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实实在在写在祖国的山河大地上。不要说数十年前，就是和数年前相比，各地山川地理、城市和乡村建设、文化开发、交通、通讯、旅游、风俗所发生的改变，都会令人生发出由衷的感慨。
　　一个突出的事实是：作为国家地情资料最权威也最为完备、最具连续性的地方志，即便最新编撰，也已经明显跟不上新时代巨变的节奏。在这样的形势下，文学反映现实并及时记录“地方性知识”的整体性、结构性、历史性变迁，就变得非常紧迫、必要甚至时尚起来。这样的作品既尊崇以文学方法反映新时代巨变的美学规律，又是对方志记录地方舆地、物产、风俗、传说等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可称之为“新方志文学”。
　　关注时代变革一直是中国当代文学最重要的审美品格。当前，推动文学创作关注现实、反映新时代历史巨变的呼声更为强烈。
　　《人民文学》杂志2017年第12期开始推出的《新时代纪事》栏目，就在这方面立起一面旗帜。栏目不仅发表报告文学类的纪实性作品，也发表长篇小说。其中，欧阳黔森的《花繁叶茂，倾听花开的声音》《报得三春晖》《看万山红遍》，状写资源枯竭型城市的绿色转型；丁佳、陈言的《天之眼》，凌翼的《让候鸟飞吧》，王雄《奔驰的“金火车”》，赵雁《星空并不遥远》，洪放、朱冰峰、许冬林的《领跑者》，郑风淑的《金达莱映红山岗》，范继红的《溢绿园》等，写高科技、高铁、航天、生态文明、科技强军等领域的创新发展，写时代楷模，写城市转型。而长篇小说《海边春秋》放在《新时代纪事》栏目，则是因为作品写了海岛渔村的历史性巨变，“实情和史事、蓝图相融”。
　　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作品并不仅只见于《新时代纪事》栏目，并不只是报告文学、纪实文学或长篇小说。作为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贵州2018年出版的一套20部“舍不得乡愁离开胸膛”系列长诗，以诗配画的方式讲述贵州儿女脱贫致富奔小康的精彩故事，也颇具新方志文学的品格。
　　从创作观念、写作姿态、创作方法到文体，近年这一类作品一直在引领文学关注现实，书写现实的热情。新方志文学的命名，即是对这类作品美学特征的概括。创造新时代文学的历史，需要有更多这样的作品。
　　方志与文学，自古以来关系密切。有些地方志本身就是非常优秀的文学作品，如《水经注》《洛阳伽蓝记》《两京赋》《三都赋》。在《三都赋》的序言中，左思明确说：“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风谣歌舞，各附其俗。”不少地方志的“艺文”部分，或收录文人、诗人的作品，或关乎他们的经历、传记，是文学研究的宝贵资料。至于地方志所记载的“一方之事”（谭其骧对地方志的定义），则可以作为文学创作的素材。
　　与地方自然地理、名胜古迹有关的诗文，在中国文学史上不胜枚举，明清两代的地方志中大量地收录的“景观诗文”即是突出的例子。直到当代，这样的作品仍不少，如贺敬之的《桂林山水歌》之类。显而易见的是，融入了时代变迁内涵的独特自然地理、山川名胜，能够唤醒诗人沉睡的诗兴。反过来，景观诗文亦能提升地方的文化品相，让它们享有更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这便是“诗以地兴”“地以诗传”现象，在中国文学史上并不鲜见。
　　不过，尽管文学与方志有着诸多割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仍不能把文学作品直接等同于地方志。地方志的作用主要是资政、教化、存史，修志是政府行为，要依据法律，由专门机构组织实施。而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与地方志有着完全不同的创作规律与特点。在新时代历史巨变面前，文学尤其能够成为感应的神经、审美的载体。
　　按有关条例规定，修志的周期一般为20年左右。为修志的科学化、规范化、法治化，地方志滞后于现实变迁乃是不得已的选择。而当老旧的地方志跟不上时代变迁的节奏，新的地方志又暂告阙如的形势下，及时反映新时代历史巨变的职责，就落到了新方志文学的肩上。
　　“新方志文学”的命名也许有点标新立异，但类似的说法很早就有。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出来之后，就有人称之为“新方志小说”。还有更多的作品被称为“新方志报告文学”，值得注意的是，近年如族谱、家谱、志书类的报告文学也已出现不少，被人称为“史志报告文学”。这样的作品具有新闻性和现实性，可以引导作家从对历史幽深之处的追索和探问开始，最终回到对现实性的关怀上来。而这一点，也是我们对新方志文学充满期待的重要原因。
　　节选自《光明日报》作者：杜国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