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斌　　摄
　　张季鸾像（资料照片）
　　榆林张季鸾纪念馆　　陕西网榆林频道许亚芳提供
　　张季鸾，中国新闻事业先驱。他曾为孙中山起草《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任《大公报》总编时提出的“四不”主义与痛斥国贼的“三骂”社评被国人交口称赞；他主编的报纸在西安事变时期被翻印40万份在西安上空飞洒；他被毛泽东、周恩来等革命先驱赞誉为“功在国家”“文坛巨擘”“报界宗师”。在中国新闻界曾长期流传这样一句话：“如果一个媒体人不知道张季鸾，他就不配吃这碗饭。”8月16日，张季鸾纪念馆在陕西榆林正式开放。 

　　张季鸾纪念馆在榆林开馆
　　2016年8月16日上午，位于榆林季鸾公园凤凰阁内的张季鸾纪念馆在绵绵细雨中正式开放。而这，也是季鸾先生灵骨回迁陕西榆林两周年的日子。省内有关领导、各界媒体和众多对先生心怀景仰的群众齐聚于此，共同瞻仰季鸾先生的生平事迹。
　　张季鸾纪念馆位于榆林东沙季鸾公园内的7层重檐仿古阁楼凤凰阁一楼，于2015年3月开工，经过一年多的建设后正式落成对外开放。先有凤凰阁，后成纪念馆，与季鸾先生名字相契的凤凰阁选址让众多学者惊呼佳意天成。馆内建筑面积420平方米，布展总面积800余平方米。展室以民国历史为背景，用人物浮雕、铜铸塑像、写真硅胶人、幻影成像等方式展示出季鸾先生的一生，共计12个板块。展出从美国和台湾、香港等地收集的大量实物，有印刷机、打字机、报刊、照片等，并按一比一的比例复制了《三绝碑》《一代论宗》《张季鸾墓志铭》。
　　全国首座张季鸾新闻馆于2011年6月18日在西安外事学院开馆。该馆以张季鸾的新闻从业经历为主线，分为“青年时代”“初入报坛”“主笔大公”“大公群英”“永世怀念”等五个主题，陈列了大量张季鸾新闻作品、遗物和《大公报》原件。其中1944年首版《季鸾文存》更属存世极少的珍贵文物。黄藤院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建立张季鸾新闻馆，在纪念张季鸾先生丰功伟绩的同时，也希望外事学子能学习先生忠于祖国的爱国情操，秉承他无私奉献的敬业精神，走向社会后，能像他那样秉春秋之笔，扶天地正气，为国家和社会作出积极的贡献。” 

　　13岁曾赶大车护父灵柩从山东到陕北
　　在榆林老街钟楼北边有一条毛泽东手书题字，名为吕二师下巷的巷子。而毛泽东题字正与曾居于此的报界宗师张季鸾有关。
　　明嘉靖年间，张家第一个先人从米脂投军到榆林，后战死沙场，但其后人再没离开榆林城。张家世代都为武人，其父张楚林因武考失利，被迫弃武从文，并考取了乾隆以来陕北地区首位进士。1888年，张楚林任山东邹平知县时张季鸾出生。张楚林常教子女学习经史，读书济世。幼年张季鸾在此环境下最早接受了中国封建文化的熏染。1901年，其父病逝于济南。不满13岁的张季鸾在寡母王氏的带领下，携两幼妹赶着大车，在寒冬里风雪兼程，历经千辛万苦，护送父亲灵柩从山东一路跋涉千余里回到陕北。当他们回到榆林后，原有住宅已被人占据。孤儿寡母只能委居族亲的旧屋中，生存濒于窘境。后张母诉讼要回部分房产，母子才得以安居。此时张家虽贫寒，但带有山东孔孟之乡精神特质的张母仍十分重视对张季鸾的教育，送他到当时闻名陕北23县的榆阳书院。苦读之际的张季鸾因其秉性聪慧，又谙熟四书五经，深得延榆绥道高官陈兆璜的赏识，于1902年秋天出资将其送至礼泉烟霞草堂求学，师从关学大师刘古愚。后转入三原宏道学堂，结识于右任、井勿幕等人。不久刘古愚赴兰州讲学，本想带张季鸾同去，但念其年少，又因小妹妹夭折而未去。谁知老师此去再不复返关中，未能与师同去成为人生一大憾事。另外一大憾事是1904年春其母去世，等他回家时已与母亲天人永隔。
　　1905年，17岁的张季鸾蒙沈钧儒叔父陕西省提学史沈卫的关照，官费赴日留学，攻读政治经济学。期间对新闻办报产生热情，主编《夏声》杂志。1908年告假短暂回国，与榆林本城女子高芸轩成婚，了却母亲生前遗愿。高芸轩出身名门，容貌美丽，熟读《红楼梦》，两人婚后关系融洽。张季鸾出远门与妻拥吻告别当时在榆林传为奇谈。但因她不能生育，后又染上抽大烟的毛病，两人关系逐渐疏远。回榆期间，他还数次去榆中讲课，向学生讲关学及他在日本的见闻等。 

