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姓李，名美荣，是我的高中数学老师，与老伴高老师住在莲湖公园对面，与我所在的出版大院相去数百步之遥。春节前曾去看望她老人家，师生交谈甚是贴心。我曾当面笑言，随时都会掏空儿去她家蹭饭。老人家乐呵呵说：“来么！来么！随时都欢迎。”可大半年过去了，时时提醒自己该去看望老人家，却念头一闪，就像露水滴在涝池里，没影儿了。最近由于教师节逼近，我才把看望老师当成一件事儿放在了日程上。下午忙完一件手头的事，立即手机静音，离开办公室，向老师家走去！数百步路，感觉这么远呀，竟然走了大半年。我对自己说：“不是忙，还是没有心嘛！”
　　门开了，高老师迎接我，他比李老师身体硬朗些。刚进屋坐下，李老师就吩咐高老师：“给娃泡茶么！”高老师说：“早泡好了！”一杯滚烫的茶摆放在面前，茶色正好，热气蒸腾，清香扑鼻而来。李老师说：“多放些茶么，你看颜色淡的！”我端起杯说：“正好！”抿了一口，确实正好，心却一阵发热。从前回家，母亲就嫌父亲泡的茶不浓。母亲说：“孔（对我的昵称）喜欢喝浓茶！”
　　李老师曾经住院。侧坐在她身边，看着她一脸倦容，我问：“身体还好吧？”老师说：“不好，整天困的，见动弹就累。”高老师插言：“去莲湖公园活动，走不到就要歇！”我说：“比春节前好多了！”不是恭维，是心里话。春节前，她显得更虚弱些。但倦容掩饰不了她的慈祥温和，风韵在鬓角若隐若现。面对老师，我总走神，脑海里总像电影蒙太奇：当年老师讲课的情景不时地被切换、被特写、被定格。老师转过头去，一对长辫子甩过来，辫梢时常会扫去课桌上的白粉笔末，纤纤玉指捏着粉笔，在黑板上书写着数学公式或定理；转过身来，一对长辫子又甩过去，辫梢再次拂去课桌上的白粉笔末。偶尔，老师俊美的脸上，额头或者嘴角，也会沾上白粉笔末。我记得她曾经用袖子去擦，因为两手都是白粉笔末。上次见到老人家，这一幕在我脑海里被激活了，每每在眼前浮现。当年的老师三十几岁，眼前的老师已七十出头了。人生的岁月感尽在老师脸上，也在我的心里。恍惚如梦，依稀如昨，老师不再年轻，学生如我也不再年少了。
　　我却为自己庆幸。我庆幸三十年后，自己能坐在老师面前，如此亲近地聆听她老人家说话。她慢声细语，声音像缓缓平流的溪水，穿越了时空，悦耳，洗耳，使我在不知不觉中陶醉而回味，心也就和她一样沉浸在了往事的只言片语里。那是过来人的话，我未经历过，却能想象，也能理解，自然被感动。老师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1965年入校，1970年毕业，等于读了五年本科。她是美人，是班花，是学生团支部书记。赶上了激情燃烧的岁月，高校莘莘学子，谁的青春不被点燃呢？1966年，热火朝天的运动来了，学生里有了派别。老师本不想选边的，但她是团支书，怎么能逍遥派别之外呢？她稀里糊涂被划入“保皇派”，自然而然也就成了“保皇派”头头。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赴京串联，她也去了。在她的家里，至今悬挂着一张放大了的黑白照片，是周总理与学生代表的大合影，里边就有她。这应该是天大的荣耀，却并没有给她的人生带来天大的荣幸，毕业分配时反而因为是“保皇派”头头，一些理想的工作单位与她擦肩而过。在成为人民教师之前，她曾经去农场锻炼，去农村蹲点，与农民过“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的生活。回忆这一段经历，老师没有一句怨言，反而一再感叹：“农民真苦，农民真好！”
　　一个时代伴随着一个人的青春年华像江河般流逝，留在记忆里的只有浪花飞溅了。时过境迁，不感慨是不可能的，总抱怨也是不可取的。她活明白了，所以无怨无悔。与同龄人比，她说她还是幸运的。我说：“你有安妥灵魂的资本。”她不存害人之心，也没有被人落井下石。她是“保皇派”，却嫁给了“中间派”，此中玄机颇耐人寻味。她的丈夫高老师与她大学同班，没有担任班干部，选边时选了中间，左右都不支持，他的良心、良知恰是他的政治态度，所以他总是暗里呵护“保皇派”头头，并娶她为妻。这个选择在工作分配时使他失去了一次梦寐以求的机遇。他也不悔！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一生能找到理想的配偶，是高老师的幸运，也是李老师的幸运。
　　听老师说话，就如同从前回到母亲床前，与母亲拉家常一样，时间总是去得太快。记得每次不得不起身时却总不想起身，母亲就催促：“快走，别误了班车！”我起身告辞时，老师说：“那你快走，别耽误了工作！”起身，拉住我的手说：“有时间你来！”颤巍巍送我到电梯口。老师叮咛：“下次来，不要带东西！”我对老师说：“母亲之恩就是生（生了此身），这恩是不能回报的；老师之恩就是教（教书育人），此恩也是不能回报的。”说着，我进了电梯。门关闭了，我感觉双眼眩晕、模糊。直到走出电梯时，我才擦拭了眼角的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