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涧文工团惠民演出现场
　　即将登台演出的秦腔武生演员
　　陕西某市一个剧团为了培育戏曲人才，计划招收100个戏曲学员，最终只有5人报名；省艺校免收学费招收戏曲班学员，应试者寥寥无几；陕西地方戏曲阿宫腔剧团演员奇缺，本该由男演员来扮演的须生、胡子生，却只能勉强让女演员仓促上阵……
　　这些流传在陕西戏曲圈子里的尴尬窘况，听起来似乎匪夷所思，然而，这就是目前陕西地方戏曲在蹒跚前行中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而这，还只是冰山一角。缺人！缺钱！缺物！缺事！“总结起来这其实是人、财、物、事的问题，但首先是人的问题。”陕西省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何桑对于陕西地方戏曲的现状如是分析，“愿意从事演员、编剧的人非常之少，再加上文化体制改革，使县一级的剧团生存艰难，眼下戏曲面临非常多的困境。”
　　何桑的另一重身份，是陕西省地方戏曲剧种普查工作办公室主任，而陕西地方戏曲面临的困境，在这项最新的调查报告中足以窥见一斑。2016年至2017年，经过一年多时间调查，陕西省地方戏曲剧种普查工作办公室摸清了陕西地方戏曲剧种的家底：陕西剧种现在有26个，其中本土剧种22，外来剧种4个。
　　在地方戏曲中，秦腔发展状况相对较好，全省有180个剧团在演。相比之下，汉调桄桄、弦板腔、阿宫腔、关中秧歌、陕北秧歌、跳戏等6个号称“天下第一团”的剧种情况则不容乐观。“天下第一团”的另一重意思是，全国只有这几个剧团还在苦苦支撑，演出这一个濒危剧种。 


　　现状 基层院团改制后人员奇缺
　　在有着“戏剧之乡”美誉的商洛，商洛市剧团副团长张平则对于“戏剧之乡”的称谓忧心忡忡。他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是人才的缺失。2011年文化体制改革之后，商洛剧团有40人退休，只留下来58人。
　　按照相关政策，工龄满25年就可以享受退休待遇。而演艺界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很多人从十几岁便进入演艺行业，在黄金年龄段却只能退休，38岁就退休的演员早已不是奇闻。随之而来的问题也是始料未及的：以前有90多人正常运转是没有问题的，但改制之后只剩下50多人。乐队只剩下6个人，而一个剧团正常情况下戏曲乐队应该有20多人——也就是说，正常的演出已经无法保证。
　　“我们剧团主要是缺人，后续的人员招聘成为一个大问题，因为改制之后从事业编制变成了企业编制。今年3月份，我们以公司的身份招聘，本来计划招聘30人，结果来参加考试的只有3个人。”
　　在有演出的情况下，商洛剧团不得不外请乐队，而外请的人员正是之前从单位退休的人员。对于这个地处陕南，有五个全国特级贫困县的城市来说，剧团改制最彻底，也是阵痛最严重的——如果仅凭演出，几乎难以生存。还未形成成熟的文化消费习惯，文化市场相对冷清，于是经常会出现这样的场面：在有卖门票的演出时，当地群众非常生气地质问，你们剧团是政府养的，凭什么还要买票？
　　“只有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很小”，这句话足以概括商洛剧团目前的状况。剧团2014年排的新剧《带灯》，经费来源组成是，一部分来源于团里商洛花鼓和商洛道情两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补助资金，另一部分来源于省上的对于精品剧目的扶持。
　　“有编制才能解决这一问题，后续人才才会有保障。”张平觉得人才缺失的问题，并不是短期内能解决的，但也并非无章可循，他寄希望于剧团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依托于此探索一条新路，“希望能成立一个非遗传承保护中心，有一定编制支持的话，既能解决后续的人才招聘培养问题，也能传承非遗文化。” 


