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16年05月06日
《白鹿原》的文化史观
德勒兹说:“过去比未来拥有更多的未来。”叙述过去是为了拥有更多更好的未来。《白鹿原》还原了中华民族未经意识形态解释、加工和处理的历史文化形态，是陈忠实的文化思考与乡村生活经验和个体生命体验结合的产物，带有极强的个人化和地域化特色。童年记忆、独特的生命体验与西方存在主义、生命美学、人类学等思想，及钱穆的民族文化生命史观融会激荡，形成了他的民族文化史观。陈忠实说：“应该到钟楼下人群最稠密的地方去寻民族的‘根’。”他在关中腹地生活工作几十年，熟悉这片古原的一草一木，他立志用家族故事探索它的历史和未来。
陈忠实对人类文明是肯定的，他怀恋农耕文明辉煌时期那种田园牧歌式的文化形态，对农耕文明的衰亡感到遗憾、惋惜又无可奈何，但他并不彻底拒斥现代西方工业文明，他对文明的态度比较客观公允。《白鹿原》在叙述家族秘史的同时，也勾勒出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义的革命史，传统儒家文化与现代西方文化较量下的民族心灵史，以及原上儿女们或纯真、或畸形、或暴虐的变态的性史等。家族斗争是小说叙事的核心和线索，小说对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及其在民间的特殊形态进行了深刻细致的剖析与阐释，反映出新旧文化激烈冲突下人的精神裂变和内心挣扎。丰厚的历史文化蕴藉遮蔽了小说的政治叙事及作者的革命历史观，招致了“歪曲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批评和指责。
《白鹿原》将叙述重心放在了现代民族国家对农村基层社会和家族权利的不断蚕食与改造，新民主主义者在与各种敌对势力的斗争中如何赢得民心，建立新中国的伟大壮举，以及宗法制社会形态和文化价值理念如何解体等方面。陈忠实摆脱了党派史观和阶级史观的影响，从民族文化史观出发，考察并反思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的历史文化命运，他深刻认识到生存与繁衍才是老百姓面临的根本问题，农村最根本的矛盾是家族矛盾，是地主阶级阵营内部的矛盾，具体表现为白鹿两家的矛盾，包括阶级矛盾。小说真实而客观地反映了中国近现代社会的阶级状况和阶级矛盾。
谈及现代史，我们总是先验地以中共党史和革命史为参照系，解读文学作品也不例外。《白鹿原》虽然以党史中的重大事件串联人物和事件，但民国政府从建立到覆灭的历史也得到了完整的呈现。民国政府成立之初，致力于建立基层政权，尽管军阀混战给政权稳固造成了较大的困难，但民国政府还是以新的民主理念和基层管理者的“宽厚仁德”逐渐取得了农村社会的基层管理权，成为农村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和统治者。民国政府走向覆灭的根本原因是“内耗”和“贪腐”，内战和苛捐杂税使百姓的基本生存受到威胁，连最老实本分的农民都参加了游击队，朱先生竟然靠抗捐维持温饱，而族长白嘉轩被迫接受县保安团营长的庇护，贪腐之风盛行，政权已腐烂到了骨子里。国民政府从建立政权到赢得民心，再到失去民心走向覆灭，完整的过程以家族故事的模式呈现在读者面前。历史总是螺旋式地上升，清政府因贪腐误国而覆灭，国民政府亦如是，但国家政体发生了根本改变，中国建立起现代民主国家。国民政权在中国大陆的覆灭是前车之鉴，理应引以为戒。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是文本的主线，小说通过白鹿两家子女们的革命斗争经历，朱先生、白嘉轩、鹿子霖、冷先生等对国共关系的评说，及其在革命时期的处世态度表现革命史。皇帝退位、交农事件、白狗军围困西安城等都是故事的铺垫。白鹿两家的年青一代分别参加了国共两党，鹿兆海是国民军人，是副线，常常出现在革命和文本结构的关键处。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和地下斗争则是以鹿兆鹏和白灵为核心正面描写。白灵是一个坚定的女共产党人，在革命最艰难的时期入党，参加过学生运动、做过党的地下工作、部队宣传与文化工作等，却在“肃反运动”中被当作国民党特务杀害。她的悲剧是党史上的污点，是极左路线横行的结果，她与鹿兆海的死因都是国共两党试图掩饰与逃避的历史问题。
