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画　　高昊/《写生》
　　五
　　真正的成功者是站在巨人肩膀之上的。
　　酝酿的时间越长，果实就越丰硕。在所有的赶牲灵曲子中，张天恩创作的《赶牲灵》名头最高，唱得最响，直至被誉为中国民歌十大精品之首。
　　张天恩灵性高，悟性好，再加上他的见多识广，就让赶牲灵曲子在一代一代传唱的基础上在各区域流播的底质上有了质的飞跃。
　　还有幸的是，张天恩的“赶牲灵”和“革命”结了缘。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陕北土地上，发生了许多事件，尤其革命，让这块土地的黄色通体染变为红色。先是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领导的“闹红”，他们轰轰烈烈的革命行为，像陕北正月天“闹社火”一样，让这块土地上的红色火种沸腾般地“热闹”起来。紧接着，中央红军来到了陕北，让这块“解放区的天”更加“明亮”起来。这些，都让那些赶牲灵的人看见了并且亲身经历了，他们就裹挟在其中，使这些陕北的赶牲灵汉子无可避免地披上了革命的“红色”。他们穿插在敌占区和解放区之间，来来回回地在边界上甩响他们赶牲灵的鞭子。他们见识并亲自经历了枪林和炮弹之间的穿梭和惊悸，也亲自感受了个别国民党摩擦派的刁难。他们有时是不自觉，有时是自觉地承担了运送公粮、运送解放区急需的医药及其他物资的任务。他们将此作为一种赶牲灵的责任和意外的光荣。他们中的一些分子，有的干脆放下鞭子拿起枪杆子，站到革命队列之中。大多数还是没有放下鞭子，但却以鞭子替代枪杆子加入到革命的洪流中去了。
　　那是时代，谁也无可回避的时代。
　　所以说，那个时代的赶牲灵，可不是一般的赶牲灵。
　　1935年，绥宋马路修通，正好路过张家墕，张天恩便变卖家产自己买了牲灵，敢为人先，为红军秘密运送货物。1939年，王震带三五九旅来到绥德警备区，春节秧歌队会演，张天恩拔了头彩，因此和王震司令员有了机缘，又加上贺龙师长的郑重推荐，这种缘分就更深更厚了。王司令员亲自送了张天恩一头骡子，要他好好为边区服务，张天恩将这头骡子奉为宝贝疙瘩，给它配最好的鞍，给它头上系了“红脑缨”，逢人便夸耀，是王胡子司令员送我的这匹大骡子。并将这匹骡子定为“头骡”。这匹骡子体大，劲足，善走，识途，经过张天恩的精心喂养，更是长得骠肥体壮，溜溜儿滚圆，人见人爱。
　　1945年，张天恩当了绥德边区政府的运输队长，也就是那时，他认识了《赶牲灵》歌曲中的人物原型王元方和杜锦玉。
　　这个王元方是山东单县人，向往延安，上海同济尚未毕业，就远道寻求“明朗的天”来到延安，1938年，进鲁迅艺术学院改学艺术，不久，分配至八路军120师的战斗剧社工作。做编剧，做导演，也拉二胡，也吹笛子，是个全才。曾为毛泽东的《沁园春·雪》第一次谱曲。也喜欢收集陕北民歌，他对陕北民歌的爱简直到了如痴的地步，一有空，他就让张天恩给他唱陕北民歌，就掏出本子快速地记。他惊异，张天恩的民歌好像没有完，什么时候要他唱，他张口就唱，你不打断，他就一直能唱下去，一天和一天不一样，一次和一次不重复。它是歌的海洋，是歌的矿藏。因了陕北民歌，他和张天恩成了好朋友。杜锦玉是米脂人，正念米脂中学，向往革命，参加战斗剧社。这是真正的“米脂婆姨”（当时还是一个姑娘），漂亮姣好，能唱能舞，扮演的《兄妹开荒》，创造了陕北历史上万人空巷的纪录，扮演《白毛女》中的喜儿，发生过战士拉动枪栓要枪毙黄世仁的事件，在边区叫得响呱呱。王和杜是一对恋人，一个编导，一个唱跳，俩人天生一对，郎才女貌。
