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5日，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作家协会与中国文艺评论（西北大学）基地共同主办了“纪念柳青诞辰100周年暨柳青与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从柳青的生活与创作，柳青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创作道路，《创业史》的艺术价值及文学史意义，柳青与陕西当代文学的关系，柳青对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启示，柳青研究的可能路径等多个方面展开了广泛的讨论。
 
　　不可企及的楷模、不可替代的经典、不可估量的影响
　　白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
　　柳青之于当代文学，有许多方面可以总结和借鉴，我简谈三点。
　　一、不可企及的楷模。柳青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方面，践行得最为到位和彻底，为今人难以企及。
　　二、不可替代的经典。《创业史》揭示的是社会变革给传统农民造成的精神冲击，带来的心理更变，以及人们如何从心理上、精神上适应这种变化。
　　三、不可估量的影响。柳青为我们确立了一个现实主义写作的标杆。
　　围绕柳青的话题很多，研究柳青对陕西、对中国当代文学都是一个宝库，我们可以从中获取很多的营养和能量。
 
　　《创业史》的终点构成了《白鹿原》的起点
　　段建军(西北大学教授)：
　　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的两位大师柳青和陈忠实都有史诗情结，善于在宏阔的社会历史大背景下书写人的生存成长史，把个人的命运与家族、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两人的不同点在于，柳青认为历史是新与旧的斗争史。陈忠实则认为历史是一部鹿狼争霸史。
　　20世纪中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处于竞争期，柳青将千千万万个梦想家、实干家的斗争精神和英雄主义，作为史诗来书写,直接启发了后来的作家，从这个意义上讲，柳青《创业史》的终点也构成了陈忠实《白鹿原》的起点。

　　用客观、公正的态度对待“十七年文学”
　　贺绍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
　　柳青是一个文学时代的代表性作家，对他的评价涉及到如何认识和阐释“十七年文学”。
　　中国当代文学的组织性和目的性不仅仅是独立形成的一种特性。其与文学创作的个人性和自由精神有冲突，这种冲突构成了当代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因，这种张力形成了当代文学特殊的审美样式、表达方式。
　　柳青、赵树理、周立波代表了一种作家类型，在主观上是努力追求与时代相吻合的作家。柳青的个人的自由精神在作品中表现出来，这恰好是“十七年文学”的特点。

　　《创业史》写出了组织起来的农民
　　陈福民(当代文学批评家)：
　　对柳青研究的分歧应该进行一个阶段性的总结。希望通过研究澄清分歧和歧义，使之服务于我们的学术讲坛。
　　第一点是如何评价农业合作化。对政治经济学来说,在历史实践中被证明是失败的。但农业合作化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中国农民被组织起来了，这正是中国现代社会成立的基础。
　　第二点是人的问题。柳青认为他写了社会主义新人的形象，但是这个新人的形象在今天仍然没有完成，中国当代文学依然要面对如何塑造这个形象的问题。
　　第三点，如何处理知识分子的身份与生活的关系。柳青带来了很多启示，学习他可以很好地丰富我们自己。 

　　文学创作要超越历史、阶级和个体的局限
　　刘琼(文艺评论家)：
　　柳青的创作观认为文学家要超越三个局限：历史、阶级和个体。《创业史》柳青采用了既有观察也有自己的思考和主体性参与的方法，这是对历史本身和现实本身的一种超越方式。
　　柳青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他有机会生活在城市，但是，他依然坚持对农民的阶级情感。他的选择是出于自己的主观意愿，想主动超越自己的阶级局限。
　　柳青的创作超越了个体的精力。他不仅通过书写切入到历史重大主题之中，还让自己进入到那样的生活当中去。他的历史意识、深入生活获取经验的强大意志，以及他对文学的主题性精神和艺术追求的执著，都是陕西留给当代文坛的一个遗产。 

　　《创业史》的“史诗性”在于它的复杂和深厚
　　周燕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
　　《创业史》是代表“十七年文学”实绩的一部作品，被誉为“史诗”源于它的史诗内涵。柳青以现实主义手法，勾画出当时农村阶级构成、层次、对抗的客观存在，作品整体透出的思想倾向显示是时代赋予的，是社会的、政治的、公众的思想倾向的传达，迄今仍有重要的认识价值。
　　《创业史》在整体思想价值取向和局部客观再现之间形成巨大的矛盾，内涵的广博与深厚体现在这些观念与认识的冲突和对立之中。总之，复杂、丰厚应该更接近作者的“史诗”追求。

