喜欢的反复读，看他妙在什么地方。任何人都是走过别人的路，再走自己的路。借鉴重要，但文字功夫借鉴不来。自己的文字必须通过自己来练，两万字的废稿和十万字的废稿，其间的表达能力不同。文字过关之前有痛苦。人对自己的估价，总在动摇和坚定之间。一旦发表了作品之后，动摇就退后了。但在要有新的突破时，又会痛苦。总之，欢乐是短暂的，痛苦是长久的。冲破痛苦则有新的收获。前一向有人问我什么时候最高兴？我说是在接到刊物，重读作品读到好的细节时，心里最舒服。但紧接着又被不能前进的新痛苦压倒。
　　当作家容易出名。一个青年作者小学教师，刚发表一篇作品，就收到几个姑娘的求爱信。也有利。问题是，光凭名、利，想在名利上成事，弄不成。当你痛苦时，便会想到“卖饸饹比这挣钱挣得多”。要有事业心。我不敢说为革命创作，基本上是从兴趣出发。我当初穿上光褂子，从乡下跑到西安读书，初中时爱文学作品。开初时写了作品，发表后只给两本刊物。要写，只是因为爱好。一年写一两篇，算是过瘾。4年发4篇。1979年调到文化馆，一年就发十几篇。
　　成名之前的痛苦，“天才”们都经历过。即使成名，这种痛苦仍存在。能不能突破自己，就是痛苦。所以，创作是马拉松，不是短跑。要靠韧劲，靠力度，半途而废不行。
　　其次要学习。不光是文学作品，还有自然，特别是自己不熟悉的东西。我过去不爱学史、地，结果创作受影响。懂历史的人与不懂历史的人认识问题的深度大不一样。我感到自己过去所接受的理论观点，与今天的生活不适应的观念的改变，不是听几句时髦的口号所能济事的。不是变口号的问题，必须用新的知识来武装自己。只有在新知识的基础上才能产生新观念。新观念是纠正自己的思想，使之符合今天的实际的重要途径。
　　第三，创作要诚，要走正路。“创作是愚人的道路。（柳青）”没有靠别人帮助出来的作家。有出息的作家，都是靠自我奋斗出来的。有的夭折了。但一旦挣脱了，就会大有出息。1979年看了日本的一个作品《狐狸》，大受感动。那里说：狐狸家族有个瞎子，其他的狐狸有的被夹子打住，有的被人抓住。我想业余作者，就同这狐狸差不多。有的可能遇到家庭变故，有的遇上政治运动，还有其他种种原因。而最后能挣扎着站起来的，反倒比大家强。
　　所以，很重要的一条，是自己受苦，吃大苦，吃了别人受不了的苦，才能写出别人写不出的作品。想成一点事的，先准备吃大苦。要走正路，一方面在反映客观的同时，还要注意自己内心。搞创作的人，要歌颂光明，鞭挞丑恶，自己首先要光明一点。一个灵魂肮脏的人，很难憎恶灵魂肮脏的人，如一个生锈的铁片不能颤动出音乐一样。我曾写过，保持自己心灵的一片绿地，任何风雨日光不可能使发黄的草焕发绿茵。所以自己不能搞不正当的事。这关系到创作生命。我创作，很大一部分是凭激情，不凭技巧。我不在原稿上改，全凭感情涌。修改无激情，是纯文学的加工过程。所以，要保持心灵的活力，能跟人民、党一样，憎恨丑的东西，保持对时代风雨的感受。得一点小利往往会贻误大事。警惕自己不要被歪风邪气侵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