　　他为孙中山起草《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
　　辛亥革命爆发后，消息传到日本，仁人志士纷纷回国。1911年初，南京临时政府筹建，张季鸾应于右任邀请从日本留学归来，在上海任《民立报》编辑。后接受于右任推荐进入总统府担任秘书。其驾驭文字的能力受到孙中山的激赏，参与了《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的起草工作。1912年元旦之夜，这篇《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通过电波从南京总统府传遍全世界。但很少有人知道，这篇彪炳史册的雄文出自时年24岁的张季鸾之手。深夜，张季鸾将临时政府成立和孙中山就职情况向《民立报》拍发新闻电报，这是中国自有报纸以来，第一次拍发新闻专电。 

　　他任《大公报》总编撰写“四不”与“三骂”
　　孙中山卸任临时大总统后，张季鸾随之退出政坛，重返报界。1915年袁世凯称帝，张季鸾等人在上海创办《民信日报》，每天撰文痛骂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坚持讨袁、反袁。后因披露袁世凯“善后大借款”内幕而入狱三月之多。出狱后任北京、上海两地的《中华新报》总编辑。
　　1926年，张季鸾出任天津《大公报》总编辑。在《大公报》复刊第一天以“记者”署名发表了《本社同人之志趣》一文，宣布“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方针，被国人称之为“四不主义”。其精髓即政治上不受任何党派掌控，经济上保持独立，思想上注重个性的独立自由，反对言论控制，这也是《大公报》取信于民的全部内涵。
　　为了国家与公义，张季鸾曾写过三篇被人们称为“三骂”的社评。
　　一骂吴佩孚说：“吴氏之为人，一言以蔽之，曰有气力而无知识，今则并力无之，但有气耳。”；二骂汪精卫“好为人上”的领袖；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时，张季鸾三骂蒋介石，发表社评《蒋介石之人生观》称，“离妻再娶，弃妾新婚，皆社会中所偶见，独蒋介石事，诟者最多，以其地位故也。男女，人之大欲也。其事属于本能的发动……古今大学问家大艺术家之不得恋爱者多矣，宁能谓其人生无意义乎。” 

　　发表西安事变言论《大公报》曾翻印40万份
　　张季鸾一生漂泊,家国故土情怀浓厚，生前曾四次回榆林。1930年夏陕西大旱，张季鸾在天津《大公报》刊载灾情，发起赈灾募捐。1934年回乡祭祀父母，四到榆中、职业学校演讲，联系各界友人并自出500块银元资助贫困学生。返津途中还曾前往绥德师范，勉励学生要为国而学，关心国事，报效国家。后在大公报副刊上发表《归乡记》，写道：“多年不能回家看看，常感不安。而对国家社会未能尽力更感公私两负，有背亲恩。”他的人生观就是报亲恩，报国恩，报一切恩。
　　1935年，中央红军经长征到达甘肃哈达铺，捡到一份登载陕北红军消息的《大公报》。之后不久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会合。毛泽东在接见《大公报》记者孔昭恺时说：“只有你们《大公报》把我们共产党当人。”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14日到18日，张季鸾先后在津沪版大公报发表《西安事变之善后》《再论西安事变》《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向南京政府当局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建议。18日，南京政府将印有《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的大公报翻印40万份，于西安上空飞洒散发。张季鸾用手中的笔，影响着中国的政局。
　　张季鸾也是重庆和谈最早的倡导者，早在1941年5月，他就在一篇社论中说道：“最好毛泽东先生能来重庆与蒋委员长彻底讨论几天……” 

　　他去世时口袋里只有10元法币
　　后因工作操劳，积劳成疾，1941年9月5日，张季鸾病危，蒋介石亲赴重庆歌乐山中央医院探视。据报载，蒋握着张的手，望着他清瘦的病容，眼睛似有晶润，讷讷数语，情深义重。6日，张季鸾病逝重庆，终年53岁。撒手人寰时，他粗布长衫的口袋里只有10元法币。妻子陈孝侠说，“张家上无片瓦，下无寸地。”张季鸾没有给后人留下任何财产，只有他的精神风骨令人高山仰止。
　　张季鸾在重庆的葬礼备极哀荣，前往吊唁的既有国府统帅蒋介石，大员孔祥熙、宋子文、于右任等，也有中共高层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国共两党领袖同声哀悼，毛泽东等人唁电：“季鸾先生在历次参政会议内坚持团结抗战，功在国家……”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唁电：“季鸾先生，文坛巨擘，报界宗师……”蒋中正唁电：“季鸾先生，一代论宗，精诚爱国，忘劬积瘁，致耗其躯。握手犹温，遽闻殂谢……”
　　张季鸾逝后以国葬待遇，规模空前地公葬于西安。几十年风雨沧桑，墓地凋敝残破，2014年回迁榆林，魂归故里。今年初，张季鸾嫡孙张哲明回到榆林，成为张季鸾纪念馆的一名工作人员，他说，“现在在以爷爷名字命名的纪念馆工作，我想我所能做和应该做的，就是把这种对国家的热爱传递给每一个来这里的人，为爱国主义精神的传承尽自己的一份力。”
　　文化艺术报记者 王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