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作为人内在的精神气韵而呈现，不仅反映着时代洪流中的社会变迁和人物兴衰，也正面回应着我们时代的问题。渔鼓山歌剧《孝义川》取材于“仁义柞水”一带的民间故事，在明末的风雨飘摇中，一群底层人却坚守着朴实、温厚、善良等人性美好的品质，相反一些人却陷入自私、自利和贪婪的欲望中而无法自拔，也正是这两种品性之间的相互交织与冲撞，向我们诉说着历史尘埃下那些寻常百姓的内心渴望。
　　《孝义川》题材源于民间故事传说，却不拘泥于既有的事实。编导在剧中将笔墨凝聚于家道衰落的“忠孝之女”张孝娘身上，这一人物既是对明末民间寻常百姓精神形象的概括与提炼，也是对自古以来底层人群精神品格的真实写照。以民间艺术作为一个侧面，切近艺术作为时代良心的核心层面，这也是这部戏最为动人的地方。
　　这部戏以时间为线索，集中力量塑造了张孝娘为核心的人物形象。通过对张孝娘真情真义的演绎，勾勒了一个深受父亲“张神医”悬壶济世行为影响的善良质朴的时代女性。张孝娘与书生石昌喜结良缘。而石昌与好兄弟冯义轩进京赶考，这一别却成了张孝娘和石昌的生死之别。张孝娘以女性的坚忍支撑起两个家庭的柴米酱盐醋，从不抱怨。她大义凛然，知书达理，石昌赴京赶考时把家传的《回生方要》交付妻子，让献于朝廷造福苍生。然而事与愿违，也恰恰是这一举动，被看似热心资助石昌和冯义轩赴京赶考、却不安好心的乾佑县巨富郭世财看到，这也为后来石昌惨遭不幸埋下了祸根。
　　人性是一切文学作品亘古不变的主题。毫无疑问，《孝义川》也为我们揭示着人性的复杂面，善良与贪婪，质朴与奸诈、勤劳与自私等等，也正是这些复杂面构成了我们理解戏中人物的关键。张孝娘在得知丈夫惨遭不测后，内心深处的悲痛我们可想而知，生命从希望走向绝望的途中是以怎样冰冷的质地向我们传达着人生在无常中渴望有常，然而一切却是天意弄人。石昌牺牲自我却成就了冯义轩的功名，那种精神慷慨激昂，在生死面前的壮举令人敬佩。而郭世财的贪婪嘴脸也逐渐张开，通过骗婚、逼婚，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一个丑陋形象。这一形象把“奸商”的性格完美地剥离了出来。历史浩荡向前，这类人总会被人民群众所唾弃。冯义轩智取郭世财，最终使得石昌沉冤得雪，也呼应了人民对正义的渴望。
　　《孝义川》作为一部依托民间传说的人物大戏，故事有序，气势磅礴，波澜壮阔，在看似简单的叙事中成功塑造出了时代女性张孝娘的担当精神，她坚韧不拔追求忠信礼义的精神和行为，成为底层人精神的真实再现。我们在剧中看到了历史前进的车辙，亦听到时代人物的精神苏醒与成长。在舞台上轰鸣震荡的不仅仅是一部戏，还是我们走过的那些活生生的历史记忆。
　　这部戏融民间故事与虚构人物于一体，在隔与不隔中自生境界，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和审美意蕴。不仅彰显着一代代底层人民执著于美好品德的追求和敢于奉献的精神风范，也充满了对历史的雄辩。该剧在观照现实和书写历史及塑造人物的方向上，把观众引入共通的意义空间，在这里现实与历史、故事与人物形成自觉的艺术对话，双重叙事空间在史料推演和故事推进的维度空间，使得这部戏人物饱满、形象逼真、性格突出，极具渲染力和感染力。
　　然而，《孝义川》不仅仅是一部人物戏或者说故事戏，它还是一部具备民间特质的民族大戏，在虚实相生相应的叙事维度中，牢牢把握时代与人物的互动关系和人物性格的冲突。作为一部新编戏，《孝义川》摒弃了旧戏剧中粗俗的激情，而是注入精心雕琢的心灵。而戏曲作为我们时代的良心，正是抓住了对人们行为的性质的描写，才得以成为我们时代的一面镜子。
　　郑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