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法权：1982 年 10月从湖北荆门入伍，曾任空军军医大学军事预防医学院政委，大校军衔。出版小说集《行走的声音》《脸谱》，长篇小说《浴火》《重生》，长篇报告文学《张富清传》《硝烟中的号角》《为珠峰测高的人们》《陈独秀江津晚歌》《雪莲花开》等。作品曾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第五届柳青文学奖，第十一、十二届全军文艺优秀作品一等奖，第八届冰心散文奖，第五届海南南海文艺奖等。先后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三次。

    钟法权给《文化艺术报》读者的题词


　　文化艺术报：长篇小说《沧海岛》上榜2026中国海洋文学年度榜。这部长篇小说发表于《中国作家》2025年第7期文学版，聚焦波涛汹涌的南海，刻画了陈岛头、麦肥、老军工等一系列守岛官兵群像。可否谈谈这部长篇小说的写作初衷？
　　钟法权：在创作长篇小说《沧海岛》之前，我创作了短篇小说《三叶岛》，2020年发表于《人民文学》第8期，同年《新华文摘》第21期转载；紧接着，我又创作了中篇小说《珊瑚岛》，2023年刊于《中国作家》第8期，被《作品与争鸣》转载，2023 年获第五届海南省南海文艺奖，2025年入选中国海洋文学年度榜；相隔一年后，我又写了短篇散文《三沙印象》，2024年刊登于《人民文学》第7期。无论是短篇小说《三叶岛》，还是中篇小说《珊瑚岛》，以及散文，仅仅是我在海洋文学创作道路上的初试锋芒，因为受体量的限制，不足以反映南海的风貌、历史和未来，不足以反映守岛官兵长年坚守海岛、报效国家的奉献情怀，也不足以表现蓝色海洋对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极端重要性。2023年4月，我再度踏上永兴岛。虽是故地重游，但那里蓬勃的热带生机与日新月异的面貌，依然让我感到耳目一新、心潮澎湃。一种强烈的创作冲动像浪潮拍岸，让我的内心久久无法平静，尤其当我站在那座平地而起的高高炮楼上，一种沉重的历史耻辱感仿佛天空厚黑的乌云压在头顶。回眸历史 ，第一次是1933年，法国以安南（今越南）宗主国为由，占领了西沙群岛的中业岛、甘泉岛等9个岛屿，其中就包括永兴岛。法国人侵占永兴岛后，为守住这个海上交通要塞，构筑了简易防御工事，将老龙头脖子处三米半的炮楼升高至四米，改炮楼为瞭望与警戒两用，并在离炮楼不远的湾口一侧修建了简易营房，建起了临时军港。1939年，日军为侵略南亚国家，打通南海交通航线，武力侵占了永兴岛等岛屿。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军人才从日军手中收回永兴岛等岛屿。经过几十年的建设，三沙等岛屿焕发出勃勃的生机，成为人民海军坚守辽阔海洋的磐石之地。基于此，我决定为南海写一部与新时代相辉映的长篇小说，其初衷绝不仅仅是反映南海风云某一个侧面，也不只是描写强军演习中的某一个人物，而是通过对沧海岛这个军事要地的坚守的描写，全面完整地谱写新时代、新征程中中国军人的强军伟业进行曲，以实现一滴水见太阳的最佳效果。同时，我想通过这部小说告诉国人，沧海岛绝非地图上那枚无足轻重的弹丸之地，而是浩瀚蔚蓝海洋不可或缺的疆域、一个战略要地，是托举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坚实基石。一个好的初衷，自然产生好的结果。《沧海岛》在创作过程中，入选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扶持项目；成稿后，又入选2026年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

　  文化艺术报：您是陆军出身，又经年生活、工作于内陆城市西安，写作这样一部海洋题材的长篇小说，最大的挑战在哪里？
　  钟法权：其实只要是军人，都有相通性，只是分工的不同和兵种的差异，在文学创作上不存在创作的鸿沟。金庸虽无习武之实，却凭如椽巨笔构建出荡气回肠的武侠世界；他虽然没有亲临华山，对华山的地形地貌并不了解，可他所写的《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无不以“华山论剑”作为背景，把华山写得如身临其境，可见他文学的想象功力是多么强大。两相比较，我在创作长篇小说《沧海岛》之前，已经前后两次深入三沙体验生活，已经写出了《三叶岛》《珊瑚岛》等中短篇小说，为创作《沧海岛》做好了实践准备。如果说一定要找出什么是创作《沧海岛》最大的挑战，那就是在反潜、防空守岛演习中的高科技武器投入与保密关系的处理，也就是说，既要展示守岛官兵打赢局部高科技战争条件下的能力，还要做到不泄密，这就需要作者把握分寸、拿捏有度。