《白鹿原》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直接叙述主要是通过鹿兆鹏、黑娃和白灵的故事来表现，他们在原上掀起一次次革命浪潮，从反抗封建婚姻制度开始，以各自的方式动摇了封建宗法制度和家族权威，推动白鹿原走向现代化。儒家修齐治平的社会道德理想，在国共两党的信仰之争和政权之争中，并未完全丧失话语权和解释权。鹿兆海在国共之争中恪守党性原则，在对待兄长和恋人时，尊奉儒家的温厚仁义；冷先生和鹿子霖力救鹿兆鹏更多是家族利益的考量和“舔犊之情”。
白鹿原是一个具有鲜明宗法制村落文明的乡村社会，村庄的日常秩序由族长和当地有名望的乡绅共同维持，只有宗族无法解决的问题，才会诉诸官府，而官府也默认并鼓励宗族村落的自治性管理和乡绅权威。在白鹿村，族长白嘉轩和鹿子霖、冷先生等维持村庄的日常秩序，朱先生负责规划和指导他们，形成了典型而稳固的封建宗法制乡村社会形态。白鹿原是中国社会的缩影。朱先生是身兼“天道”与“仁义”的乡贤，终生恪守以民为本的儒家政治理念，完美地体现了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文精神和道德理想。他是民族文化精神的象征，曾只身劝退20万清兵。他不介入任何党派之争，对政治保持超然的态度和史家客观公正的立场。
朱先生和白嘉轩都是站在儒家文化的立场上审视社会历史变迁的，他们见证了宗法制度和儒家文化在白鹿原衰亡的过程，见证了国民政府由新兴政权因政治腐败、赋税沉重而覆灭的过程，以及共产党艰难的成长与壮大，进而取得全国胜利的过程。他们以自己的文化人格和伦理精神殚精竭虑地捍卫儒家文化，却依然无法阻挡历史潮流。文本在对儒家文化的礼赞中无奈地谱写出一曲凄凉的挽歌，既流露出作者对传统儒家文化深深的眷恋，又表现出对以白鹿精神为象征的传统文化的衰亡无力挽回的怅惘与哀伤。揭示了国民党的现代民族国家理念在中国由盛而衰的历史必然。
朱先生站在儒者的角度审视时局，不介入党派之争，却赞同并支持双方所做的有益于人民的事。他踊跃参加国民党的赈灾活动，救助共产党人鹿兆鹏，收黑娃为弟子。鹿兆海死亡真相的揭露，使他看清了国民党打内战的真面目，政治立场开始改变，在县志编纂中，称徐海东部为“共军”而不是“共匪”。
白嘉轩在日常生活和家族管理上，总是以朱先生为楷模和指南，每遇大事，必求教于他。朱先生的职能颇类中世纪乡村的神父或牧师。犁掉罂粟种庄稼、义助李寡妇、践行《乡约》镇压小娥冤魂等，都由其指导。他鸡毛传贴发动农民“交农”以抵制县府坑农的印章税；他远离政治，无论时局如何变化，坚持以乡约和族规约束和惩戒族人，他为人刚正强硬，惩治了违反族规的长子白孝文，建六棱塔镇住了田小娥的冤魂，尽心竭力地维护着宗法制乡村的社会秩序；他拒绝任何世俗权力，也让孝武设法躲避，却不得不接受白孝文的庇护，退出了白鹿村的权力之争，宣告宗族文化在乡村彻底衰败。连老诚的农民都随了游击队，使他意识到共产党早已深入民心。他以宗法制家族文化的价值理念对抗新兴的政治力量，最终无奈而感伤地退出了乡村政治舞台，而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普通农民的广泛支持下取得胜利的。
《白鹿原》从儒家伦理规范出发，讲述家族历史的同时，照应了皇帝退位、军阀混战、第一次国共合作、清党、肃反、抗日、解放战争、土改等历史事件，半个多世纪的革命风云通过白鹿两家的家族命运折射出来。这种以乡村士绅为叙述主体的历史叙事，突破了传统革命历史叙事的革命英雄主体模式，以田小娥为核心的性爱故事成为情节发展的原动力，张扬了人的原始生命力和民间生殖崇拜，揭示了中国农村社会普通人在社会转型期隐秘的心灵史和精神裂变史，开创了全新的“历史·家族”叙事模式。
