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中的治国理政智慧》终于出版了。作为责任编辑，我参与了这本书策划、组稿直到编辑出版的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对《史记》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弘扬陕西本土文化、讲好陕西故事这类出版项目的策划出版有了进一步的理解。记录下《史记中的治国理政智慧》策划出版的全过程，权作纪念。
　　这本书是受2015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省视察调研的讲话的启发策划的。总书记指出：“陕西是中华文明、中国革命、中华地理的精神标识和自然标识。在新形势下，要发掘和用好丰富的文化资源，大力推进文化建设。”“对历史文化，要注重发掘和利用，溯到源、找到根、寻到魂，找准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深入挖掘历史文化中的价值理念、道德规范、治国智慧。比如，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所凝结的先人智慧，对今天治国理政有不少启示。”陕西是中国历史文化积淀最深厚的省份之一，新形势下，深刻认识陕西文化的独特价值，发掘和用好陕西丰富的文化资源，讲好陕西故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我们出版人来说，是一种责任，也不失为一个契机。
　　有了这样的想法，具体讲什么陕西故事，是摆在我面前的一个问题。经过几天的思考，我决定讲《史记》中的治国理政智慧的故事。原因有四：
　　一、与《汉书》相比，《史记》的内容更宏富，影响更大
　　《史记》是一部体系完整、规模宏大、气势磅礴、见识超群的历史巨著，蕴含着深邃的思想，闪耀着民族精神的光辉，是伟大中华人格的凝聚，是一部“百科全书”。.它的内容涉及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如历史学、文学、经济学、军事学等,是民族文化的浓缩。司马迁自述其写作此书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种打通一切领域，融各家各派文化于一炉，总结一切规律以求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宏伟目标，是前无古人的。
　　《史记》自问世以来，深受广大研究者和一般读者的喜爱，阅读者、研究者众多。不仅在国内，国外也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日本。据覃启勋氏的考证，《史记》在公元600至604年之间流传到日本后，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在政治、教育、文学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直至今日。所以，《史记》的接受程度高，现有市场和潜在市场巨大。不管是研究方向，还是研究成果，历史上没有哪一部作品可以与之媲美，《汉书》也不例外。
　　二、《史记》研究与现实结合的专著尚属空白
　　此前对《史记》的研究，多侧重于学术研究，除原著的标点整理而外，多注重对司马迁生平行事及思想的阐述、《史记》版本源流的考辩、《史记》中人物的研究和《史记》的史学价值及文学价值的阐发。此只要一观“融古今中外成果于一编，聚当今时贤于一堂”的张大可先生的《史记研究集成》、张新科先生的《史记研究资料萃编》即可明了。
　　所以，这次对《史记》的解读，我想走出以往《史记》研究重学术、从文本到文本的窠臼，注重挖掘《史记》中古圣先贤的智慧对解决当今社会现实问题的价值和借鉴意义，使历史真正成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镜鉴，经反复思考和论证，最终确定讲述《史记》中治国理政智慧的故事。
　　三、“治国理政”契合当时的社会热点
　　2014年9月28日，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外文局编辑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由外文出版社以中、英、法、俄、阿、西、葡、德、日等多语种出版发行。该书全面系统回答了新的时代条件下中国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是国际社会了解当代中国的重要窗口、寻找中国问题答案的一把钥匙。此书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国内外从政要、学者到普通民众争相传阅、学习，在全球范围内“圈粉”无数，成为一部“现象级”著作，“治国理政”成为热词，“中国智慧”成为焦点。而《史记》中蕴含着丰富的中国智慧。所以，我确定讲述史记中的治国理政智慧，这样可以紧跟时代热点，这不仅会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还会为出版社创造良好的双效益。
　　四、得天独厚的地域文化优势
　　陕西是中国历史上西周至唐代时期的政治文化中心，宋元以降，陕西仍作为全国文化重镇而举世瞩目，是公认的中国历史文化积淀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司马迁与《史记》是陕西文化中璀璨的明珠。司马迁的祖茔、祠墓在陕西韩城，此地是全国乃至世界人民纪念司马迁、研究《史记》的基地，这是陕西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引导人们深刻地认识司马迁和《史记》在陕西文化乃至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独特价值，并结合当前的国情民意和热点发掘和用好这块丰富的文化资源，面向市场，讲好《史记》故事、讲好陕西故事，为司马迁品牌进行更深更广的开发利用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是每个陕西文化人应该承担的责任。
　　五、本社的专业优势
　　三秦出版社是西北地区唯一的一家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一系列关于《史记》研究方面的图书，例如《宋本史记注译》、《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史记评注》、《史记研究资料萃编》。这些《史记》研究类图书的主编正是国务院学部委员、中国史记研究会副会长、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导张新科先生。张先生的专业方向是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在《史记》研究领域也是硕果累累，除了上述四种作品外，还有《史记研究史略》《史记与中国文学》《史记学概论》《史记研究史及史记研究家》《史记与中国文学》等。而且张先生经常与三秦出版社合作，担任本社多部书稿的主编和撰写工作。
　　所以，《史记中的治国理政智慧》一书，完全符合本社的专业方向，也可以充分利用本社的独家资源，切实保证图书质量。
　　讲什么故事确定之后，就是怎么讲好这个故事了。
　　《史记中的治国理政智慧》的提纲及写作要求，我最初的设想是这样的：
　　全书共分六部分，分别是总论、《史记》中的政治思想、《史记》中的经济思想、《史记》中的军事思想、《史记》中的文化思想、《史记》中的人才观念。每部分援引史记中的故事和事例，用事实来说理,借史言政；并以品评的方式来表达符合当代中国国情的政治主张,即述史为治；同时在选择史料时,有目的地总结归纳政治家、政治事件的负面教训和成功经验，以供今世及后来者“志古自镜”。
　　后经和作者反复沟通，写作要求作者完全遵循，但提纲有了较大变化，作者仔细分析了所有研究史记的材料，认为可以更细致。所有就有了现在的二十五个专题。但又出现了新问题，同一则史料，在不同的专题中反复出现，且每个专题后的有关名言也重复较多。经与作者反复沟通，编辑斟酌修改，最终解决了这个问题。
　　《史记中的治国理政智慧》选题入选了陕西省委宣传部的主旋律精品图书资助项目，出版后入选陕西省向干部推荐的优秀读物书目，为出版社取得了良好的双效益。通过这本书的策划与编辑，我对讲好陕西故事有了一点儿肤浅的体会，今天不揣浅陋，略陈于此，也就教于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