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贾平凹两个故事。1996年春，我们几个朋友访问贾平凹，临近吃饭时间，贾平凹笑问：“谁请大家吃饭呀?”我们说：“我们都是客，客随主便吧！”贾平凹说：“来了这么多吃客，我请不起！”见我们都不接话，他又笑了说：“咱抓阄吧！”他亲自做纸单儿，结果是他自己抓着了，该他请客。这个故事很有趣，我就写成《贾平凹请吃记》，给了一家报纸的副刊编辑，登出来，文章标题变成了《贾平凹吃请记》。副刊编辑是一位美女，我问她为啥要改标题，她的理由竟然是：贾平凹连“吃请”都不愿意，咋可能“请吃”呢？
　　无独有偶，贾平凹还有过一次“请吃”经历。1993年，《废都》出版后，全国轰动。出版社请贾平凹去王府井书店举行签售首发仪式，几个社领导出席并为他站台，出尽风头。活动结束后，贾平凹没有请吃的意思，出版社领导就让责任编辑田珍颖女士个人垫资以贾平凹名义请客，许诺回头在出版社报销。这个故事见载于田珍颖女士的一次访谈录。
　　无论是“吃请”，还是“请吃”，对贾平凹来说都是个负担。请吃的人或许出自真情实意，希望贾平凹请吃的人或许是以人之常情类推，但都忽视了贾平凹作为一个作家的时间成本和作为一个名人的精力透支。他就一张嘴，吃请,请吃,都是一种负担。如果两厢兼顾，那作家真不用当了，专做“吃家”可也，只是他的胃要倒霉了！
　　我理解贾平凹，因为我很少请吃，也很怕吃请。虽然请客多半属人之常情，一些请客也却之不恭，但我总觉得不必要的时候居多，与其为请客而请客，还不如不请为妙。别人不说，我只说我。我供职于出版社编辑部，编辑工作就好比裁缝店来料加工，替人做嫁衣是分内的事，做好便是了，有一句谢谢就足够了，犯不着请吃，也犯不着被请。但中国的人情礼仪似乎是：不请呢，显得薄情、寡情，起码不够意思；被请而不去呢，又似乎是不给面子；唯独有请必应才合人之常情，才算皆大欢喜。
　　吃请，请吃，于我而言，其实都是负担。先说吃请。接受一次吃请，让我最心疼的是时间成本。去一个不远不近的地方，交通不便，来去费时间。晚上一个饭局，说是6点吃饭，来去都得提前，去一个小时，回一个小时，吃三个小时，前后五个小时，等于是把一个晚上花在吃上了。饭局，一般都是酒局，惯例是无酒不成席，我不喝酒，看着别人喝酒，那是活受罪。我有个口头禅，也是挡箭牌：“不请我吃便是敬我！”我说的是真心话。请吃，尽吃些肚子不需要的食品，还摊上自己宝贵的时间，于我而言，真划不来！
　　再说请吃。吃请已是负担，请吃真不好玩。请谁呢？不请谁呢？能否请得动呢？请吃总得有个由头，我总找不到由头。我的待友之道是不到迫不得已，一般不向朋友求助；非求不可而获助，那就不是区区请吃能回报了；即使不求而获助，必定牢记心里，回报必尽心、尽力，并不在请吃上算计。因此之故，我很少请吃的。编辑部人来人往，如果请吃，确实请不起的。偶尔请吃，结果被请的人埋单了，心里很过意不去，也不很舒服。经历几次，便索性放弃请吃，免得变相地吃请。
　　请吃，吃请，不管有无由头，都值得商榷。一日三餐，吃是常态，何必请呢？就算请吃是一种礼仪，礼尚往来未必不可取，但动辄便请吃如仪，就有悖于请吃的应有之义了；就算请吃是一种人之常情，叙旧雅聚也未尝不可，但过于频频，就本末倒置了；就算请吃是一种文化，入乡随俗或许是一种尊重，但为吃而吃、大吃特吃就适得其反了。请吃，吃请，你情我愿，各得其便，岂不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