（李清霞，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陕西当代文学与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文学博士。）
陈忠实对人类文明是肯定的，他怀恋农耕文明辉煌时期那种田园牧歌式的文化形态，对农耕文明的衰亡感到遗憾、惋惜又无可奈何，但他并不彻底拒斥现代西方工业文明，他对文明的态度比较客观公允。《白鹿原》在叙述家族秘史的同时，也勾勒出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义的革命史，传统儒家文化与现代西方文化较量下的民族心灵史，以及原上儿女们或纯真、或畸形、或暴虐的变态的性史等。家族斗争是小说叙事的核心和线索，小说对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及其在民间的特殊形态进行了深刻细致的剖析与阐释，反映出新旧文化激烈冲突下人的精神裂变和内心挣扎。丰厚的历史文化蕴藉遮蔽了小说的政治叙事及作者的革命历史观，招致了“歪曲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批评和指责。
《白鹿原》将叙述重心放在了现代民族国家对农村基层社会和家族权利的不断蚕食与改造，新民主主义者在与各种敌对势力的斗争中如何赢得民心，建立新中国的伟大壮举，以及宗法制社会形态和文化价值理念如何解体等方面。陈忠实摆脱了党派史观和阶级史观的影响，从民族文化史观出发，考察并反思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的历史文化命运，他深刻认识到生存与繁衍才是老百姓面临的根本问题，农村最根本的矛盾是家族矛盾，是地主阶级阵营内部的矛盾，具体表现为白鹿两家的矛盾，包括阶级矛盾。小说真实而客观地反映了中国近现代社会的阶级状况和阶级矛盾。
谈及现代史，我们总是先验地以中共党史和革命史为参照系，解读文学作品也不例外。《白鹿原》虽然以党史中的重大事件串联人物和事件，但民国政府从建立到覆灭的历史也得到了完整的呈现。民国政府成立之初，致力于建立基层政权，尽管军阀混战给政权稳固造成了较大的困难，但民国政府还是以新的民主理念和基层管理者的“宽厚仁德”逐渐取得了农村社会的基层管理权，成为农村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和统治者。民国政府走向覆灭的根本原因是“内耗”和“贪腐”，内战和苛捐杂税使百姓的基本生存受到威胁，连最老实本分的农民都参加了游击队，朱先生竟然靠抗捐维持温饱，而族长白嘉轩被迫接受县保安团营长的庇护，贪腐之风盛行，政权已腐烂到了骨子里。国民政府从建立政权到赢得民心，再到失去民心走向覆灭，完整的过程以家族故事的模式呈现在读者面前。历史总是螺旋式地上升，清政府因贪腐误国而覆灭，国民政府亦如是，但国家政体发生了根本改变，中国建立起现代民主国家。国民政权在中国大陆的覆灭是前车之鉴，理应引以为戒。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是文本的主线，小说通过白鹿两家子女们的革命斗争经历，朱先生、白嘉轩、鹿子霖、冷先生等对国共关系的评说，及其在革命时期的处世态度表现革命史。皇帝退位、交农事件、白狗军围困西安城等都是故事的铺垫。白鹿两家的年青一代分别参加了国共两党，鹿兆海是国民军人，是副线，常常出现在革命和文本结构的关键处。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和地下斗争则是以鹿兆鹏和白灵为核心正面描写。白灵是一个坚定的女共产党人，在革命最艰难的时期入党，参加过学生运动、做过党的地下工作、部队宣传与文化工作等，却在“肃反运动”中被当作国民党特务杀害。她的悲剧是党史上的污点，是极左路线横行的结果，她与鹿兆海的死因都是国共两党试图掩饰与逃避的历史问题。
