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17年08月18日
柳青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的不解之缘
一
1958年4月底，著名作家杜鹏程同志到北京出差，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文学编辑去拜访他。杜鹏程谈到，柳青完成了一部长篇小说的初稿。当时，柳青已出版《种谷记》和《铜墙铁壁》两部长篇小说，而中国青年出版社相继出版了一些革命历史长篇小说，计划接着出版一批反映现实生活的长篇小说，这样，柳青的这部小说进入了编辑的视野。5月12日，中国青年出版社“二编室”给柳青写信，希望交由他们出版。柳青婉言谢绝，觉得第三稿还没有写完，不想过早地做出承诺，以免给自己造成不必要的压力。他让出版社到时候再联系。
为了尽快把这部小说“抓”到手，出版社安排文学编辑黄伊专程到长安县皇甫村去拜访柳青。柳青在家里招待了他，顺理成章地达成了合作意向。当然，这和柳青曾在团中央和中国青年报社工作过也许有一定的关系。中国青年出版社是团中央的下属单位，和中国青年报社是兄弟单位。
8月7日，柳青和出版社签订了《约稿合同》。
二
1958年10月初，中国作协召开会议，安排了国庆十周年献礼工作。中国青年出版社将柳青的长篇小说作为献礼的重点之一，列入了1959年的出版计划。柳青认为“如果第一部草率从事，出版后遗憾很多”，“这样对读者也是不负责任的”。柳青请出版社改在1960年第一季度出版。
《创业史》在《延河》连载以后，柳青请出版社把社会各界对《创业史》的批评意见收集起来交给他。
1960年1月23日，柳青把小说上卷的修改稿寄给出版社，同时说，下卷的修改稿要迟一些，争取2月底3月初寄出。一是因为二十二章要推倒重写，二是因为哮喘病发作。
《创业史》清样出来以后，柳青对封面设计和开本提出建议。柳青希望用36开的小开本，便于读者携带。36开本是非常罕见的开本，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尚无先例，但既然柳青有这个要求，出版社就满足了。关于书脊的格式、颜色、字体以及“出版说明”应该放的位置，柳青都做了详细的交代。最后，柳青叮嘱，付印前，书的封面、内封面、引言、出版说明、内文，他要从头到尾再看一遍，寄大样时，希望从扉页到最后一页全部寄给他。他还说，书付印时，真想亲自到北京去一趟，可惜因为家中要修理院墙，时间上有冲突，实在去不成。
为了避免出现差错，柳青发电报，要求出版社“两卷一同付印”。出版社为了赶进度，寄大样时用的是航寄，柳青亲自审定以后，就在第一时间送到了印刷厂。
这样，由黄伊拿回版权，因故由陈碧芳负责过一段联络和编辑工作，最后由王维玲担任责任编辑的《创业史》第一部普及本，就于1960年5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了，首印10万册，定价1.54元，这就是《创业史》的初版本。
三
在1960年3月28日柳青给出版社的信中，他还说他个人需要100部《创业史》精装本用于赠送友人，希望出版社代寄。同时，他还想要一部分普及本，送给农村的人。他让出版社把书钱和邮费记好账，以后一并结算，还特别交代说，兄弟亲戚，赠书上什么都不要写，其余的统一写“某某同志指正，柳青，某年某月”。
柳青在收到出版社寄来的样书后，对普及本封面和布面精装本谈了自己的看法。出版社按照柳青的意思对赠书进行了调换。后来，柳青觉得自己给出版社添麻烦了，感到很不安，专门就这件事对出版社表示了歉意。
出版社代柳青赠送给巴金的书，没有写名字，巴金回过头来，又叫柳青写。当时，巴金已担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柳青感到很不好意思，觉得对前辈不够尊重。但他并没有责怪出版社，只是说：“在重大政治问题上，人总是谨谨慎慎的，而在日常琐事上，特别是在事务性的程序性的事情上，人有时并不那么细心，这是人之常情，对文学工作者来说，应该注意。”
四
因为一部《创业史》，柳青和编辑结下了不解之缘。
柳青长期住在长安乡下，交通不便，信息不灵，他就请出版社的编辑帮忙买了寄给他。柳青想要一套《世界文学史》《欧洲文学史》和英国、法国、俄国的文学史，编辑跑遍了北京，虽然没有买全，但还是让柳青十分感动，这些书大多有头无尾，破破烂烂，柳青知道他们是跑书摊买的！
柳青的大女儿刘可风和儿子刘长风在北京上学期间，柳青把他们托付给了出版社的编辑。他又先后四次在信中叮嘱编辑，仅限于帮助解决转学和找房子两个问题，其他方面不要照顾。
柳青患有哮喘病，每年五六月关中小麦扬花时节是哮喘的发作期。1960年4月26日，柳青给出版社写信说，准备去北京“躲病”，做出版社的客人。从此以后，柳青每次到北京“躲病”，或者到北京去开会，中国青年出版社几乎都“包揽”了他的食宿问题。
柳青和中青社编辑之间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关系？用柳青自己的话说，是一种“工作上的合作关系，是为了我国文学事业的联合努力，而不是买卖关系，我很满意这种关系”。甚至到了临终前，他仍然给儿女们交代：“我不在人世后，有事还可以找中青社的同志帮助。”
柳青去世以后，出版社的编辑帮助他的儿女们料理了后事，还协助安排了几个未成年子女的生活。作为知己，王维玲为柳青做了最后一件事，就是按照柳青的遗愿，一捧一捧把他的骨灰分放到两个骨灰盒里，一个葬在了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一个葬在了长安县皇甫村。