　　分析 剧团实力不济不愿排新剧
　　“要是再不重视的话，再过几年，陕西的几大剧种可能就‘不行了’。”周至县剧团团长孙多祥在谈到县级地方剧团发展时无奈感慨道。在演出市场，目前地方戏曲的演出主要由国办团体，改制转企团体，民间班社承担。显然，改制后的县级剧团无疑是这出“苦情戏”的绝对主角。
　　周至县剧团在陕西众多的县级剧团中属于行业的佼佼者，最近排演的新剧《关中晓月》获得246万的国家艺术基金。演出市场遍及甘肃、宁夏等周边省份，剧团两个演出队一年演800场戏，演出的档期已经排到2019年正月。
　　虽然获得国家艺术基金让其他剧团无比艳羡，但一个尴尬的事实是，这一模式几乎没有可复制性：很多剧团不愿意排新剧，一则因为实力不济，费神费力排出来的剧没有生命力；二则创作一部新剧，从导演、主创、团队都需要很大的一笔资金。“对于一般的县剧团，像《关中晓月》这样的剧根本排不起，我们是先借了200多万才开始启动的。排一部这样的大戏，当地得有配套资金。但是，周边的县级剧团基本都已经名存实亡，没有能力和实力了，只有周至剧团在市场上还有一线生机。”
　　周至县剧团还必须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是，在僧多粥少的窘况下，还得与正在崛起的民营院团分一杯羹。在西安市政府主导的“惠民演出”中，县级剧团和民营院团的待遇是等同的，但由于民营剧团的质量参差不齐，有的民营院团只是个简单的草台班子，难以保证质量。于是，国有院团和民营院团区别对待，成为类似周至县剧团这样的县级剧团强烈的吁求：“文化自信，没有专业院团去传播文化怎么行呢？国有院团注重的是社会效应，而民营院团以营利为目的，钱赚到就行了。”
　　对于清涧县文工团团长郝宝林而言形势更为严峻。每年从正月开始，一直到五月，是一段难熬的日子。这段时间内，清涧几乎没有庙会可供演出，没有演出也就意味着没有收入。剧团里的好演员已经走了好几个，人才断代、创作断代，摆在郝宝林面前的困难很多。
　　改制转企的道路上，清涧县文工团走得并不顺畅，背后的原因不言自明：县级剧团面临的观众是最底层的农民，剧团的生存范围就在县里。走出去也就离开了赖以生存的土壤。在清涧这片地界上，郝宝林能做的就是围绕清涧道情做做文章，但财务压力是他以及剧团目前面临最大的掣肘。前年已经写好的一个剧本——道情《乡愁》，即便已经经过专家论证，只等一纸批文就能登台演奏，然而囿于100多万的费用，这个剧目排演依然遥遥无期。
　　“只要温饱解决了，这些人还是能吃苦的。”郝宝林希望将剧团纳入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政府对这些演出买单，或许会缓解目前的窘境。
　　事实上，基层院团目前面临的人才缺失问题，总结起来并不复杂———“不是没有人才，而是人才待遇太低。”按照企业待遇对待，加大政府购买服务的力度，形成“养事不养人”的制度，这既是来自基层院团最真实而迫切的声音，或许也是陕西地方戏曲发展的必由之路。 


　　建议 民营院团需要政府“天使投资”
　　专业院团与民营院团应该如何倾斜的问题，陕北民歌大舞台总经理刘德明表示，“国有院团和民营院团目前确实没有被放到同一个层面来对待和考虑，这体现了主管部门的意愿问题。最起码，做不到等量齐观，也应该分别有个可具操作性的标准。”对于民营院团而言，一个尴尬的现实是，市区县级别的民营院团规模太小，在申请省上某项扶持基金的报表时，后面的单位动辄都是亿元级别。“能做到亿元级别，我还需要这些扶持资金吗？民营院团其实几十万，两三百万就能解决问题。”在刘德明看来，政府的扶持资金应该作为一种天使投资，就像“精准扶贫”一样，具有更强的针对性。
　　刘德明的陕北民歌大舞台，完全按照市场化运作，经过两三年的锻炼，他的剧团没有出现人才短缺的问题，一批年龄在28~35岁的黄金年龄段歌手，被他招致麾下。
　　民营院团，其实对于政府政策的渴求要比对于资金的渴求更加迫切，政策很多时候决定了民营院团的发展进度。北京的文化市场发展过程便是一个鲜活的例子。北京从2007年开始，对于文化市场上的新兴力量，一视同仁地支持小型剧目的创新。同时，门槛很低，剧本出来之后，直接可以拿去申请10万元的扶持资金，50万封顶。文艺群体和文艺新群体，用了10年时间，基本上已经成熟并壮大了，目前有超过10万的从业人员。
　　从社会效益与商业效益平衡的角度来讲，地方戏曲市场化的探索者——陕北民歌大舞台依稀已经看到了曙光。截至目前，在节目上累计投入高达700余万元。三年前演出是零票房；第三个年头，一年演100多场，每场票房5000-6000元；头几年以送票为主、卖票为辅，现在则是以卖票为主，送票为辅；“陕北民歌大舞台，是展示、创新、孵化的平台。培养一批批人才，形成良性循环。”刘德明对于地方戏曲市场化的前景，似乎越来越明朗。
　　记者在采访时，民营院团传来利好消息，陕西省文化厅拟确定178家民营艺术院团入选“陕西省民营文艺院团数据库”，有望购买其公共演出服务活动。 