《白鹿原》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直接叙述主要是通过鹿兆鹏、黑娃和白灵的故事来表现，他们在原上掀起一次次革命浪潮，从反抗封建婚姻制度开始，以各自的方式动摇了封建宗法制度和家族权威，推动白鹿原走向现代化。儒家修齐治平的社会道德理想，在国共两党的信仰之争和政权之争中，并未完全丧失话语权和解释权。鹿兆海在国共之争中恪守党性原则，在对待兄长和恋人时，尊奉儒家的温厚仁义；冷先生和鹿子霖力救鹿兆鹏更多是家族利益的考量和“舔犊之情”。
白鹿原是一个具有鲜明宗法制村落文明的乡村社会，村庄的日常秩序由族长和当地有名望的乡绅共同维持，只有宗族无法解决的问题，才会诉诸官府，而官府也默认并鼓励宗族村落的自治性管理和乡绅权威。在白鹿村，族长白嘉轩和鹿子霖、冷先生等维持村庄的日常秩序，朱先生负责规划和指导他们，形成了典型而稳固的封建宗法制乡村社会形态。白鹿原是中国社会的缩影。朱先生是身兼“天道”与“仁义”的乡贤，终生恪守以民为本的儒家政治理念，完美地体现了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文精神和道德理想。他是民族文化精神的象征，曾只身劝退20万清兵。他不介入任何党派之争，对政治保持超然的态度和史家客观公正的立场。
朱先生和白嘉轩都是站在儒家文化的立场上审视社会历史变迁的，他们见证了宗法制度和儒家文化在白鹿原衰亡的过程，见证了国民政府由新兴政权因政治腐败、赋税沉重而覆灭的过程，以及共产党艰难的成长与壮大，进而取得全国胜利的过程。他们以自己的文化人格和伦理精神殚精竭虑地捍卫儒家文化，却依然无法阻挡历史潮流。文本在对儒家文化的礼赞中无奈地谱写出一曲凄凉的挽歌，既流露出作者对传统儒家文化深深的眷恋，又表现出对以白鹿精神为象征的传统文化的衰亡无力挽回的怅惘与哀伤。揭示了国民党的现代民族国家理念在中国由盛而衰的历史必然。
朱先生站在儒者的角度审视时局，不介入党派之争，却赞同并支持双方所做的有益于人民的事。他踊跃参加国民党的赈灾活动，救助共产党人鹿兆鹏，收黑娃为弟子。鹿兆海死亡真相的揭露，使他看清了国民党打内战的真面目，政治立场开始改变，在县志编纂中，称徐海东部为“共军”而不是“共匪”。
白嘉轩在日常生活和家族管理上，总是以朱先生为楷模和指南，每遇大事，必求教于他。朱先生的职能颇类中世纪乡村的神父或牧师。犁掉罂粟种庄稼、义助李寡妇、践行《乡约》镇压小娥冤魂等，都由其指导。他鸡毛传贴发动农民“交农”以抵制县府坑农的印章税；他远离政治，无论时局如何变化，坚持以乡约和族规约束和惩戒族人，他为人刚正强硬，惩治了违反族规的长子白孝文，建六棱塔镇住了田小娥的冤魂，尽心竭力地维护着宗法制乡村的社会秩序；他拒绝任何世俗权力，也让孝武设法躲避，却不得不接受白孝文的庇护，退出了白鹿村的权力之争，宣告宗族文化在乡村彻底衰败。连老诚的农民都随了游击队，使他意识到共产党早已深入民心。他以宗法制家族文化的价值理念对抗新兴的政治力量，最终无奈而感伤地退出了乡村政治舞台，而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普通农民的广泛支持下取得胜利的。
《白鹿原》从儒家伦理规范出发，讲述家族历史的同时，照应了皇帝退位、军阀混战、第一次国共合作、清党、肃反、抗日、解放战争、土改等历史事件，半个多世纪的革命风云通过白鹿两家的家族命运折射出来。这种以乡村士绅为叙述主体的历史叙事，突破了传统革命历史叙事的革命英雄主体模式，以田小娥为核心的性爱故事成为情节发展的原动力，张扬了人的原始生命力和民间生殖崇拜，揭示了中国农村社会普通人在社会转型期隐秘的心灵史和精神裂变史，开创了全新的“历史·家族”叙事模式。
（李清霞，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陕西当代文学与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