1958年4月底，著名作家杜鹏程同志到北京出差，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文学编辑去拜访他。杜鹏程谈到，柳青完成了一部长篇小说的初稿。当时，柳青已出版《种谷记》和《铜墙铁壁》两部长篇小说，而中国青年出版社相继出版了一些革命历史长篇小说，计划接着出版一批反映现实生活的长篇小说，这样，柳青的这部小说进入了编辑的视野。5月12日，中国青年出版社“二编室”给柳青写信，希望交由他们出版。柳青婉言谢绝，觉得第三稿还没有写完，不想过早地做出承诺，以免给自己造成不必要的压力。他让出版社到时候再联系。
为了尽快把这部小说“抓”到手，出版社安排文学编辑黄伊专程到长安县皇甫村去拜访柳青。柳青在家里招待了他，顺理成章地达成了合作意向。当然，这和柳青曾在团中央和中国青年报社工作过也许有一定的关系。中国青年出版社是团中央的下属单位，和中国青年报社是兄弟单位。
8月7日，柳青和出版社签订了《约稿合同》。
二
1958年10月初，中国作协召开会议，安排了国庆十周年献礼工作。中国青年出版社将柳青的长篇小说作为献礼的重点之一，列入了1959年的出版计划。柳青认为“如果第一部草率从事，出版后遗憾很多”，“这样对读者也是不负责任的”。柳青请出版社改在1960年第一季度出版。
《创业史》在《延河》连载以后，柳青请出版社把社会各界对《创业史》的批评意见收集起来交给他。
1960年1月23日，柳青把小说上卷的修改稿寄给出版社，同时说，下卷的修改稿要迟一些，争取2月底3月初寄出。一是因为二十二章要推倒重写，二是因为哮喘病发作。
《创业史》清样出来以后，柳青对封面设计和开本提出建议。柳青希望用36开的小开本，便于读者携带。36开本是非常罕见的开本，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尚无先例，但既然柳青有这个要求，出版社就满足了。关于书脊的格式、颜色、字体以及“出版说明”应该放的位置，柳青都做了详细的交代。最后，柳青叮嘱，付印前，书的封面、内封面、引言、出版说明、内文，他要从头到尾再看一遍，寄大样时，希望从扉页到最后一页全部寄给他。他还说，书付印时，真想亲自到北京去一趟，可惜因为家中要修理院墙，时间上有冲突，实在去不成。
为了避免出现差错，柳青发电报，要求出版社“两卷一同付印”。出版社为了赶进度，寄大样时用的是航寄，柳青亲自审定以后，就在第一时间送到了印刷厂。
这样，由黄伊拿回版权，因故由陈碧芳负责过一段联络和编辑工作，最后由王维玲担任责任编辑的《创业史》第一部普及本，就于1960年5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了，首印10万册，定价1.54元，这就是《创业史》的初版本。
三
在1960年3月28日柳青给出版社的信中，他还说他个人需要100部《创业史》精装本用于赠送友人，希望出版社代寄。同时，他还想要一部分普及本，送给农村的人。他让出版社把书钱和邮费记好账，以后一并结算，还特别交代说，兄弟亲戚，赠书上什么都不要写，其余的统一写“某某同志指正，柳青，某年某月”。
柳青在收到出版社寄来的样书后，对普及本封面和布面精装本谈了自己的看法。出版社按照柳青的意思对赠书进行了调换。后来，柳青觉得自己给出版社添麻烦了，感到很不安，专门就这件事对出版社表示了歉意。
出版社代柳青赠送给巴金的书，没有写名字，巴金回过头来，又叫柳青写。当时，巴金已担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柳青感到很不好意思，觉得对前辈不够尊重。但他并没有责怪出版社，只是说：“在重大政治问题上，人总是谨谨慎慎的，而在日常琐事上，特别是在事务性的程序性的事情上，人有时并不那么细心，这是人之常情，对文学工作者来说，应该注意。”
四
因为一部《创业史》，柳青和编辑结下了不解之缘。
柳青长期住在长安乡下，交通不便，信息不灵，他就请出版社的编辑帮忙买了寄给他。柳青想要一套《世界文学史》《欧洲文学史》和英国、法国、俄国的文学史，编辑跑遍了北京，虽然没有买全，但还是让柳青十分感动，这些书大多有头无尾，破破烂烂，柳青知道他们是跑书摊买的！
柳青的大女儿刘可风和儿子刘长风在北京上学期间，柳青把他们托付给了出版社的编辑。他又先后四次在信中叮嘱编辑，仅限于帮助解决转学和找房子两个问题，其他方面不要照顾。
柳青患有哮喘病，每年五六月关中小麦扬花时节是哮喘的发作期。1960年4月26日，柳青给出版社写信说，准备去北京“躲病”，做出版社的客人。从此以后，柳青每次到北京“躲病”，或者到北京去开会，中国青年出版社几乎都“包揽”了他的食宿问题。
柳青和中青社编辑之间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关系？用柳青自己的话说，是一种“工作上的合作关系，是为了我国文学事业的联合努力，而不是买卖关系，我很满意这种关系”。甚至到了临终前，他仍然给儿女们交代：“我不在人世后，有事还可以找中青社的同志帮助。”
柳青去世以后，出版社的编辑帮助他的儿女们料理了后事，还协助安排了几个未成年子女的生活。作为知己，王维玲为柳青做了最后一件事，就是按照柳青的遗愿，一捧一捧把他的骨灰分放到两个骨灰盒里，一个葬在了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一个葬在了长安县皇甫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