　  文化艺术报：2026年，长篇小说《重生》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以老兵张昌武一生为主线，书写其驰骋沙场，又在和平岁月饱经磨难的人生。《重生》出版后获得好评，评论家贺绍俊这样评价《重生》：“英雄的沉浮与受难深刻印证了中国社会寻求解放和进步之艰辛，这是一部中国式的英雄交响曲。”塑造英雄形象，对今天的文学、读者有何意义？
　　钟法权：英雄是民族的脊梁。置身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习近平总书记总是无比敬重那些与日月同辉的忠骨英魂，总是自觉坚定赓续弘扬民族千年传承的浩然之气。他说：“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在众多的文学名著中，作家无不把讴歌英雄作为创作的使命，司马迁的《史记》就记录了诸如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军事奇才韩信、英勇过人的荆轲等一大批英雄人物。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更是以英雄塑造立本成书，曹操、刘备、关羽、张飞、孙权、吕布、赵云、马超、黄忠、典韦、许褚等等，无不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英雄人物。施耐庵的《水浒传》有着数不尽的英雄好汉，武松、林冲、李逵、燕青、杨志、鲁智深等等，他们既是文学名著中的独特脸谱，又是引领中华民族崇尚英雄的旗帜标杆。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对英雄的书写总是生生不息。出于对英雄的崇敬与热爱，近年来，我不仅写了隐藏功名的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张富清，还写了百战英雄、“七一勋章”获得者王占山，以及饱经磨难、百炼成钢的英雄张昌武，较为成功的英雄塑造与书写，受到了广大读者和评论家的好评。西北大学教授王鹏程与何琪在《硝烟散去，英雄“重生” —— 论钟法权长篇小说新作〈重生〉》一文中说：“《重生》的主人公昌武，从硝烟弥漫、真刀真枪的战场进入到乌烟瘴气、尔虞我诈的生活之后，经历了尊敬、爱戴、嫉恨，以及超过人类承受极限的身体和精神上的摧残。在种种重压之下，他曾对自己的命运产生过迷茫，但最终还是以难以想象的毅力，将负面的情绪转化为继续生活的勇气。昌武的大半生诠释了军人的崇高与伟岸，他所代表的不仅仅是自己，还代表了复转军人这个群体的坚毅与不屈，以及已经化为血肉的英雄主义所产生的个性魅力和精神力量。作者并不是通过昌武渲染苦难存在的合理性，而是痛定思痛，在书写背后挖掘产生悲剧的历史、社会和道德根源，启发读者去品咂和思索。就此而言，《重生》不仅开辟出了新的题材领域，塑造了新的英雄形象，还进行了具有历史深度和精神高度的勘探与书写，获得了具有鲜明个人风格的历史厚重感。”解放军艺术学院教授张志强在《时空交错的命运，钟法权长篇小说〈重生〉阅读札记》中说：“《重生》写的是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出生入死、身经百战的大英雄张昌武以副营职的身份退伍返乡后，历经大炼钢铁、春荒饥饿、系列大小政治运动，最终被纠错平反解放的故事。同时，通过人物自述的方式，展现了丰富的战争历史细节。在对现实生活的正叙中，有苦有甜，有得意也有挣扎，有困苦也有挫折。在历史事件的逆叙中，张昌武是一位打过无数胜仗，也有过许多败绩，出生入死、有勇有谋的基层军官。小说以跨越时空的叙事手法，把主要人物张昌武的形象生动鲜活地树立起来了。”今天的中国，高科技发展日新月异，虽然进入到了以 AI为特色的高科技时代，英雄依然是民族的脊梁，是时代的先锋，是一个民族不可缺少的精神脊梁。也就是说，时代越发展，物质越丰富，和平的时间越长久，越是需要英雄引领，以防患上时代的软骨病；唯有如此，才能让当年日军在南京实施的惨无人道大屠杀的历史悲剧不再重演。

