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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26年11月23日
我的变与不变
○ 陕西人民出版社 屈奇
  这是我在办公室度过的最后一个周末。看着地上整齐码放的纸箱,我仿佛在检视自己三十八年来流逝的岁月——每一箱都像一卷编年史,尘封着一段无法追回的过往。
  趴在窗口,点燃一支香烟,白色的烟雾迅速随风而逝。天上依旧是白云朵朵,地上依旧是熙熙攘攘。一样的风景,我已看了三十八年。然而,无论是自己还是时代,都已完成了堪称天翻地覆的蜕变。
  1986年,我二十出头,一路蹦跳着走过一二百级台阶,走进这窗明几净的编辑室。接待我的主任姓王,我怯怯地叫了声“老师好”,几个“眼镜”同时从桌面上转过来,报以微笑。其中两位年纪较大,伛偻着背,头埋在如山一样的稿件里。没多久,他们就退休了,但那背影却刻进了我的记忆中,给我的青春投下第一道阴影——让我看到了那时极不想看到的人生“前景”。
  毕业纪念册上,我的同学得知我被分到出版社,并且要和古籍打交道,就写了这样一句话:别人是一斧头一斧头开辟未来,你却一䦆头一䦆头挖向过去。
  其实我报到的不是古籍编辑部,而是辞书译文编辑室。当时他们准备出版一套大型辞书《十三经辞典》,缺人,系里的老师就推荐了我。于是,我就成了一名辞书编辑,真的开启了“一䦆头一䦆头挖向过去”的生涯。
  给我分配的第一项工作是“打号”。那时的稿子都是手写的,一部上百万字的书稿堆起来比人还高,需要用打号机一页一页打码,一天下来,我的手掌就磨出了一个大大的水泡。
  编辑语言类辞书最让人头大的不是翻字典、查释义,而是核对词条下所引的例句。那时没有网络,你觉得读起来不顺当,就要查原书。每编发一部稿子,都要被逼着读许多书。十三经、先秦诸子、《史记》《汉书》等,这些常被引用的典籍,我上学时并没有认真细读,这时连本带利补上,几乎一个字一个字地查。最沮丧的是,有时读完全篇也没找到要核对的那个句子。于是不得不问作者,然后等待作者查证,最后可能只得到一句轻描淡写的“抱歉!不小心注错了”。
  我参与编辑的最大最重要的辞书自然是3000多万字的《十三经辞典》。这部大书,从1984年酝酿,到1988年列入国家辞书编写出版规划,再到2012年全部出版齐全,历时28年。这是大陆第一部引进计算机参与编纂的辞书,其中的字词索引全部由计算机提取。计算机和相关软件系统还是由台湾省某学术机构提供的。在20世纪90年代,这是相当前沿且不可思议的事。也正是从那时起,辞书编纂的生态,被技术革命悄然改变。传统意义上依靠纸笔、卡片和人工校勘进行编纂的方式,逐渐被高效、精准的数字化处理替代,新技术不仅大幅提升了编纂效率,而且从本质上重塑了辞书的形态与编辑流程。
  计算机时代的到来,加速了传统纸质辞书的式微。技术带来的不仅是工具的革命,还是一场深刻的方法论与行业生态的转型。尤其是搜索引擎的普及,彻底重塑了公众的信息检索习惯。中国辞书学会会长指出,遇到问题时,人们的第一反应不再是翻阅纸质辞书,而是打开搜索引擎。这种“即问即得”的便捷、免费和看似无限的信息量,让耗时数年数月编纂、出版,还需付费购买的权威辞书,在普通用户的日常生活中被迅速边缘化。
  跨入新世纪,我基本不用再翻阅典籍寻章摘句,凡事问百度,在体验着新技术带来的便利的同时,巨大的危机感也随之而来。在此前的编辑生涯中,我已亲身经历了从“铅火时代”到“键盘时代”的转变,见证了无数人的痛苦转型。而作为一名辞书编辑,不免心有戚戚。我将如何面对?
