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26年10月14日
《耶路撒冷》(连载83)
在长阳路62号的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门前，塞缪尔教授摸着脖子，颈椎疼了。“中国有这个说法吗，”教授问你，“颈椎有毛病的人上辈子是个吊死鬼？”
纪念馆比你想象的要小，一栋三层的、带阁楼的花园住宅式小楼。红灰两色砖建造，一楼是礼拜大堂，正前方是一扇深咖啡色的木门，巴洛克风格的石拱门廊。当然这是现在装修过的，1927年迁到这里的时候，它叫摩西会堂。
“有。”你回答，“您怎么知道？”
“我父亲告诉我的。”塞缪尔教授站在大门外给纪念馆拍照。二月里潮湿的寒风吹过他拿下围巾的脖子，颈椎病犯了。“有中国人跟他这样说过。你知道吗，平阳，我父亲和我母亲结婚那天，他的颈椎病也犯了，因为筹备婚礼累的。塞缪尔家族颈椎病遗传，听说我祖父有，我父亲有，我哥哥有，我也有。那扇窗户，”教授指着小楼二层最左边的一扇窗户，“我家有一张照片，我父母结婚时站在窗前，朋友站在楼下给他们仰拍的。忘了跟你说，他们的婚礼在这里举行。很多犹太人都到这个会堂来结婚。”
1941年的1月，爱德华和艾格尼丝在摩西会堂结为夫妻。在此之前，他们在《以色列信使报》刊登了订婚启事。他们考虑了好几个可以举行婚礼大典的犹太会堂，最后还是选在摩西会堂，尽管来这个会堂结婚的更多是俄罗斯的犹太人。因为初至上海时，提篮桥这一带，包括摩西会堂，对他们如此重要，安妥过他们惊恐的流亡之心；犹太难民们在摩西会堂聚会交流，相互安慰和传递亲人们的消息。照犹太民族的规矩，婚礼当由拉比或哈赞主持，但他们决定请罗生特和立希纳两位先生主持，见证他们患难中的百年好合。那一天也有潮湿的寒风，还飘了一点小雪，楼下常青的枝叶上如同顶着一头蓬松的花朵。婚礼进行到一半，爱德华摸摸后脖颈，对妻子说：“颈椎病犯了。”
“亲爱的，这些天你累坏了。”塞缪尔太太说。
“也可能是，”你说，“颈椎病是因为虔信上帝，要低头祈祷啊。”
塞缪尔教授觉得这个解释很好。“看来我的颈椎病犯得恰当，”他说，低下头，做犹太人的作揖状，“我要在摩西会堂，现在的犹太难民纪念馆前，感谢，祈祷。你无法想象摩西会堂对上海的犹太人有多重要。”
它的重要性证据之一：塞缪尔教授的哥哥取名摩西。婚后艾格尼丝生了个胖小子，夫妻俩总算对上海有了点归宿感。他们带着小摩西转遍了上海的各个角落，到拉都路（今襄阳南路）和霞飞路路口的儿童用品店给儿子买“彼得·潘”童装，他们希望逐渐长大的小摩西能记住这个异国的城市。随着“二战”结束，希特勒垮台，他们预感到悬在犹太人脖子前的绳索将会慢慢消失。果然，以色列建国了。上海的犹太人奔走相告：犹太人自己的国度诞生了！
在塞缪尔教授的叙述里，你能感受到当年饱受惊恐、压抑和磨难的塞缪尔夫妇如何的兴奋。上海固然是个已经开始建立起归宿感的城市，但他们依然更向往婴儿般新生的以色列。他们自己的家园需要他们去建造，事实也是如此，全世界的犹太人风起云涌般赶赴以色列。塞缪尔教授纠正了你的一个词，不是“赶赴”，是“归赴”。没错，是归赴。塞缪尔夫妇决定归赴以色列。
1948年12月，第一位由以色列政府派到中国的外交官，摩西·尤瓦尔，到达上海。此人大笔一挥，发出了七千张去以色列的签证。塞缪尔夫妇带着八岁的小摩西拿到了其中之一。他们坐船离开上海。在黄浦江码头上，爱德华再次跪拜在地上，不同的是，这一次不只他一个人，还有他的妻子艾格尼丝、儿子摩西；这一次不是庆幸逃亡成功，而是拜谢上海；这一天，上海没下雨，太阳很好，万里无云。
第二次上海之行结束，塞缪尔教授回了以色列，断断续续通过几封邮件，半个月后，又给你发来一封邮件：
收件人：chupingyang@gmail.com