　　声音 一些剧种已失去存在的价值
　　出于各种难以叙说的理由，又或者出于某些难以言说的顾虑，在采访一些戏曲演员的时候，记者遇到了无数的闭门羹。有的演员知道记者的采访意图后，立马删除微信好友，随后再也联系不上；有的戏曲演员一分钟前已经允诺采访要求，但不知为何立马改口：“你还是采访别人吧，目前陕西地方戏曲现状不好说。”有的采访对象则更加直白：“我现在还在职，有些话真的不方便说。”在诸多采访对象中，一位秦腔演员以这样的理由拒绝了记者的采访，“说假话的话，你大老远过来等于白跑一趟；说真话的话，我现在还在职，实在不方便说。”
　　在诸多拒绝接受采访的对象中，一位戏曲演员或许在思忖了几天之后不吐不快，发来了这样一条微信：“戏曲剧种特色不断蜕化，戏曲同质化不断加重，一些剧种甚至都失去了存在的价值，要相信真正懂得艺术的是艺术家，是人民！要让专业人士来做专业的事情。”
　　记者只能采访到一位退休的83岁老艺术家薛庆华，他是位秦腔老艺人，1949年入易俗社14期学艺，他见证了秦腔一路走来的风雨历程。“很灰心，很生气，很着急！”谈到陕西地方戏曲的发展，他的情绪异常激动。
　　“传承关系变了！过去西安秦腔四大班社有很多演员，退休的老演员归文化局管理。改制后的剧团属于曲江文化产业投资集团管理，现在的演员也归曲江管理。退休下来的老艺术家有数百人赋闲在家，剧团却缺少执教的老师。这些人一走，这个东西也就完了。”一班剧是由祖孙三代“站”着的，以前是一波带一波，传帮带是职责所在，而现在，戏曲传承方面，显然今不如昔。
　　戏曲的传授讲究的是“口传心授”，薛庆华说，自己身上有五六个戏，而这些戏压根没有剧本。为了保存这些宝贵的资料，他收集录像坚持了三十多年，已经积攒了好几柜子的录像带。这些资料大都是绝版资料，外面很难看到。
　　“一个演员一辈子演戏，最后的代表作就是那么几出戏。一个人存上两个戏，几百号老艺人就是几百部戏。”薛庆华说，自己这辈子对秦腔事业忠心耿耿，有生之年唯一的希望是，能够将影像资料保存下来，供后来人学习借鉴。 


　　信号 陕西地方戏曲有望复苏回归
　　在政策层面，记者从陕西省振兴秦腔办公室了解到，2016年出台的《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支持秦腔等地方戏曲传承发展的实施意见》中，对于陕西地方戏曲的发展列出了详细完备的指导意见。如加强优秀剧本创作，强化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戏曲档案资料，重视流派传承工作，建立健全培训机构，加强遗产保护，打造精品工程等十三项实施意见。各项工作正在逐步深入开展，为地方戏曲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此外，由陕西省文化厅主办、旨在弘扬地方戏曲等传统文化的“国风秦韵”文化品牌，已经被写进陕西省十三五规划。规划中指出，加强文艺阵地建设，丰富公共文化供给内容，大力发展网络文艺，扶持文化精品创作，实施“国风秦韵”系列文化项目。
　　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的若干政策》，地方戏曲逐渐有了复苏的迹象。政策要求加强戏曲保护与传承、支持戏曲剧本创作、支持戏曲演出、改善戏曲生产条件、支持戏曲艺术表演团体发展、完善戏曲人才培养和保障机制、加大戏曲普及和宣传等。
　　这是一个让戏曲行业欣慰的征兆，陕西地方戏曲也乘着这一东风开始有所复苏。陕西省从2017年开始实施“百人计划”，省剧协联合省教育厅筹划的秦腔进校园，国家艺术基金举办大量扶持戏曲创作培训班……陕西众多戏曲院团正是这一政策的受惠者。
　　不久前，大型戏曲文化类节目《擂响中华》在西安录制完毕，一场看似平常的活动却释放了更多的信息，陕西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永康出席总决赛录制现场，并为总冠军获得者颁奖，其重要性以及背后的意义不言而喻。这场被形容为“呈现出具有戏曲专业性和传递正能量的现象级文艺节目”，邀请全国22家媒体全程观演并进行实时宣传，盛况空前。
　　王永康在现场的发言，让无数陕西地方戏曲从业人员看到了“春天”。有人惊呼：戏曲回归了！那么，戏曲的春天来了，陕西地方戏曲之花会开吗？
　　文化艺术报记者 魏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