  2000年,社里收购了两家报纸;一年后,我做出了职业生涯中最冒险也最艰难的抉择——加入那家刚刚完成转型的报社。从“一䦆头一䦆头挖向过去”,骤然转变为追逐“正在发生的历史”,这无异于一次沧海桑田般的巨变,一切必须从零开始。
  幸运的是,在这里,我结识了一群才华横溢的记者,他们中的几个人后来成为我信赖的作者。此外,在报业市场的惊涛骇浪中,我对市场经济也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开始用一种全新的视角来审视我曾经的职业。因此,2006年当我重返编辑岗位时,我不再是那个只在给定的圈子里打转转的老“雕虫”,我带回了新闻人对时代脉搏的敏锐触觉,以及在市场竞争中磨砺出的生存智慧。当我将这些“鲜活的血液”注入编辑工作中时,一切都改变了。
  我选择了刚刚兴起的主题出版这一条赛道。
  第一本图书是《十一维空间——物理学家侯伯宇的多维人生》(以下简称《十一维空间》)。
  侯伯宇是西北大学现代物理研究所博士生导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也是一位享誉国内外的著名物理学家。他一生奋战在理论物理科学研究的世界前沿,曾与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阿卜杜勒·萨拉姆等诸多国际著名物理学家密切合作,其研究成果被国际理论物理学界命名为“侯氏理论”。
  2012年,就在侯伯宇先生被确定为重大先进典型的同时,我开始了这部书的策划。
  我与选定的作者赵韦商定,这部书要跳出以往“报告文学”的窠臼。不仅要关注传主的人生阅历、事迹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四维空间”,还应将目光投向传主的内心世界——那“卷曲着的十一维空间”(“十一维空间”恰好是侯伯宇先生研究的领域);表达形式应该是全新的,应该大胆学习借鉴国外非虚构作品,尝试“用世界语言讲好中国故事”。
  感谢赵韦,他以深入扎实的采访和非凡的表达,出色地完成了这部作品。著名文学评论家李星把阅读《十一维空间》的过程称为一次“强烈而激动人心的阅读体验”,并在为该书所写的评论《一部不同凡响的科学家传记》中写道:“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十一维空间》不仅是陕西传记文学,而且是全国传记文学,特别是理论科学家传记文学的一个重要收获。在全国人民都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的历史新阶段,《十一维空间》的出版更加具有意义和价值。”
  《十一维空间》出版后,当年即获得“陕西省 2013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奖”;此外,还获得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出版局、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资金奖励,并且先后印行三次,累计印数达到12000多册,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有了这次良好开端,我又和部门同志先后策划了“考古陕西系列丛书”、《中国动力》《国家至上》《2020,白浪村的中国梦》等非虚构项目。这些项目立足陕西,聚焦陕西改革创新的火热实践,由于在选题方向和表达形式等方面的创新,出版后均获得较大社会反响。其中,《国家至上》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考古陕西》获得“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中国动力》获得国资委“五个一工程”奖,并入围“中国好书”榜单。它们的出版为宣传陕西、展示陕西生动立体的形象,作出了各自应有的贡献。
  感谢时代!我的职业生涯几乎贯穿整个改革开放的年代,时代给了我机会。如今,更多优秀的年轻人加入了这支队伍,他们又将面临一个怎样的时代?
  我们可以“挖向过去”或“守成当下”,而年轻的一代则注定要“一斧头一斧头开辟未来”。
  但我坚信所有的挑战都是人类的幸运——在寒冬改变整个生态系统时,总有人会撒下第一把种子,从一点点采摘发展成农业。希望你们是最早播种希望的那批人。
  祝福你们,你们一定会拥有比我们更多的幸运和惊喜,用北岛的话说就是——“新的转机和闪闪的星斗,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