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语常胜国的长篇小说《三十里铺》当年发表在《延河》上，我曾认真看过。个中的抒写是上个世纪上半叶陕北红色历史文化的缩影，当然也包括那首陕北民歌里著名的《三十里铺》。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作者本人当年为该作成篇涉及歌中人物的采访，当有史料价值。 

　　时间到了20世纪80年代，绥德县晋剧团排了一个民歌剧《三十里铺》，剧情中把凤英的父亲描绘成一个抽大烟的乡村二流子，他为了换钱抽大烟，把女儿卖给了别人。民歌剧上演后，凤英心里的伤疤又一次被人撕得鲜血淋漓。想到自己的名声“坏了”不说，连老父亲——一个一辈子省吃俭用，连旱烟也不抽一口的老人——也被人丑化成一个大烟鬼，再加上这时她已经是四个孩子的母亲了，如果任由别人演绎下去，将会给孩子们带来多大的负面影响？她于是想到了抗争，打发自己的长子和族人去到晋剧团讨说法。他们的力量实在是太微弱了，事情丝毫没有得到改变。这时的凤英万念俱灰，她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找了一条绳索，打算结束自己的生命，永远摆脱纠缠了自己大半辈子的梦魇和痛苦。在最后一刻，还是她的男人救了她。夫妻俩抱头痛哭了一场，从此凤英的心变得像死灰一样麻木。
　　按照凤英老人的说法，她和三哥哥郝增喜“没有那个事情”，郝增喜在1938年、也就是参军前五年已经结婚。四妹子凤英和三哥哥郝增喜究竟有没有“那个事情”？我知道这样的追问有点低级趣味甚至心术不正，但是既然民歌中传唱了那么多的段子，许多人有这样那样的猜测，我们不妨探究一下。上世纪80年代末，我去三十里铺村采风，想见一见常永昌。我先找到了一位村干部，尽管我一再说我只是了解一下民俗民情，但村干部或者是把我的来意理解错了，或者是故意而为，他找来了常永昌，当面就说：“永昌，县上来了工作组调查你的事情，你编的歌惹下了乱子，你就有什么说什么。”常永昌就情绪低落，几乎一言不发，只是说：“我错了，我瞎编的。”倒是村干部自己说郝增喜当年当兵是“想躲开家里的包办婚姻”，“当了兵又总想往回跑”。这样一来，在最清楚“内情”的常永昌那里就找不到答案了。我们唯独能看到的是三哥哥郝增喜后来的生活道路和他对歌词的态度：他参军来到定边县，给一位名叫崔世俊的营长当警卫员。1942年春节，毛主席在延安边区大礼堂看演出并且有一段讲话，演出散场时崔世俊找到毛主席汇报情况说，那“四妹子”送“三哥哥”上前线，说的就是他的警卫员郝增喜的故事。毛主席亲切地同郝增喜握手，还对他进行表扬，并鼓励他在部队好好干。郝增喜后来因为身体的原因提前从部队退伍回家，他对关乎自身名誉的、原初的民歌以及后来的荤段子没有发出过任何声音，采取的是容忍的态度。他给人们的印象是一生郁郁寡欢，身体每况愈下，最后终老在三十里铺村。我当时有过这样的推想：三哥哥既然是“想躲开家里的包办婚姻”，那他一定还有一个理想中的“自由婚姻”；既然他想躲开包办的妻子，就一定还另有一个意中人。另外他对家乡的思念和对某个人的思念是显而易见的，这种思念甚至直接影响到了他的健康。
　　一把偶然的眼泪和一句偶然的玩笑居然影响了三个人一生的命运，这似乎有许多的不确定因素在里面，但却暗合了一个时代的内质外化。民歌中的三个人物，他们各自都沿着命运的轨迹走完和正在走完自己的人生道路。三哥哥郝增喜于上世纪90年代初去世，原作者常永昌由于这首民歌惹来了许多麻烦而远走他乡，最后客死他乡。如今只剩了风烛残年的凤英老人。
　　老人在向我讲述这一切的时候，她的眼里始终满含着泪水。采访结束后，我问自己，应当怎样完成《三十里铺》书稿？我的小说《三十里铺》其实与民歌《三十里铺》以及绥德三十里铺村庄没多大关系，但是穿插其间的四妹子和三哥哥以及长工常永昌的故事却几乎是真实的。那一天，我在日记中写道：“我所看到的是在岁月的长河中摔打之后变得更加坚强的凤英……我要真实地再现这一切，还要展示他们自觉和不自觉地体现出来的隐忍和奋争的民族精神。”
　　民歌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多么重要？它在我们的血液中流淌，它塑造了我们的风骨。我们在研究了民歌之后，发现那个年代，由于历史条件限制，整整一个阶层的人无法用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和对社会的认知，他们以上苍赋予的血肉的天分（而不是技巧）创造了一种表达方式，那就是民歌小调，用小调的形式表达他们无法用文字和文学表达的东西（所以为什么我们的民歌里面人物形象总是那么丰满）。宋代的思想家、教育家朱熹在《诗集传·序》中论及《诗经》时说：“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我们的先民们用小调表达出来的文学形象，如今成为世人识别陕北的最具权威的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