　　这时的张天恩正带着运输队往绥德警备区运送物资。一天早晨，王元方来了，要随帮搭他们一起回绥德开会，也想顺便再听张天恩唱曲子。元方人好，一件件帮张天恩往牲口身上抬物资。抬绑停当，就要起身了，头戴三颗红脑缨的走头头骡子跨出了蹄，蹲在店门口的花腰腰哈巴狗被这热闹的景象激活了，张开大口叫出了声，驼队十几头骡子脖颈的铃铛都摇动了，只有街对面的杜锦玉一声不吭拈着衣襟望着就要起身的王元方目不转睛地盯着，脸上的表情是明显的不舍、依恋、相挽、惆怅……张天恩都看到了。他脑子也急速地运转，喉咙口似乎有什么东西往上涌，一首惊天动地的歌曲就这样在这个特定的时光酝酿成熟了。

　 走头头的那个骡子三盏盏那个灯，
　 带上的那个铃子哟哇哇的那个声，
　 白脖子那个哈巴哟朝南咬，
　 赶牲灵的那个人儿哟过来了，
　 你若是我的哥哥招一招手，
　 你不是我的哥哥哟走你的那个路。
　 …… 

　　端的是，氛围，艺术的氛围在这里起了决定的作用。如果不是当时的驼队，哈巴狗，恋人，或许这首歌无法生成。还有生活，只有张天恩，这个赶牲灵的汉子熟悉赶牲灵的“红脑缨”“三盏盏灯”，那都是他亲自装扮上去的，镜子是悬在“走头头骡子”头上的，还是“三盏盏”，一块在当脑心，两块在面颊部，黑夜里，如三盏明灯，离得老远，就耀眼十分。镜子下方，是红脑缨，红脑缨是圆球状的，用红丝绒红丝线绣织而成，毛茸茸，亮晶晶，四围垂结一缕一缕的丝绒线穗，随着牲灵的走动上下左右起伏摇摆。他更熟悉他给王震司令员买的那条花腰腰哈巴狗，哈巴狗是与人最近的动物，它总是围绕在人的脚边，人走在哪，它跟在哪，只要看见了狗，后面就会有人，这个人是赶牲灵的哥哥。更重要的是加了自己的情感经历。王元方与杜锦玉是一对革命夫妻，又是一对知识分子，但张天恩唱出来的却是赶牲灵的哥哥与妹妹，为什么呢？因为张天恩只看到了他们相依相恋的过程，但对这两个革命知识分子的内心却无法走进，所以他才运用了通假和转移，用自己的情感经历作了“添加”。我们前面说过，张天恩在他25岁那年，也是在赶牲灵的路上，遇到了比他小7岁的白家塔村的白来英，白来英十分喜欢听张天恩唱的山曲，只要张天恩一来，她就身不由己地跟着张天恩和他的牲灵走，一边走，一边唱，越走越恋，越恋越爱，越爱越唱，越唱越爱……还有他的赶牲灵弟兄们中的经历他是早有耳闻却非常熟悉，于是，他就将自己的“生活”溶进了这首歌，让这首歌有了真情实感，有了传唱的情感内容。艺术，是情感的符号；没有情感，这首歌肯定是“行而不远”。只有注入了饱饱的情感，这首歌才能传唱不息，经久不衰。
　　在这个意义上，《赶牲灵》就不只是张天恩对看到的一段别人情感生活的记叙和敷衍，而是对自己赶牲灵生涯的打开，是对自己情感记忆的追述和感叹，也是对所有赶牲灵人情感的放大和缅怀。哪一个赶牲灵人没有一点或几点情感的记忆，但很多人对那些记忆要么淡忘了要么认为过去就过去了，即使过不去，也只是默默地深藏在心底的一角，只有时不时地拿出来独自慨叹一番而已。唯有张天恩，却将这些看到的和想到的听到的都集合在一起，创造出了这首让所有人内心包括赶牲灵的和不赶牲灵的，都无不为之深深触动的歌曲。
　　这也是至今被人们传唱得最多的最经典的《赶牲灵》。
