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雅君教授
　　游客参观妇女文化博物馆展品
　　【人物简介】
　　屈雅君，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妇女文化博物馆馆长、民革陕西省委员会副主委、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常委。从事女性问题研究20多年。 

    致力于两性不平等状况改变的女权主义
    文化艺术报：请您为我们的读者简要介绍一下“女权主义”吧。
    屈雅君：女权主义又译作女性主义，英文对应的是同一单词Feminism。它兴起于19世纪初。到20世纪60年代，第二次世界妇女运动浪潮兴起，80年代传入中国，更致力于对传统文化的突破。这时候的妇女研究深入到各学科、各领域。在中国有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我们的研究者在自我表达时，喜欢说女性主义，在介绍西方时，喜欢用女权主义，似乎想通过一字之差将自己和西方区分开来。
　　这里有一个深层原因就是很多人觉得女权主义比较激进。因为和直接被宪法赋予了选举权等政治权利的新中国女性不同，对于西方妇女来说，无论是穿长裤出门，还是参与选举，她们获得的每一项权利都是经过艰苦斗争得来的。在这一点上，我们中国女性不仅要感谢党和国家在宪法中赋予我们的权利，也应该感谢西方女性运动的先驱们的长期奋斗使女性参政议政成为一种国际潮流。
　　女权主义有非常多流派，有激进的也有温和的，但他们共同的宗旨都是认为当今两性不平等，都致力于这种不平等状况的改变。 

　　中国实现两性平等了吗？
　　文化艺术报：有很多人认为，在印度、阿拉伯的一些落后地区才需要讲两性平等，中国女性的地位已经很高了，再喊女权是没事找事，对此您怎么看？
    屈雅君：关于性别平等状况，联合国有一些考量指标，我大致说一下你就明白了。
　　一、性别期待值。不是说生了男孩或者女孩你喜不喜欢，而是整个社会，大部分家庭更期待生男孩还是女孩。
　　二、受教育的机会。中国现在普及了义务教育，但社会上永远会有资源匮乏的区域或家庭，在这个区域，譬如一个家里姐姐和弟弟都考上了大学，但只负担一个人的学习费用，谁走进大学的机会更大？
　　三，工作的权力。同样的工作岗位，男性和女性哪个更容易获得？
　　四，工作的种类。这个问题往往容易被忽视。中国女性就业绝对人数并不少，但是当我们具体分析她们所从事职业类型时就会发现一些不一样的问题。女子就业目前主要集中在母亲型，如幼儿园老师、小学老师。妻子型，如服务员、会计、出纳等。情人型，如空姐、时装模特等三种类型。
　　五，晋升空间，也可以说是职业妇女的政治权力。我们国家女性干部数量很大，但越往高层人越少。以2016全国人大为例，女性代表占23.4%，为有史以来最高。可以说进步巨大，但距离联合国确定的女性在权力机构中30%的占比目标仍有差距。此外，女性官员中还存在“三多三少”现象：即低职多高职少，副职多正职少，虚职多实职少。
　　通过这些硬性标杆，我们能很容易地发现，中国社会还远远没有达到不需要关注性别平等的时候。 

　　“性别视角”可以让人们从全新的角度看待世界
　　文化艺术报：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往往处在某种性别盲点或偏见之中，性别已成为当今国际社会最热门的三大议题之一，您能否为我们介绍一下究竟什么是性别视角？
    屈雅君：我以近年来社会关注度非常高的二胎问题来举例。中国社会历来重视生育，为了保障孕产妇权益，我国政府也不断出台种种政策法规，但“延长产假”之类的福利政策却受到女性问题研究者的反对。
　　为什么呢？因为政策要求企业给予孕产期员工种种优待，在事实上增加了企业录用女性员工的成本，进而导致女性求职压力更大。而二胎的开放使得女性就业环境变得更加恶劣。
　　文化艺术报：那么应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屈雅君：中国的女性问题研究者一直在推动“生育保险”的实行。生育保险在很多福利国家都有。以瑞典为例，为了鼓励生育，孩子降生后，法律要求必须由父母中一方留在家里带孩子，其他任何人比如祖辈都不行。对于这个暂时全职在家带孩子的人，国家以生育保险的形式来补偿工作收入损失。如果家中原本父亲的收入不如母亲，就可能由他带孩子。这样用工企业也没有太大压力，你辞职回家带孩子，我可以用这份薪水雇其他人。国家政策的推行会改变家庭的角色结构，如果能推动生育保险的实现，就能够改变女性的整体状况，生育保险可以说势在必行。
　　社会上所有的事，当你从性别视角去理解它，就会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也正是性别视角的意义所在。 

