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我的书香感觉源于旧报纸。一些比较讲究的人家，习惯用报纸糊墙糊顶棚。报纸是稀罕物，只有公家人才能弄到单位的废旧报纸。我睡觉的房子并不是全部糊上报纸，只把挨近床铺的里侧和一边床头的墙面糊了废旧报纸，以防床上掉土巴粒粒或者墙缝里有蜘蛛活动结网。另一个床头放置一张条桌，上面摞着黑漆木箱，那一定是母亲的嫁妆。我记得当时墙上贴的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什么的。放星期天假或者寒暑假的时候，人早已经醒了，懒得起床，干躺着。凭着在学校里认识的些许文字，对那报纸上密密麻麻的字有了似曾相识的感觉，时间一长，几乎对那标题图片烂熟于心（当然是似懂非懂）。事实上，这些“书”悄悄让我对文字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尽管那糊上墙的报纸已经被灶烟熏得黄黄的，但是并不影响我对那墨香的喜欢。
　　后来，屋里有了顶棚，在当时算是比较豪华的装修。用竹子做骨架，芦苇秆用皮纸裱糊，纵横均匀绑定，就像盖楼房打线交绑钢筋那样，固定在楼枕上。先裱一层白竹纸打底，再糊一层报纸。每当躺在床上，睁眼一瞅，就能看到满天花板的报纸。目视、静默、默读，有时候也忍不住小声吟诵那上面的文章。书香满屋，感觉真是不错。直到后来回忆起来，心田里依然流淌着暖暖的热流。
　　随着识字越来越多，我对字纸的兴趣愈加浓厚，以致于看到印有铅字的纸格外敏感。记得父亲拿回家的旧杂志《红旗》（《求是》的前身），我也似懂非懂，饶有兴味地翻阅，认识了当时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是谁。直到现在，“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成了我的习惯之一。
　　一个偶然的机缘，小人书（我们称之为“花书”）闯入我的视野。哥哥姐姐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小人书，封皮封底都弄丢了，内容也不完整，我却能看得津津有味。公社所在地的长沟街道，有一位原住民小青年摆着小摊，对外租赁售卖小人书，不大的摊位摆放着各类小人书，大多是根据电影画面制作而成的，像《闪闪的红星》《小兵张嘎》《董存瑞》《金光大道》《播火记》《天山的红花》《一江春水向东流》《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还有素描的《杨家将》《隋唐演义》，四大名著，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等。二分钱租借一本能看一天，诱惑实在不小，可是口袋里往往比脸还干净。路过书摊，只能咽咽口水，给眼睛做生罢了。于是，在放假期间，到处捡蝉蜕、挖药材卖给收购站换点碎毛票子，用来借书看。过年大人给的压岁钱跟宝贝似的藏着掖着，总舍不得花，但看到心仪已久的小画书才会慷慨地拿出来买。因为书少得可怜，伙伴之间就相互借着看。一本小人书放出去辗转许多人的手，等到再回到自己手里，已经面目全非。书角卷起，封皮封底磨损起毛，缺角，缺页，有的被撕烂用糨糊白纸修复一下。看到自己的爱物遭此劫难，心里颇为不快，好在破东西还在，有时传着传着，竟失踪了。难受得要命，找人论理，也追不回来。为此，还闹出一些不愉快。现在想来，不觉哑然。
　　逢集日子里，也有外乡的小商贩老远赶来长沟街道，摆一地摊，卖小人书。一毛二毛多钱的，现在看似乎并不贵，可在当时一分钱掰做两半用，毛毛钱都不是小数字。每次看着花花绿绿的小画书，眼睛像伸出了长长的钩子，恨不得趁人不备勾走几本。可我哪有那么大的胆子？倒是时常有人偷书被发现挨了揍，也有鬼点子多的合伙偷书，竟然成功了。那贩子收摊清点才知道丢了东西，气急败坏，乱骂一通。那个时代，物质极度匮乏，却有人不顾名声受损也要追求精神上的快乐。
　　特殊的书算是广播。闭塞的乡村根本没有书香氤氲，广播成了与外界联系的唯一渠道。那时每家每户都接有广播，装在小木盒里，挂在墙上，有线的，靠木质的电线杆架线传播声波。许多重大消息都是通过广播传遍小山村的。有了这个神奇的“话匣子”，我的天地似乎一下子广阔起来。听新闻、听书、听访谈，用心“读”书。最喜欢的节目还是单田芳老师的长篇评书《岳飞传》《水浒传》《隋唐演义》，那富有磁性的声音常常会让我忘记吃饭和睡觉。节目播到“预知命运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心里那根弦就绷得紧紧的，种种不舍着实难以名状。
