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说书这门古老的曲艺说唱艺术，据考至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一直以来深受人民群众喜爱，具有独特的艺术魄力，深厚的群众基础，鲜明地域特色。行话口诀中的“七分说，三分唱”，足以充分表示了陕北说书的表演是一种说中有唱、唱中有说、说唱兼备的艺术。2006年5月文化部将陕北说书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名录。
　　一、陕北说书表演中的“说”与“唱”的相同相通之处
　　陕北说书的表演中既有大型的长篇本书，也有短小紧凑的小段。但无论是本书还是小段绝大多数都是将“说”与“唱”交织相融。虽然在表演中“说”与“唱”二者有不同的功能，但在有些地方是相通的。如陕北说书小段《童祖夸寿》中形容童祖的妻子是这样“唱”的：“瓜子脸、瘦身子，相貌端正紧皱眉，圆圆长奴个圆脸蛋，花不梭梭长奴对花眼眼，高低不过四尺几……”只用了数句唱词就把一个活灵活现的古典小美女展现在观众面前并能给每一个听书人心中留下深刻而难忘的印象。同样是人物描写，在陕北说书小段《一只老母鸡》中是这样用“说”的形式来表现主人公的：“话说刘桂兰，今年三十一岁。长得宽眉眼大，尖舌快嘴。女人的身子，男人的力气……仅用寥寥数语就让观众认识并了解了这个吃苦耐劳，性格开朗，无私大方的农村妇女。
　　二、陕北说书表演中“说”与“唱”的分工
　　陕北说书本是一种贫民艺术。演员少则一人，多也不过三、五人。不需要舞台、道具、乐队、灯光音响。或田间场畔，或庭院炕头，或街头巷尾，观众以说书人为中心，或坐或站，来去自由，可以一边干着手中的活计，一边聆听着说书的剧情。也可以端着饭碗，边吃饭边看演出。一般以唱的形式开场是为适应观众特殊需求所决定的。至于结尾的唱，一是为了与开场相呼应；二是对今天的演出作一个大概的总结；三是告诉观众明天的演出时间、地点。等等。用唱的形式就能自然而然地达到一种曲终人散的效果和意境。
　　“高台教化”是陕北说书一直秉承的职责。说书人将剧情中一些深奥的，富有哲理性的东西，用形象生动的比喻，用深入浅出的叙中有议，边叙边议。同时倾注了说书人自己的感情，感悟，向观众作进一步的阐述。如书帽小段《人穷闹市无人问》中唱道：“人穷闹市无人问，人富深山有远亲。树大招风风摇树，人为夺名名害人。”短短的四句唱词，前两句感叹出了人间的世态炎凉，后两句以形象生动的比喻，规劝人们不要追名逐利。听来朗朗上口，品味言简意赅，再加上优美的旋律，让观众将留下深刻的印象。
　　三、陕北说书中的“说”与“唱”很好地适应不同表现内容和形式
　　说中有唱、唱中有说在陕北说书叙事性唱段中运用得相当普遍，其音调介于唱词字调与旋律之间，听起来似乎是说，但又与日常生活中的口语很不同。它是将唱词字调融合在基本旋律之中，当你感到是在说时，而旋律又好似夸张地唱。音乐的高低起伏和节奏规范接近口语。这种说中有唱、唱中有说的音乐形态，特别是在表演陕北说书特色突出的小段时体现得尤为突出。
　　另如陕北说书中《珍珠倒卷帘》，将一些韵母或声调及音同意近的字，以及拗口的句子，用说中有唱、唱中有说的急速腔调唱出。例如:“……三幅殿里串一串，两个小鬼对面站。一个名叫崩崩巴，一个名叫巴崩崩。崩崩巴拿着一个胡鞭短，巴崩崩拿着一个短胡鞭……”几乎一音一字的数着唱，也是剁着唱，铿锵而富于弹性。这段说中有唱、唱中有说的绕口令，充分显示了陕北说书艺人高超的演唱技能，要求他（她）们唱得字字入耳动听，句句字清音正，将说中有唱、唱中有说的词与曲结合得水乳交融，毫无生硬之嫌。
　　四、陕北说书中的“说”“唱”与音乐的有机结合
　　陕北说书号称曲调有“九曲十八调”，无论是平调叙述故事的娓娓道来，舒展流畅；武调表现的壮怀激烈，气势磅礴；还是苦调所表现的哀怨悲伤，似哭似泣，等等。本来就足以满足各类场景、场面的需要。但许多说书艺人还在表演时融入了陕北民歌、秦腔、眉户，碗碗腔等诸多姊妹艺术的音乐，使得陕北说书的音乐表现能力更为丰富。如陕北说书大师韩起祥创作并表演的大型本书《翻身记》《刘巧团圆》，著名说书艺人张俊功表演的《呼延庆打擂》《杨家将》均是又说又唱的结构。充分体现了陕北说书音乐说唱兼备的特色。
　　陕北说书音乐中说说唱唱、说中有唱、唱中有说在表演中交叉穿插运用，使得唱腔音乐的风格既统一又富于变化。通过说与唱的紧密结合，塑造出血肉饱满，突出众多个性鲜明的典型人物，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也使陕北说书这门说唱艺术得到更加生动的体现。同时也为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地提供着丰富多彩的精美的精神食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