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摄制组到安康拍摄纪录片《百年巨匠——沈尹默》，摄制组走进汉阴三沈纪念馆、沈氏家训展览馆，走访学者、书法家，溯先贤成长之路，察后世继承之举。
　　三沈纪念馆位于汉阴县县城以西古城墙边的城新街。旨在纪念新中国文化巨匠、新文化运动先驱、北大著名教授、国学大师沈尹默、沈士远、沈兼士三兄弟。
　　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昆仲三峰并峙、三星齐辉，是我国近现代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观，也是我国传统“一门数杰”佳话的延续。“三沈”身处我国社会文化发生剧变的时代，他们成长于陕南灵秀之地汉阴，成名于中国高等学府之翘楚北京大学，学贯古今、融汇中外，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与教育领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不仅享誉当时，而且深为后人钦仰，并已载入史册。将其故居修葺完善，陈列“三沈”事迹及作品供后人瞻仰、纪念。 

　　沈氏家族人才辈出 是汉阴最大的家族
　　据了解，沈氏家族从明天顺五年（公元1461年）迁入陕西汉阴定居，至今已有554年历史，繁衍子孙已达21代人，现有人口约3万人。
　　沈氏先辈艰苦创业，代代相传，在汉阴月河川道修建数处库塘、四处月河大堰，开发月河两岸数百顷粮田。汉阴沈氏故居西起汉阴县平梁镇，东至安康市汉滨区梅子铺镇，八十里月河川道无处不有沈氏的家园。当地以沈姓命名的地名有沈家院、沈家砭、沈家堡子、沈坝镇、沈家寨等。沈氏家族班派不乱，长幼遵序，枝繁叶茂，子孙昌盛，人才辈出，是汉阴县最大的家族。
　　在家庭文化的熏陶下，从汉阴这块相对偏僻的地方，走出了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三位大学者，同为北京大学教授，时称“北大三沈”，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段佳话。“三沈”不仅以学术造诣领标时代，更以高洁的人品成为学界的楷模。
　　沈士远在参加“五四”运动后，又带领师生开展索薪运动，被军警打伤仍坚持抗争。沈尹默在北京大学任教时，向校长蔡元培力荐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并与陈独秀、李大钊等同仁轮流主编《新青年》杂志，传播进步思想。沈兼士忠实践行“我饿死也不给日本人干事”的誓言，抗战胜利后，负责接收平津文化教育机构，别的接收大员大发国难财，他却不贪不占，以致中年丧子时家中一贫如洗。 

　　《沈氏家训》倡导忠、孝、节、义
　　《沈氏家训》共计20条1933字，创立于乾隆54年（公元1789年），讲修身、重耕读、讲礼仪、严教子，是沈氏族人的传家宝，成为陕南地区传统家规的典范。
　　始祖沈株山兄弟3人分别时，将家里的一口铜锅浇铸成三尊铜牛，各持一尊留作纪念。族人始终牢记着“后裔若相会，必用铜牛对”的先祖嘱咐。铜牛是沈氏家族与家训同等重要的信物，是沈氏族人勤俭持家、耕读传家的见证，是联系亲情的纽带。在沈氏族人心目中，耕读有着很重的分量。
　　有着近30年家族研究经验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客家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陈良学表示，沈氏家族繁衍人口的速度、家族人才数量，在他所获取的300多个家族资料中都是最高的。“我觉得其中最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家训的力量。《沈氏家训》贯穿了为人要诚信为本、孝敬父母，对社会要有所贡献，要艰苦创业、勤俭持家等等，这些美德都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浓缩。”
　　安康历史博物馆馆长，安康市文联主席李启良介绍说，沈氏家训倡导忠、孝、节、义，强调勤、俭、正、廉，对教育子女、成才正道，立志端方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沈氏家训对其家族来说，是每一个成员必须遵守的规范，同时对其他家族也有积极影响。”
　　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西北大学学报》主编刘炜评说，《沈氏家训》非常注重对子弟道德人格内涵养成的强调，这是沈氏家族最可贵的传统。 
　　 
　　一门三杰
　　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三兄弟，是新中国文化巨匠、新文化运动先驱、北大著名教授、国学大师，三沈均出生在汉阴县，并在汉阴生活了20多年。

   沈士远（1881-1955）著名学者，庄子专家。曾任北京大学预科乙部教授、庶务部主任、校评议会评议员，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燕京大学教授。“五四”运动中，曾任北京中等以上学校教职员联合会书记。后任浙江省政府秘书长、浙江省府委员兼教育厅长、湖北省教育厅长、民国政府考试院考选委员会副委员长。新中国成立后，任故宫博物院文献馆主任。

   沈尹默（1883-1971）原名君默，号秋明。著名学者、诗人、书法家、教育家。1905年留学日本，1913年起历任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兼国文门研究所主任、河北省教育厅长、北平大学校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上海书法篆刻委员会主任、上海市文联副主席等职。“五四”运动时，为《新青年》编辑之一，首倡新诗，旧体诗词功力颇深。书法精于用笔，于笔法、笔势多所阐发，被海内外公认为一代书宗和现代中国书法第一人。著有《历代名家书法经验谈辑要释义》《二王法书管窥》等。

   沈兼士（1887-1947），中国语言文字学家，文献档案学家。1905年与兄沈尹默自费赴日本留学，从章太炎问学。后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1922年在北京大学创办研究所国学门，任主任。后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代理校长等职。1925年后任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馆长等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倡导并写作新诗；在训诂、文字、音韵、档案学等领域独有所识，建树颇丰。著作有《广韵声系》《沈兼士学术论文集》等。

   整理/文化艺术报记者 花明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