　　“丝路文学”是与时俱进的“创业文学”
　　李继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
　　“创业文学”是对柳青最好的定义。柳青积极的书写，创立了一个文学范式，提起创业不光是陕西，全国也会想起柳青，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功。
　　“一带一路”是昭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传统概念的“丝绸之路”在“丝路精神”中泛化为一种“创业精神”，我认为，当代丝路作家应当具有更加强烈的创业精神和包容意识，将创业与守业意识在国家化、多民族的多元文化交流中强化，使文学具有更多的开拓创业的正能量抒发，同时也能使文学具有更多护生惜命的人类学意味。

　　《创业史》应与《狠透铁》综合起来解读
　　王鹏程（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
　　通过对作品进行对照研究，我发现，《创业史》的写作受到高尔基的《母亲》和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文本影响是非常深刻的。
　　柳青在访谈和读书笔记中，多次以高尔基的《母亲》为例，分析苏联社会主义文学的成功经验，但是对《创业史》的结果发生深刻影响的却是肖洛霍夫的长篇小说。
　　《狠透铁》是《创业史》的一个不可剥离的“副文本”，将《创业史》与《狠透铁》综合起来审视柳青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现实认识和历史判断，无疑是一种更稳健而妥当的视角。

　　柳青作品中乡村伦理与阶级意识的博弈
　　仵埂(西安音乐学院教授)：
　　在柳青的作品中，乡村伦理意识一直是乡土中国的隐形存在，它对来自政治话语的阶级意识产生着潜在的抗争，在《狠透铁》中，我们看到，乡村伦理原则对抗国家意识形态，血缘亲情并没有因阶级划分而完全失效。
　　乡村伦理在解放后会对阶级意识有所反抗。乡村社会以家作为基本生活单元，合作社以宗教为主的自然村落作为基本生产单位，这些根基没有动摇时，儒家文化事实上还在起作用，它艰难地弥合着乡村因阶级划分而导致的人与人之间的对峙和分裂。这种曾被批判为“小农意识”的乡村文化传统事实上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创业史》是反映农民言语生活的标本
　　陈然兴（西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在严家炎与柳青关于梁生宝形象的真实性的争论中，发生在梁生宝的语言中的“不协调”是真实的，而且是社会主义新人的言语的典型特征。
　　艺术地描绘民众的日常口语、积极地认同和传播官方政治语言、有保留地压抑和改造知识分子的文学语言，这三者构成了《创业史》语言修辞的基本态度。柳青创造性地建构了以英雄人物的内心话语为主导的小说修辞形式，有效地实现了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崇高化目的。《创业史》已然成为我们通过语言了解20世纪50年代农村社会生活状况的艺术标本。

　　对《创业史》应有“陌生化”阅读
　　胡小燕（西北大学副教授）：
　　《创业史》少有可供挖掘可供引申的潜在意向，在文本内容高度确定的情况下，如何来评价作品呢？一种方法是关注“写得怎样”，另一种是理性地看待。这两种研究方向都易走极端，但二者也可以形成互补的可能。
　　“写得怎样”是一种阅读体验，把细读文本时的直接体验引到理性研究中。阅读《创业史》这类作品无疑会获得一种“陌生化”效果。让读者时刻保持清醒的认识。
　　就《创业史》而言，文本内部呈现的各种移置状态决定了当代读者在阅读时要体会陌生化的效果，这种效果最终与新的社会背景结合在一起，由此激发出文本最大的意义内涵，这不失为一种重新激发这类文本文学价值的可行的阅读实践。

　　文学在柳青那里具有绝对的高度
　　尚斌（西北大学文学院讲师）：
　　在柳青的文学世界中，对历史本质故事的阐述，是其文学雄心的重要体现。柳青的作品在“十七年文学”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创业史》为人所称道的一大原因即是：宏伟的结构能与精细的描写通融结合，作品蕴藉的历史判断、思想高度、议论抒情都建立在充实而精致的叙述中。
　　柳青对作家创作理念与写作精神的阐释带有独到的个人魅力，他称，文学是愚人的事业，这种理解不仅是一个作家谦逊人格的表现，更是一种对自我的磨砺与自我的不断要求。像柳青这类苦修式的写作者，文学在他的内心深处具有绝对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