发自：Jacob.samuel@yahoo.com
主题：耶路撒冷
亲爱的平阳：
昨天携妻儿去祭拜了父母，我把上海之行的照片摆到他们墓前，我想他们的在天之灵一定很愿意重新看一看上海。这个城市对他们来说既熟悉也相当陌生了，世界变化太快。必须再次感谢你的陪同和导游，如果说这是父母的遗愿，那我已经完成了一半；剩下的那一半是我自己的，我还会继续通过对上海的研究、旅行和体悟，以及对整个犹太民族的磨难的深入体认来完成，希望有机会能再次到中国，到北京，到上海。
我告诉过你吗，平阳，回到以色列我的失眠好多了，晚上不用折腾那么久就能睡着；睡眠的质量也有极大提高，不必每天夜里通过数绵羊才能把一个个梦连起来（过去我经常数绵羊，有时候把羊羔都数完了还睡不着）。我太太说，这是因为上海之行让我心安。我觉得很有道理，每个人都必须找到一种让自己心安的方式；还愿之旅，祭奠之旅，感恩之旅，我找到了。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想，“耶路撒冷”必定也是让你心安的一种方式；但是，我又不免疑惑，仅仅因为一个地名发出的美妙的汉语声音，和秦环女士皈宗的神秘性，就能让你如此神往耶路撒冷？我已经问过希大的城市与社区研究所，没有问题，他们非常愿意你来做研究，所长先生也嘱我转达对你的欢迎。你可以待一年，也可以待两年，如果你想在希大接着念博士，那必须在访学期间掌握一定程度的希伯来语；你说已经在学习希伯来语了，我很高兴。来耶路撒冷是个大动作，没准对你一生都有大影响；鉴于我的疑问，我还是提请你三思：其必要性和必然性在哪儿。尽管我非常希望能在希大见到你。你有耀眼的才华，我很喜欢，我年轻的朋友。
一切好。
你的朋友雅各布
这是一个问题。终于有人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很多年里你都固执地认为这是一个“到世界去”的问题，就是精神需要突围和漫游，就是寻找一种让自己心安的生活方式。
（未完待续）
纪念馆比你想象的要小，一栋三层的、带阁楼的花园住宅式小楼。红灰两色砖建造，一楼是礼拜大堂，正前方是一扇深咖啡色的木门，巴洛克风格的石拱门廊。当然这是现在装修过的，1927年迁到这里的时候，它叫摩西会堂。
“有。”你回答，“您怎么知道？”
“我父亲告诉我的。”塞缪尔教授站在大门外给纪念馆拍照。二月里潮湿的寒风吹过他拿下围巾的脖子，颈椎病犯了。“有中国人跟他这样说过。你知道吗，平阳，我父亲和我母亲结婚那天，他的颈椎病也犯了，因为筹备婚礼累的。塞缪尔家族颈椎病遗传，听说我祖父有，我父亲有，我哥哥有，我也有。那扇窗户，”教授指着小楼二层最左边的一扇窗户，“我家有一张照片，我父母结婚时站在窗前，朋友站在楼下给他们仰拍的。忘了跟你说，他们的婚礼在这里举行。很多犹太人都到这个会堂来结婚。”
1941年的1月，爱德华和艾格尼丝在摩西会堂结为夫妻。在此之前，他们在《以色列信使报》刊登了订婚启事。他们考虑了好几个可以举行婚礼大典的犹太会堂，最后还是选在摩西会堂，尽管来这个会堂结婚的更多是俄罗斯的犹太人。因为初至上海时，提篮桥这一带，包括摩西会堂，对他们如此重要，安妥过他们惊恐的流亡之心；犹太难民们在摩西会堂聚会交流，相互安慰和传递亲人们的消息。照犹太民族的规矩，婚礼当由拉比或哈赞主持，但他们决定请罗生特和立希纳两位先生主持，见证他们患难中的百年好合。那一天也有潮湿的寒风，还飘了一点小雪，楼下常青的枝叶上如同顶着一头蓬松的花朵。婚礼进行到一半，爱德华摸摸后脖颈，对妻子说：“颈椎病犯了。”
“亲爱的，这些天你累坏了。”塞缪尔太太说。
“也可能是，”你说，“颈椎病是因为虔信上帝，要低头祈祷啊。”