　  文化艺术报：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中的英雄形象大家都已熟悉，您是部队作家，在塑造英雄人物时，如何突破前人的形象框架？
　　钟法权：作为军旅作家，讴歌与塑造英雄既是源于心灵深处的精神崇拜，又是时代赋予的职责使命。中华民族英雄辈出、灿若星辰。如何在创作中突破过往的形象窠臼，摒弃脸谱化、模式化、概念化的陈旧路径，是每一位写作者必须解决的时代课题。为此，我坚持三大创作原则：一是恪守真实，尊重事实本源，拒绝人为拔高；二是深挖个性，展现人物独特风貌，避免概念堆砌；三是直面矛盾，不回避人性与现实的冲突，防止形象平庸化和扁平化。基于此，在创作《张富清传》的过程中，我着力还原一位深藏功名、初心不改的平民英雄本色；在长篇小说《重生》里，刻画了张昌武式“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一般坚韧挺拔的英雄形象；而在报告文学《硝烟中的号角》中，则立体呈现了百战英雄王占山的传奇人生与铁血信仰。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英雄形象塑造，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前人的框架，而且让英雄可信可敬，真正走进读者内心。

　  文化艺术报：《张富清传》获得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颁奖词里写道：“……作品不仅复现出了一位解放军英雄的铁汉形象，也触及了人物内心与精神的领地，立体准确地绘制出了人物的人生图谱，刻画出了标杆人物的‘人’的形象……”报告文学写作中，您是怎样处理人物和事件的关系的？
　  钟法权：在文学创作中，人物与事件互为因果、相辅相成。既存在“以事带人”的结构技巧，通过情节推进展现人物性格，也包含“以人带事”的叙事逻辑，借由人物行动引发后续冲突。二者如鸟之双翼，缺一不可。唯有依据文本主旨灵活运用这一辩证关系，才能增强作品的艺术张力与阅读吸引力。

　　文化艺术报：《张富清传》的成功，有没有强化您报告文学作家的身份，削弱了您小说家的地位？
　　钟法权：《张富清传》获第八届鲁迅报告文学奖，这一鲜明的获奖导向，不容置疑地强化了我报告文学作家的身份。至于是否减弱了小说作家的地位，我认为，国家大奖无疑是检验一个作家文学水准的重要标尺，在文学创作的门类上，也就自然而然地给作家贴上了门类的标签。可我始终坚信，一个作家无论如何炒作，喧嚣终会落幕，唯有作品永恒。无论你过去是以写报告文学见长，还是以写小说而让广大读者所知，关键在于能否一直写出好作品。只要读者买账、时代认可，你就没必要担心自己“小说家”的头衔分量会变轻。




















　　文化艺术报：您是小说家，报告文学作品《张富清传》获得了鲁迅文学奖，您的小说作品没有获奖，有没有遗憾？
　  钟法权：首先，报告文学也是文学作品。我认为，报告文学作品能够获奖，与小说获奖没有什么差别，不存在谁身价高、谁身价低的问题，关键要看作品的含“金”度，因而也就不存在遗憾。鲁迅写小说，也写散文、杂文和随笔，如果按现在当下的标准给他贴个标签，那他究竟是小说作家，还是散文作家；是杂文家，还是随笔作家？苏东坡（苏轼）的身份是官员，按现在的分类，你说他是官员作家，是诗人，还是散文作家？无论写什么题材，或者被贴上什么标签，归根结底，一个作家要靠作品说话立身，只有写出被读者认可，能够经过时间检验并流传的作品，才不会被人遗忘。说得再朴实一点，如果你确实有文学全才的天赋，你完全可以写出让读者为之叫好的好小说，如此也就有了文化自信，也就不用在乎自己是不是一个小说家，还是擅长其他文学体裁创作的作家，或者说在小说家的行列中有无地位。

　  文化艺术报：您更看重小说家的身份，还是报告文学作家的身份？
　　钟法权：前面，我已经讲过，无论是小说，还是报告文学，都是文学创作的分类。小说在虚构的基础上，展开充分的想象空间，实现自己文学意愿的表达；报告文学则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通过充分的采访，进行文学的组合加工，实现社会价值的表达。前者，需要生活积累，后者需要深入的采访。我虽然写了大量的报告文学，同样也写了大量的小说，而且文学创作从写小说起步，所以我不太在乎给我冠以小说作家还是报告文学作家的“称号”，我只在乎作品写得好不好，是否被读者认可，是否被历史的时空认可。