　　一首歌记录了一段历史，一首歌担负起了一方土地人民的生活足迹。
　　张天恩无论如何不会想到，他的这一首率性为之逞心而歌的《赶牲灵》竟会成为全国民歌的经典。
　　一首歌究竟能走多远，谁也不知道，只有时间知道。时间已经走过了七十多年，这首歌不仅没有被历史尘埋，而且在岁月的洗礼中，越发地精粹和闪亮。
　　当然，赶牲灵曲子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在萌芽的基础上经过无数人不断加工锤炼逐渐地完美而最后定型的。它不是一个人的劳动，而是集体的智慧。
　　但张天恩是集大成者。
　　这个赶牲灵汉子一生创作了近百首陕北民歌，文化部命名他为“民间艺术天才”，中国民间音乐家协会主席马骥亲自为他题词“民歌大师张天恩”。1952年，张天恩被柯仲平请到西北艺术学院教民歌，1953年又被请到中央音乐学院任教。教了三年，他主动辞职了，学生挽留，教员挽留，组织挽留，他坚定地拒绝了。问他理由，他说，这里不适合他，他也呆不住，他喜欢“刮野鬼”，喜欢赶牲灵，只有赶上牲灵，他的歌才唱得好。
　　就这样，他又回到了张家墕，回到了那块能展示他才能的地方。
　　赶牲灵的路有无数条，赶牲灵的人有无数个，我们只能拣最具代表性的数说一二。
　　从李治文到柴根到张天恩，我们画出了一条赶牲灵的时间链，其实，他们只是赶牲灵队伍中任意或特意点名的“出列者”，但这三个“出列者”已经足够让我们看到赶牲灵的路线、歌曲以及他们的集体遭遇和“个案”的特殊经历了……陕北赶牲灵的很多，多得无法数清，他们各人有各人的生活内容，各人有各人的感受情怀，翻开每一页，都是一本厚厚的书。但作为时代、地域和遭遇的典型，李治文、柴根和张天恩，就足以代表了赶牲灵的个体和共体的普遍特质。他们三人赶牲灵的路线也很少重复，李治文走的是三边、宁夏一带，柴根走的是内蒙包头、河套一带，张天恩走的是河东山西一带。所以，抽取他们三个人的故事，也不是我的一厢情愿，而是全体陕北人的共愿。他们将这三个人的赶牲灵曲子和人生遭遇捆绑在一起作集体推销，也是对自己人生遭遇的认同和热卖。
　　尔今，七十多年过去了，我们仍然能听到牲灵蹄掌击打在黄土地上的节奏，仍然能听到《赶牲灵》曲子铺展在路上的音符。
　　路是人们伸向远方的想象，遥远天际的大路和小路伸展了人们的梦。那时的脚步实在有限，它限制了人们梦的延伸，只有赶牲灵汉子借助牲灵以及贸易通道才为人们打开了一扇遥想远方的窗口。所以人们就格外羡慕和留恋赶牲灵，以致这道“风景”成为永远逝不去的“乡愁”。
　　按理说，它就是一首歌，一支曲子，就是一种交通方式，还是过去时代的一首歌，时代的发展早已将这种原始的交通方式埋进了坟墓。很多这样的歌曲都随着时代的发展被过滤成久远的历史了，唯独赶牲灵却无法被大浪淘沙掉，还被历史的浪花磨洗得更加晶莹透亮。
　　以此去说，它已经不是一首简单的民歌了，它是一张历史的名片，翻过它的背面，它写满了一定历史时期经济贸易的史实，它的史实不是干巴巴的“春秋笔法”，也不是杜撰瞎编的野史轶事，它是活生生的充满人情味的极具故事性的“马迁手法”。
　　经典，是时间沉淀后的洗亮，只有那些经得起时间磨洗后依然闪亮发光的东西，才被人们重新记起或原本就一直被人们珍藏和唱响。赶牲灵就是这样的经典记忆。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