　　有线广播受气象条件影响大，打雷闪电极容易烧坏广播，有时正入迷地沉浸在广播世界里，突然一下子变得鸦雀无声。遇到暴风骤雨可能会把电线杆吹倒，连着几天就在无声世界里煎熬。如果周围存在频率干扰，效果也不好，有时只能听到“刺刺啦啦”的电流声，听书的胃口被吊得足足的。
　　在村小读书，除了课本没有别的课外书。家里唯一的一本姐弟共享的《新华字典》，我也是爱不释手。对文字的偏爱，使我对语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识字数量大大超过同龄的伙伴，这得益于那本《新华字典》。有一次，读小学三年级的我，被隔壁四年级姓梅的老师叫到课堂上，让给四年级的学生更正错别字，不是小菜一碟么？不知天高地厚的我不知道推辞，就正经八百地在人家黑板上写出了正确的汉字，惹得一些人艳羡不已。我的小名声开始在学校传播。恰逢公社中学姓杨的校长在全公社举行小学语文“听说读写”大赛，我凭着一点点优势获得全公社第一名。如果不是书香的熏染，这项荣誉也不会降临在我头上。
　　后来，家里买了一台橘子洲牌收音机，比起广播要先进得多。收听长篇小说连播是最美的时刻，虽然只有声音，但那富有感情绘声绘色的朗读，使其当之无愧地成为有声的史诗与无价的文库。这些古今中外的名著融汇时代风云，包孕历史精神，塑造英雄形象，描绘社会生活，是社会发展史和革命斗争史波澜壮阔的大记录。可惜当时少不更事，粗识文墨，对于情节性强的片段兴味十足，其余的浮光掠影，不甚了了，只记得一些名著主人公的名字如保尔柯察金、杨子荣、座山雕。孙少平、孙少安那个时代的贫穷跟我小时候的遭遇极其相似，孙少平读书的艰苦生活也让我感同身受。那黄土高原上的沧桑人事像刀一样刻在我的脑海里了，后来阅读纸质《平凡的世界》的时候，竟然脑子里还回响着昔日广播里的熟悉声音。每每结束的时候，只听播音员用不抑不扬的声音说道：“您刚才收听的是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明天这个时候，接着收听。”只好悻悻地拿起课本，恋恋不舍地到学校去。
　　无论是广播还是收音机，在文化荒漠的时代，小小的我如井底之蛙，是它们让我真正领略世界之大，是它们带给我多少希冀与鼓励，带给我脉脉温情。浑厚的、甜美的、伤情的、沙哑的、磁性的声音让我着迷，赞叹不已。多少寂寞无助的日子，都是它们陪我度过的。
　　真正拥有自己的书是在初中，现在已经记不清那本书的来源了。出版社是哪家都已经忘却了，依稀记得那是一本学生作文选，大致收录的是西安一些出名中学的学生优秀作文，文章反映了八十年代前后的时代风貌，文风明快质朴，写景写人写习俗，形象生动。我心里充满了疑惑和好奇：这样的东西也能写成作文？临到自己写作文就不由自主地套用人家的写法。班主任崔老师颇器重我，在课堂上多次宣读我的作文。后来，商洛地区教育局组织汇编了一本《中学生优秀作文选》，是一本很不错的作文书，在那个年代，能够拥有这样一本书再好不过了。时任商洛地委书记的杨永年同志作序，贾平凹先生题的词。说实话，那本乡土教材给了我很大的帮助。穷乡僻壤，缺书少报，我对书报的渴求简直不亚于一个饥肠辘辘的饿汉对食物的渴望，幸好教语文的孙老师给我们介绍了《语文报》，这干净纯美的学生读物就像天使般出现在我的精神世界，那油墨的特有香味让我深深陶醉其中。孤陋寡闻的我完全没有外面世界的任何印象，而出自驰名全国的名校才子才女们的一篇篇生花妙文令我艳羡不已！准确地说是一种震撼。现任哈佛大学教授的田晓菲就是其中作者之一，货真价实的才女。对那一批作者，虽无谋面却因文字而结缘并心心念念不已，这怕就是文化的力量，精神的力量。
　　现在，各种出版物层出不穷，报刊品类之多浩如烟海，书籍极为易得，加之电子读物蔚为大观，可谓遍地书香，信手拈来，可惜静心读书的读书人却寥寥无几。书香之美终究敌不过铜臭诱惑，时代巨变，让人欢喜让人忧愁。我有时傻傻地想：精神的东西真的沦陷了？骨子里那甜甜的书香还能不能找回来？
　　最是书香能致远。一路走来，各种各样的书给了我战胜困境的力量和勇气，让我找到了生活的依靠和着落。同样，承载文化的书也会让我找到一个中国人骨子里的自信，尤其是文化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