　  文化艺术报：《硝烟中的号角——百战英雄王占山》是您继《张富清传》后的又一力作，该书入选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一部接一部的英雄形象塑造，是作协指派的任务，还是一个作家的良知？
　　钟法权：《张富清传》是我主动要写的一个英雄人物，纯粹出于对英雄崇拜的内心驱动，只不过我的想法得到了陕西省作协的大力支持和中国作协的扶持。《硝烟中的号角——百战英雄王占山》是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与我共同商讨后确定的选题，创作过程中得到了中国作协的项目扶持。可见，一个优秀的作家，在文学创作上，应该是良知的内驱主动居多，而不是被动地受外力的驱使。唯有如此，不仅可以产生强大的内驱创作动力，还会受到外力积极影响，双向力量的推动，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文化艺术报：您还有一部报告文学作品《为珠峰测高的人们》，这部长篇报告文学，发表于《人民文学》2021年第4期。写作这样一本书，您都做了哪些准备？
　  钟法权：《为珠峰测高的人们》是受陕西省作协的指派而展开的文学创作活动。在写作之前，我对这个老典型了解得并不多，接受写作任务后，我在阅读了关于国测一大队大量先进事迹材料后，这才感到他们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英雄群体，他们用脚丈量祖国大地，一次次把觇标竖到珠穆朗玛峰的峰顶。经过一番仔细研读，我从大量的资料中，找出了自己感兴趣、有书写价值的人和事，并将其一一列出。然后按图索骥，一一进行深入采访。譬如，为写好三测珠峰情未了的郁期青老人，我前后两次到无锡，与他面对面交流，侧耳倾听关于他三测珠峰一生不悔的感人故事。

　　文化艺术报：为心中最敬仰的英雄写一部传记，是您的梦想、情结？
　　钟法权：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在我的内心确实有那么一股强烈的冲动和创作欲望，要为自己心中最敬仰的英雄写一部传记。怀着这份初心，我先是完成了《最先到达的长征》，写完后仍觉不够解渴。2019年，机会来了，隐藏功名的张富清仿佛横空出世，我主动迎战，集中时间，集中精力，激发写作潜力，在最短的时间里，写出了《张富清传》；时隔两年，又推出了《硝烟中的号角——百战英雄王占山》。《张富清传》让我实现了为英雄立传的梦想，而《硝烟中的号角》则成为孩子们喜爱的读物，从而让我更加坚信，用文字铭记英雄，给人以光亮，才是一个作家实现自我价值的至高境界。

　　文化艺术报：18岁那年，您默默吟诵着陆游《秋波媚》的豪壮军旅诗词，从江汉平原应征入伍，来到了北国边陲大兴安岭南的一座军营，从此开始了您的军旅生涯。您的文学梦，也是从那个时期开始的吗？
　　钟法权：在没有当兵之前，我只是零零星星读过《野火春风斗古城》《敌后武工队》《林海雪原》之类的书籍。参军到部队后，首次踏入部队图书室，琳琅满目的图书，让我眼花缭乱，仿佛置身于书的海洋，面对一柜子的中外名著，我随手抽出一本，竟然是英国诗人雪莱的诗集。正是在读了雪莱的《西风颂》后，我才记住了“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和“浅水是喧哗的，深水是沉默的”，以及“我们愈是学习，愈觉得自己的贫乏”等名句。后来又读了雪莱《致云雀》《夏日黄昏的墓园》等名篇。受雪莱诗歌的启发，我开始写诗，后来只因为生性不够浪漫且才情不够，最后改写小说和报告文学，开启了一生的文学攀登之旅。

