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鼎
　　冯海伯
　　涂作潮


　　刘鼎之子刘文山展示习仲勋给父亲的题词
　　2016年5月20日，“纪念秘密交通站设立80周年研讨会”在西安八办纪念馆举行。
　　西安秘密交通站是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的前身。1936年春夏之交，为解决陕北红军的供给问题，中共中央在西安七贤庄一号设立秘密交通站。
　　西安事变前半年时间，秘密交通站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向陕北苏区转运药品、医疗器械和通讯器材等重要物资；安装秘密电台，转播中共中央的红色中华广播到全国各地；转运一批干部和外国记者到陕北……
　　说起这个秘密交通站，不得不提到三个人，那就是中共联络员刘鼎、德国牙医博士冯海伯、情报精英涂作潮。

　　史沫特莱帮忙刘鼎结识德国牙医冯海伯
　　当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不久，因频繁而激烈的战斗，恶劣的生存环境，许多红军伤病在身；冬季寒风袭来，又给红军雪上加霜。在卫生器材、药品和物资极度缺乏的情况下，地下工作人员开始在全国各大城市秘密设法购买。为了将分散、零星购买到的卫生器材和药品集中起来，转运到陕北苏区，周恩来指示在张学良身边工作的中共代表刘鼎，设法在西安建立秘密交通站。
　　刘鼎是四川人，1924年在德国勤工俭学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9年在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1935年任中共驻东北军党代表，对张学良将军进行深入有效的思想工作。
　　接到任务后，刘鼎茶饭不思。想了几天后，终于对交通站有了一个巧妙的设计：它应该是一所医院，这样一来，大量的医药器材进出就有了方便的借口，容易瞒过特务耳目。
　　为了完成中央交给自己的这一重要任务，刘鼎立即行动，找了出公差的借口去了上海，会见了老友——美国著名作家、记者和社会活动家艾格妮丝·史沫特莱，让她帮忙物色合适的人选。
　　史沫特莱经过筛选，认为冯海伯能胜任这个工作，就向刘鼎推荐了他，并特别补充道：“冯海伯这个人很可靠，他被希特勒驱逐，来到中国，凭借精湛的医术开设了牙医诊所。1935年，张学良将军到南京参加会议，还专程到上海冯海伯的诊所看过牙。”
　　冯海伯，德国共产党员，犹太人。毕业于柏林大学，并获得牙科博士学位。在学生时代就参加了反法西斯活动，作为一个革命者，冯海伯参加了史沫特莱在上海组织的外国朋友支持中国革命的进步团体“美国之友社”，人很活跃。
　　刘鼎听完史沫特莱的介绍，心里很满意。随后两人一起来到了冯海伯博士在上海开设的牙科诊所里，因刘鼎在德国留过学，所以交谈中，两人有相见恨晚的感觉。冯海伯高兴地说：“我早盼望着做一点事，机会果然来了。 

　　“张学良牙医顾问”为陕北红军运送药械
　　1936年6月，冯海伯与助手携带全部设备和药品来到西安。刘鼎雇了辆黄包车，邀冯海伯游览古城并察勘医院地址。他们转来转去看了几处房子，都觉得不尽满意。当转到革命公园西边沿崇廉路（今西七路）一线新落成的七贤庄公寓时，冯海伯马上眼睛一亮，连声说好。
　　此地北靠城墙，东邻火车站，南连杨虎城官邸，是一处高墙环绕，门户严实的深宅大院。刘鼎心中一喜，觉得这里是掩护地下活动的好地方；房子气派，特务必心存畏惧，不敢捣乱。虽然房租贵，刘鼎一咬牙，拿出200块定金，将七贤庄一号院租了下来。很快，一号院挂出“德国牙医博士冯海伯牙科医院”的铜招牌，冯海伯“开业”了。
　　冯海伯曾在上海给张学良治过牙病，来西安不久又被张学良聘为牙医顾问，有此招牌自然吸引了不少东北军和17路军将校及地方士绅经常光临，委实迷惑和震慑住了国民党特务，这就给刘鼎开展工作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当时，远在上海、天津、武汉的朋友将购置的药品、器械、通讯器材等源源不断地寄到西安。在上海的史沫特莱特别热心。她将购买的物资和自己的物品都寄到西安，自己住旅馆。
　　采购的物品由冯海伯亲自查收，没有任何一批货物发生过差错。这些物资积攒到一定程度，就由东北军67军军部的汽车，或由王立人、刘向三出面雇请商车，运到陕北。很快，处于困境中的红军生存条件得到改善。 

