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人孙晨，东汉人，在京兆郡任功曹一职。
　　孙晨并未被正史记载，他的地位太低，也无赫赫功绩。他只是一名普通的基层官吏，但地方杂史却用寥寥数语，留下了他的一段轶事。
　　《京兆旧事》里写道：“长安孙晨，家贫，为郡功曹，十日一炊，无被，有蒿一束，暮卧其中，旦则收之。 ”
　　《三辅决录》叙述的稍微详细：“孙晨，字元公，家贫，居长安城中，以织箕为业。明《诗》《书》，为京兆功曹。冬月无被，有藁一束，暮卧其中，旦收之。 ”
　　根据《三辅决录》的作者赵岐的生卒年月，推测孙晨大概是东汉桓帝和灵帝时代的人物。这时，东汉帝国已经暮气沉沉，外戚与宦官轮番把持朝政，卖官鬻爵，腐败不堪。民间土地兼并严重，普通百姓的生活逐渐陷入困顿。而东汉徙都洛阳之后，关中长安城早已褪去大汉帝都的煊赫气象，只是因为留存西汉祖宗陵庙、京畿旧壤，所以依旧保有三辅特殊建制，地位略高于天下诸郡。长安是京兆郡的治所，京兆郡下辖长安、长陵、阳陵、霸陵、杜陵、蓝田等十县。当时的长安县辖区是汉长安城及周边区域，就是如今的西安三桥一带。而现在的长安区相当于当时的杜陵县。
　　孙晨居住在长安城里，起先是一位家境贫寒的城市手工业者，以编织簸箕为生。但他劳作之余，苦读《诗》《书》，熟稔儒义，修身守礼，颇有才学与口誉。这可能是他能够进入官府，担任功曹一职的原因。
　　功曹是郡守的属官之一，地位次于郡守的副职郡丞，总揽人事考核、人才察举、府中庶务，是举足轻重的实权要职。两汉时期，还没有科举之制，官吏选拔依托察举、征辟两个途径。察举由郡国长官举荐孝廉、茂才，送入朝堂为官。而征辟之制，准许郡守自主选聘本地人才，入府担任掾属僚吏。所以，寻常百姓子弟，无门第可依、无权贵可攀，很难被察举入朝，郡府征辟是最现实的晋升之路。孙晨便是如此，凭借扎实学识与乡里清誉，被京兆尹辟为京兆功曹。这也足以见证，孙晨相当优秀。
　　虽然，京兆功曹只是郡府自辟的百石属吏，并非朝廷正式命官，但在世人眼中，这是难得的美差。京兆尹为三辅重地、郡级大府，下辖十县，而功曹为郡府掾属之首，总领一郡人事。全郡各县官吏的履职考评、升降黜免、乡闾贤才的甄别举荐，皆由功曹初审梳理，再呈报京兆尹，岗位职责相当于现在的干部人事工作，权力极大，贴近府中核心，在地方官场中，分量极重。
　　但若论官方秩级，京兆功曹并非朝廷正式任命的官员，属于地方自辟高阶属吏，是吏不是官，不在朝堂品秩体系之内，俸禄由郡府地方财政支付。按照东汉官俸制度，京兆功曹的秩级仅为百石，远低于京兆尹二千石、郡丞六百石的高阶俸禄。依照汉代“ 半钱半谷”的发放规则，百石吏员每月固定俸禄为八百枚五铢钱、粟米四斛八斗，全年折算谷物仅一百九十二斛，相当于现在的5000余斤。
　　以东汉中期关中太平年景的物价与购买力换算，这份俸禄的现代收入极为有限。综合秦汉经济史料测算，京兆功曹每月全部薪饷的购买力，折合现代人民币仅千元左右。这份收入勉强支撑数口之家的温饱，却无力覆盖衣物置办、日常用度与官场必要交际。更无额外补贴、职田俸禄与年终赏赐，遇上郡府财政拮据，俸禄还会拖欠折减，清贫便是无门第、无产业清廉吏员的常态。东汉政论家崔寔在《政论》中曾算过一笔账，即便是级别更高的“三百石”县长，月俸也仅够支付仆人工钱、柴米油盐和马匹草料，根本无力负担冬夏衣物、祭祀和人情往来，更别提接济父母妻儿了。
　　职权赫赫，薪俸微薄，成了东汉郡府功曹最强烈的职业反差。孙晨便是如此。
　　而在那个时候，吏治松弛，贪腐横生。官场之上，各县官吏谒见府掾，私下馈赠贿赂，早已成为惯例。人情往来、公务请托的隐性收入，往往远超俸禄，足以让一名郡府掾吏丰衣足食、添置田宅。而功曹更是大家趋之若鹜、讨好巴结的对象。
　　但孙晨却活成了官场异类。清贫到四壁空空，没有棉絮被褥，要用一束藳草来御寒。每到入夜，他便取出干草，铺于地上和衣而卧。待到天光破晓，便小心收起干草，细细留存，以待来日再用。他的饮食更是异常窘迫，每十天才能吃一顿饱饭，日子竟不如寻常市井小康之家。从他清贫的日常生活可以看出，他谢绝了所有私赠，不接纳任何分外之财，那么也意味着他拒绝了所有钱权交易和徇私舞弊。这可能与他出身底层，深知市井谋生的艰难，也对老百姓苛税沉重、生计不易感同身受极有关系。一个日暮王朝的基层官吏，却在浊世之中坚守着一份清醒与自律，他得需要多大的毅力和定力去对抗诱惑？他得需要多大的勇气去不屈俗世？
　　无高官厚禄加持，无世家门第依托，但一束藳草里有一颗遗世独立的灵魂，十日一炊里藏着“贫贱不能移”的节气。所以，虽然孙晨只是东汉时期千千万万基层官吏中平凡的一员，但《三辅决录》收录了他的事迹，还被唐代李瀚编纂的启蒙读本《蒙求》，列为“孙晨藁席，原宪桑枢”的典故，把他与春秋贫士原宪并列，树为后世学习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