　　文化艺术报：您的老家在江汉平原，说说您的家乡吧，参军之前的老家生活是怎样的？
　　钟法权：我的老家位于江汉平原的北部，是一个丘陵与田园、河流与森林兼有的美丽乡村。故乡紧邻秦直道—襄荆古道，自古交通便利，纪山为楚国郢都的后花园和王陵所在地，出土了文化瑰宝楚简。厚重的历史文化与湖广足天下足，共同构成了让我为之骄傲的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自信。因而，即使在那特殊的年代，虽然有过吃不饱饭的日子，但少有饥荒之苦。鱼米之乡的灵秀、田园风光的鲜活，构成了我对故乡最清晰的美好印象。《重生》里的风景描写，本就浑然天成，我只需像松鼠囤积果实般如实记录，根本不用刻意加工和粉饰。

　　文化艺术报：几十年的军旅生活，对您的生活、创作影响有多大？
　　钟法权：38年的军旅生活，不仅仅是一段人生的经历，重要的是构成了我观察世界的独特视角，背离熟悉的军营去追逐陌生题材，往往会导致作品缺乏根基，浮光掠影。如果我不写自己熟悉的军事题材，而是另辟蹊径去写自己不熟悉的生活，那样写出来的作品也是蜻蜓点水浮于表面。正因为如此，这些年我坚持在军旅生活的纵深地带开掘，以匠人之心深耕细作，力求从这座文学的大山中打出滋养心灵的甘泉。

　　文化艺术报：军旅题材是您创作的重心？
　  钟法权：我长期在部队工作，所熟悉的生活，就是军旅生活，因而军旅题材的创作，自始至终都是我创作的重心。鉴于时代发展的需要，要不要调整文学创作的重心，确实是一个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如何做到在军事题材创作上另辟蹊径，寻找到适合自己的突破口，这是一个时代的命题。我想即便是打开了另一扇窗口，军事题材创作依然是自己一个时期内需要坚守的一亩三分地。

　　文化艺术报：您在一次讲座中谈道，“文学应从阅读开始”，可否谈谈您是如何读书的？
　  钟法权：读书对一个作家来说太重要了，没有阅读就没有成长和进步。读书看似简单、随心所欲，其实深藏奥秘。下面我以采访中国科学院鞠躬院士一段关于阅读的故事为例：1957年初春，鞠躬利用到北京出差的机会，拜访了当年中国神经学界最具权威的臧玉洤先生。他之所以去找臧玉洤先生，是因为他有一个百思不得其解的科研问题需要解决。臧玉洤见了年轻有为又有上进求索心的鞠躬，自然十分高兴，对于他提出的问题不仅一一给予了耐心解答，而且表示在鞠躬未来科学研究的路上将给予力所能及的支持。最后还一再叮嘱鞠躬，不要局限于神经解剖学教科书的现有知识，也不要专注于书上插图是否好看，要把更多时间花在了解学术杂志上刊登的科研文章上，多留心医学前沿的新信息和新发现。鞠躬听后如醍醐灌顶般茅塞顿开。从北京回到西安后，他便留心学术刊物刊发的科研文章，特别留心关注世界神经解剖最新前沿动态。这一学习方式的转变，为他日后迈入科研的快车道，开了一扇天窗。20世纪90年代，我也曾经到《芳草》杂志编辑部拜访一位有名的编辑，他也给我提出了多读世界名著的建议，并列了书单。可是当时并没有引起我的高度重视，从而在阅读上走了弯路，耗费了大量的宝贵时间。

　　文化艺术报：还记得处女作吗？
　　钟法权：一个作家的处女作，就像一个人的初恋，很难让人忘记。1990年我在《后勤文艺》发表了小小说《猪倌相亲》，这篇不足 1300 字的小小说，在我看来只能算作我文学的发端，真正可以称之为处女作的作品，是1992年我在《解放军文艺》第9期上发表的《中尉》，这篇小小说写的是一名中尉养了一只憨、笨、丑、怪的小乌龟，因为一只小乌龟，中尉与战友和女朋友发生了友情和爱情的冲突，体量虽小，却极具意蕴。《中尉》之所以让我记忆犹新，原因在于自《中尉》发表后，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先后在《昆仑》发表了《情书撰写人》，在《百花园》发表了《音乐的魅力》，在《长江日报》发表了《得奖的奥秘》，两年之后，我的第一本书《情书撰写人》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阶段性的文学收获，极大地调动了我的创作激情，让我坚定地走上了业余文学创作之路。