　　“牙医门诊”成了红色电波中转站
　　这些物资，不仅苏区够用了，还为以后的抗战作了准备。当时，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号召全国各党、各派、各种武装与红军联合抗日，对全国各地转发无线电报是当时条件下最有效的宣传方法之一。可是陕北苏区当时仅有一部电台，而且功率很小，东南沿海、西南方向根本收听不到。考虑到西安用电方便，中共中央指示在西安七贤庄一号院建立一个转播电台。
　　1936年夏，周恩来两次署名发电，令上海地下党设法使“涂木匠6月12日随董（健吾）牧师等到达西安”。
　　涂作潮是长沙人，1921年就开始投身毛泽东领导的湘区工人运动。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为参与发动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而被捕，出狱后奉命去苏联留学,学习无线电通讯等地下工作技术。因早期干过木匠活，周恩来称他为“木匠”，并成为他做地下工作的代号。1930年他回国后到上海中央特科工作。
　　中秋节前后，涂木匠与刘鼎接上了关系，奉令赶装一台能同延安通电报、花钱最少、体积又小的电台。到达七贤庄后，涂木匠立即动手，先是用15块大洋买来日本收音机，再用了两天时间就将其改装成一部5瓦“哈特莱”式电台。
　　就这样，有了涂作潮的技术保障，刘鼎他们白天收听陕北苏区“红中社”的新闻电讯稿或党的宣传文件，晚上再转播出去。电台于1936年8月开始工作，很短时间就有了反响，不仅国内各地能收听到，就是南亚、苏联、日本也收听到了陕北苏区的声音。
　　电台工作的时候，冯海伯把自己房里的收音机音量调到最大，盖过电台工作时发出的声音。有一天，刘鼎听东北军通讯处长蒋斌向张将军报告，说苏区的电台功率大得很，干扰了他的电台工作，想换新的。对方并没有想到，交通站里有一部“近在咫尺”的电台。刘鼎暗暗笑了。
　　地下交通站不仅负责物资、药品的采买、运送；设置电台中转站；同时也转送过干部和外国记者进入苏区，如丁玲、冯雪峰、李夏明、史沫特莱、斯诺。
　　1936年6月3日，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埃德加·斯诺在刘鼎的安排下，通过秘密交通站转而进入陕北苏区。在那里进行了为期三个多月的参观采访后，斯诺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写出了震撼世界的历史篇章———《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向全世界揭示了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所在地陕北，有着一片全新的天地。 

　　西安事变中国际友人冯海伯牺牲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后，冯海伯在混乱的枪声中走出七贤庄，不幸被流弹击中后牺牲。秘密交通站从建立到改名前后，只有7个月，但它出色地完成了历史任务。
　　在秘密交通站的基础上，1937年1月底至8月下旬，七贤庄一号院成为“红军联络处”，叶剑英、李克农负责红军联络处的日常工作，处理大量党中央与中共代表来往电报。1937年8月22日，七贤庄一号院大门上挂上了蓝底白字仿宋体“国民革命军第八路驻陕办事处”的牌子，从以前的半公开转而变成完全公开。八路军驻陕办事处成为共产党设立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公开的、最早的办事机构。直到1946年9月10日办事处撤消。
　　七贤庄的十年历史，经历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秘密交通站为开端，经历秘密、半公开到公开三个阶段，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整理/文化艺术报记者 梁飞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