    过分强调“女性气质”与“男性气质”都是文化歧视
　　文化艺术报：除我们都知道是歧视问题之外，还有很多不平等是潜移默化存在于文化传统之中，长期被人忽视。您能简要讲讲吗？
　　屈雅君：一是家务劳动问题。我们的社会上绝大部分人默认家务劳动属于女性。有研究机构在上海做过一个调查，女人每天做家务的平均时间要超过男人一到两小时。而上海男人已经是中国男人中承担家务最多的了，但仍比女人少。我们常说一个男人事业成功的背后往往有一个默默付出的女人。而夸赞一个女人事业成功时则会说，她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仍然是一个好妻子、好母亲。这其实就是一个陷阱，要求女人必须首先完成自己的家庭责任才能再谈其他。
　　二是“女性气质”问题。全社会都在推崇温柔甜美的女性气质，甚至女排拿了世界冠军，我们炒作的是她们的颜值。若她们颜值不高呢？作为运动员她们的价值受到损害了吗？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和价值，不应该由整个社会规定哪一类人必须美丽、温柔。现在有的小姑娘为了美，把腿敲断拉长来长个子，这比缠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我一直认为所谓女性气质是最坑女人的一件事。
    文化艺术报：所以说，当忽略个体的独立个性，把他套入一个既定模板去定义他、要求他的时候，就是歧视。那么“男性气质”也是吗？
    屈雅君：当然，我们社会要求的“男性气质”也是一种歧视。我们要求男人必须强壮、能挣钱养家，但事实上人的能力是有选择性的，有高下之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成功。这些不够成功的男人还让他活不活？
　　所以我们总说：女权主义从来都不是女人的事，而是整个人类的事。女性的解放，必然意味着男性的解放。 

　　建立一个女性的家园
    文化艺术报：您从1994年开始涉及女权方面的研究，这20多年来，您觉得自己最大的成就是什么呢？
    屈雅君：最大的成果应该就是妇女文化博物馆，它承载了太多东西。我们太多的时间都是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生活，说到女人，各种文化、理论、话语通过电脑、手机屏幕，在虚拟世界去谈论它。而这所博物馆，首先它占据着空间，是一个实体，对人是一种物质交换，而不是观念和思想的交换。它在互联网时代就有特殊意义。走进这个馆里的每一个女人，都会有一种家园的感觉。它是实实在在的，无论宣传、教育、展示、收藏，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被遗忘”的立式女厕
    文化艺术报：据我所知，您2010年倡议在陕师大兴建了西安第一个立式女性公厕，只要借助一个纸质“导流器”，女性就可以站着小便。这在当年引起轰动，作为正面典型入选“2010年中国社会十大性别事件”，但是6年过去，立式女厕好像已经被人们遗忘了？
    屈雅君：这是我做的所有工作里最不成功的一件事。当时我们尽了最大努力，政府和学校也给了最大支持，导流器做的很好，但就是推广不开。后来反思，其实做事还是要考虑大众的接受程度。
　　立式女厕并不成功，但并非没有意义。它令一件人们原本认为不可理喻的事变得平常，也让一部分有特别需要的人认识了导流器。比如我女儿怀孕后不想蹲下上厕所，就问我要导流器。生病的人、不想用外面马桶的人，也可以用导流器。还有一些电影院，为了节约空间，也来向我咨询立式女厕。所以它还是有意义的。 

    推动两性平等，只需要每个人做好自己
　　文化艺术报：对于普通大众而言，能为推动两性平等做些什么呢？
    屈雅君：每个人的资源是不同的，只要做好自己的一份就可以了。能行动的就行动，做起来有困难时可以说，如果连说也有困难的时候可以思考。如果全社会的人都在思考两性平等的问题，那么我们的社会已然进步了。 文化艺术报记者 倪尧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