　　文化艺术报：要是没有写作，生活会是怎样的，会不会有更好的前程？
　　钟法权：写作是我的爱好，也是我一生的追求。没有写作的生活，我想我的生活是单调、没有色彩的。至于会不会有更好的前程，我想这是一种美好的假设，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命运决定了路的不同。只要是适合自己的路，一条让自己称心的路，一条可以通向理想彼岸的路，也就谈不上遗憾，因为写作让我看到了另外一种风景和文学的人生。

　　文化艺术报：家庭对一个作家的成长，有什么影响？
　  钟法权：家庭对一个作家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可以说无处不在。譬如，我父亲虽然大字不识几个，可他特别会讲故事，一旦讲起家史、讲起村史、讲起身边的人，他会滔滔不绝。而我的母亲，虽然是一个农家妇女，可她特别擅长借用俗语、谚语之类的话来教育子女，譬如说，教育孩子别脱离现实、想入非非，她会说，命里只有八颗米，走遍天下不满升。譬如说，教育子女要孝敬父母，她会说，犬不择家贫，子不嫌母丑；娘亲有舅，儿亲有叔。再譬如，教育子女别好高骛远，她会说，心比天高，命比纸薄。所以，家庭对子女的影响是巨大的。

　  文化艺术报：不写作的时候，都做些什么？
　  钟法权：不写作的时候，我会放下身心，读自己想读的书，与好朋友一起下棋，或者相邀打个牌。这种闲来一身轻的生活，一定是短暂的，如果长期不写作，我会感到空虚无聊。

　  文化艺术报：写作几十年，也获得了很多荣誉，您对自己的作品和社会认同满意吗？有没有缺憾？
　  钟法权：在文学创作过程中，能够获得相关荣誉，于我来说是一种激励和认可，也能让我在成就感的鼓励下坚定前行。几十年的文学创作，写下了大量作品，总体上来说，基本上满意，社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给予认同，于我来说，是一种激励。俗话说，人无完人。文学创作多多少少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憾，有些是天生不足所致，有些是后天悟性欠缺形成，有些是个人的机遇所致。有句话叫，水满则溢，月满则亏。在某种程度上，有缺憾，何尝不是好事。

　　文化艺术报：后面会把主要精力放在小说创作，还是报告文学上？
　  钟法权：近几年，我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长篇小说的创作上，除了写一些短篇小说，在完成《重生》后，集中精力创作了《沧海岛》和《苍山如海》两部长篇小说。王宏铭在《红楼有三味》一书中说：“文学是最喜创新的，但它又不能像科学那样沿着物质存在的逻辑向未知领域探索，因而只能在创作手法上求新求异。”19世纪，欧洲流行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充分体现了深厚的思想和精湛的艺术，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等作品，就是最典型的代表。可是人们总不能只听一个模式的故事，那样就会出现“审美疲劳”。进入20世纪，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进入新的世纪，AI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受互联网多媒体和人手一部手机的深刻影响，传统纸媒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文学似乎进入到了不温不火的瓶颈期。作为一个写作者，应主动顺应时代发展之变、读者阅读习惯之变，写出具有鲜明时代特色，广大人民群众喜欢的作品。在小说创作和报告文学精力投入的选择上，我想在顺应时代发展需要的基础上，我的创作基本思路是，如果遇上有价值、自己感兴趣、适合自己创作的现实题材，我还会写报告文学；如果没有自己想写的报告文学，我将集中精力进行长篇小说创作。一句话，写出好作品才是一个作家的初心与使命。

　　文化艺术报：对年轻作者，有话要说吗？
　  钟法权：北宋思想家张载有“横渠四句” ——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听起来绝对的崇高，但对一个写作者来说，“为往圣继绝学”还是有点高大，容易让人误入理想的盲区。一个作家，既要仰望星空，还需脚踏实地；既要锲而不舍，还需量力而行。我在《沧海岛》后记《那片蓝色的海洋》中有这样一句话不妨拿出来与年轻作家共勉：文学创作是一种永无止尽的求索，既要有一双超凡脱俗的慧眼，还要有写绝世之书的雄心，更要有一颗出世的心态。因为，写作就好比农民种地，能否有一个好收成，那就看播下的种子、生长的土壤、气候的好坏等因素，唯有以淡泊之心看待，把收获的事情交给土地。
　　文化艺术报全媒体记者 刘龙 赵命可
　　（本专栏图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