塞缪尔教授觉得这个解释很好。“看来我的颈椎病犯得恰当，”他说，低下头，做犹太人的作揖状，“我要在摩西会堂，现在的犹太难民纪念馆前，感谢，祈祷。你无法想象摩西会堂对上海的犹太人有多重要。”
它的重要性证据之一：塞缪尔教授的哥哥取名摩西。婚后艾格尼丝生了个胖小子，夫妻俩总算对上海有了点归宿感。他们带着小摩西转遍了上海的各个角落，到拉都路（今襄阳南路）和霞飞路路口的儿童用品店给儿子买“彼得·潘”童装，他们希望逐渐长大的小摩西能记住这个异国的城市。随着“二战”结束，希特勒垮台，他们预感到悬在犹太人脖子前的绳索将会慢慢消失。果然，以色列建国了。上海的犹太人奔走相告：犹太人自己的国度诞生了！
在塞缪尔教授的叙述里，你能感受到当年饱受惊恐、压抑和磨难的塞缪尔夫妇如何的兴奋。上海固然是个已经开始建立起归宿感的城市，但他们依然更向往婴儿般新生的以色列。他们自己的家园需要他们去建造，事实也是如此，全世界的犹太人风起云涌般赶赴以色列。塞缪尔教授纠正了你的一个词，不是“赶赴”，是“归赴”。没错，是归赴。塞缪尔夫妇决定归赴以色列。
1948年12月，第一位由以色列政府派到中国的外交官，摩西·尤瓦尔，到达上海。此人大笔一挥，发出了七千张去以色列的签证。塞缪尔夫妇带着八岁的小摩西拿到了其中之一。他们坐船离开上海。在黄浦江码头上，爱德华再次跪拜在地上，不同的是，这一次不只他一个人，还有他的妻子艾格尼丝、儿子摩西；这一次不是庆幸逃亡成功，而是拜谢上海；这一天，上海没下雨，太阳很好，万里无云。
第二次上海之行结束，塞缪尔教授回了以色列，断断续续通过几封邮件，半个月后，又给你发来一封邮件：
收件人：chupingyang@gmail.com
发自：Jacob.samuel@yahoo.com
主题：耶路撒冷
亲爱的平阳：
昨天携妻儿去祭拜了父母，我把上海之行的照片摆到他们墓前，我想他们的在天之灵一定很愿意重新看一看上海。这个城市对他们来说既熟悉也相当陌生了，世界变化太快。必须再次感谢你的陪同和导游，如果说这是父母的遗愿，那我已经完成了一半；剩下的那一半是我自己的，我还会继续通过对上海的研究、旅行和体悟，以及对整个犹太民族的磨难的深入体认来完成，希望有机会能再次到中国，到北京，到上海。
我告诉过你吗，平阳，回到以色列我的失眠好多了，晚上不用折腾那么久就能睡着；睡眠的质量也有极大提高，不必每天夜里通过数绵羊才能把一个个梦连起来（过去我经常数绵羊，有时候把羊羔都数完了还睡不着）。我太太说，这是因为上海之行让我心安。我觉得很有道理，每个人都必须找到一种让自己心安的方式；还愿之旅，祭奠之旅，感恩之旅，我找到了。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想，“耶路撒冷”必定也是让你心安的一种方式；但是，我又不免疑惑，仅仅因为一个地名发出的美妙的汉语声音，和秦环女士皈宗的神秘性，就能让你如此神往耶路撒冷？我已经问过希大的城市与社区研究所，没有问题，他们非常愿意你来做研究，所长先生也嘱我转达对你的欢迎。你可以待一年，也可以待两年，如果你想在希大接着念博士，那必须在访学期间掌握一定程度的希伯来语；你说已经在学习希伯来语了，我很高兴。来耶路撒冷是个大动作，没准对你一生都有大影响；鉴于我的疑问，我还是提请你三思：其必要性和必然性在哪儿。尽管我非常希望能在希大见到你。你有耀眼的才华，我很喜欢，我年轻的朋友。
一切好。
你的朋友雅各布
这是一个问题。终于有人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很多年里你都固执地认为这是一个“到世界去”的问题，就是精神需要突围和漫游，就是寻找一种让自己心安的生活方式。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