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浩，陕西靖边人，现为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教育部中文教指委副主任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文学科评议组成员等。主要从事唐诗阐释、唐代士族与文学关系、唐代园林与文学关系、新出唐代石刻文献等方面的研究。已出版《唐诗的文本阐释》《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摩石录》等学术著作，另有《课比天大》《怅望古今》《野生涯》等散文随笔集。主编《榆阳区古代碑刻艺术博物馆藏志》《中国古代园林文学文献研究书系》《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导论》等，主持翻译《日本学人唐代文史研究八人集》等。曾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多项，被遴选为第三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西北大学古代文学教师团队负责人。

    《我们的西北大学》     主编：李浩、姜彩燕     出版社：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6年10月


　　由陈平原先生担任总主编的“我们的大学丛书”，选取具有悠久历史、在海内外卓有影响力的知名大学，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展现其人文历史与精神风貌。西北大学忝列其间，是学校的光荣。平原先生委托我们依据丛书体例编选本书，则是我们的荣幸。
　　挂名主编虽有虚荣，但编辑时间紧张，工作任务艰巨，学术要求也很高。平原先生在《总序》中对这一套丛书的定位是：“采用散文、随笔讲述你我经历、熟悉的大学历史、故事、人物及精神”，有效地沟通“文”与“学” ——这里所说的“学”，特指教育史、学术史与思想史，近乎1979年创刊的“以学识为根基，以阅历、心境为两翼，再配上适宜的文笔，迹浅而意深，言近而旨远”的《读书》杂志体。他还说，“老大学”丛书追求的是“文”与“学”的配合，“老照片”则着力“图”与“文”的融通，这两条线交汇起来，可最大限度地兼及图、文、学三者。
　　按照我的肤浅理解，就是要从“文”与“学”两端，并能最大限度地兼及图、文、学三者，展示一所老大学的教育史、学术史与思想史。这样高端的编写理念，即使我自己理解消化起来也很吃力，何况还不是由我们写文章，而是要由我们在卷帙浩繁的校史文献中选出符合丛书编写标准的文章。本丛书的编选细则是，最好由名人写名人，首先要确定入选的名人，然后从他们的学生、后辈或亲属等已写好的文章中选出一篇。在编选过程中，我们发现很多意想不到的情况：有些教授学术声誉隆盛，瓜瓞绵绵，不难找到一篇合适的文章；也有些教授因专业冷僻，大众不了解，故要找到一篇合适的文章，其实很难。
　　丛书的学术目标虽然有点高，但我们勉力追求，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好在学校历史悠久，素材很多，在书稿中也能看到对平原先生编辑宗旨的回应。王子今在《“弄瓦翁”陈直：秦汉史研究的学术旗帜》一文中便感叹道：有代表性的学人，是一个大学的光荣。一个学术方向，往往有若干位各有学术个性的标志性人物。这样的学者，不仅以自己的学术成就充实了我们民族文化的宝库，同时指示着探索的路径，引领着后学者前行。
　　我虽然不做现代教育史和大学史研究，但平素喜欢浏览自己学科以外的书，包括陈平原先生的“老北大”系列、陈思和先生写复旦的书，陈尚君回忆复旦师长的书等。有关西北大学校史的著作，从董丁诚老师的“紫藤园”系列，到姚远的西北联大系列研究，我都认真学习过。为了能深入地比较抗战时期两所“联大”的兴衰变迁，我还专门翻阅过美国学者易社强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
　　历史记忆本质上也是文化记忆。“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这次集中阅读校史中不同时期、不同学科的人物特写，各个学科先贤的事迹首先感动了我，有几点印象特别深刻。
　　一是学贯中西，多有通识。在姜彩燕主编的《西北联大文学作品选》中选了化学教授刘拓的《苏幕遮》（夜方阑，风乍烈）。刘拓后来还与人合作翻译了李约瑟的《中国之科学与文明》（即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这应该是较早的中译本。说到翻译，老校长侯外庐先生也是较早翻译《资本论》的译者之一。李仪祉先生除了专业成就外，还酷爱秦腔，编创秦腔剧本《复成桥》《卢采英救夫记》《李寄斩蛇记》等，时人评说李仪祉“以游学欧洲、见闻广，所编戏融合中西，提醒青年处甚多”（董丁诚《一专多能的李仪祉校长》）。老西大一专多能的教授还有很多，这一方面使得教授的学术生命充实而有光辉，另一方面也潜移默化地熏习濡染了一代又一代的学生。
　　二是善用地利，注重田野。在人们的印象中，大学教授往往是书斋型学者，但本书所选的李仪祉、杨钟健、马长寿、张伯声、黄文弼、张国伟、舒德干、王建新等多位教授却有些例外，除了著书立说、作育人才外，许多学者把论文写在了大地上。这既有时代的原因，也有学科的原因，更有学校所处地理位置的原因。如杨钟健留学回国后，就参与了周口店的地质与古生物考察。马长寿早年“主要从事民族学的研究，以其在大学和实践中学习到的近现代西方的社会学、民族学和人类学等方面的知识，坚持走与民族实地调查相结合的路子，不畏艰难困苦，先后深入我国西南彝族、藏族（嘉戎）、羌族等聚居地区，进行民族调查，收集了大批珍贵的民族文献和文物。在这一基础上，他先后发表了一批优秀论文……从本世纪50年代起至60年代初，他在繁忙的教学工作中，仍然坚持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多次深入民族地区（四川凉山彝族地区、陕甘回民聚居地区），勤奋著述，在中国民族史研究领域内作出了突出贡献”（周伟洲《马长寿教授的学术活动和治学方法》）。
　　黄文弼是参加西北考察团的中国五学者之一。“当时学术界对西北研究的热情虽正在高涨，但多数人还习惯于在故纸堆中讨生活，真正愿意投身荒漠，涉险犯难，去寻求新资料，去进行科学实践的人，却还寥寥……在当时学术界无疑是开了风气之先。”（黄烈《黄文弼传略》）无独有偶，新一代考古学家王建新赓续先贤传统，对“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作出了新的阐释。他认为“‘读万卷书’只读中国传统历史文献已经远远不够了，还必须读外国的历史文献。不仅要读英语、俄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波斯语、阿拉伯语等现代语言，还要读梵语、古希腊语、古波斯语等古代语言。不仅要读历史文献，而且更要读各国、各语言的考古文献。此外，地理环境资料也是我们必读的。这样一来，只靠一个人的能力读不完。从2003年开始，我就组织青年教师和同学们一起翻译、阅读和讨论外国文献……历史文献不能只坐在家里读，需要到历史事件发生的现场，去结合地理环境资料和考古资料重新梳理和解读。这就是现代的‘行万里路’的意义”（王建新《我的丝绸之路考古学术梦》）。前代的古董学家、金石学家仅仅局限于在收藏室把玩鉴赏，黄文弼则参与到国际性的新疆考古、丝路考古之中，成为中国学者中“新疆考古第一人”；王建新和他的团队则翻越葱岭，在广袤的中亚地区探古寻奇。
　　三是开创学派，构筑自主知识体系。由本书所选也可以看出学校相关学科从建立到赓续，再到学派崛起、发展的一些特点。本书并不是学校重点学科排座次，我们仅就已有文献作了一些梳理和归纳，发现入选人物较多的一些学科和学人，如地质学有杨钟健、张伯声、郁士元、张国伟、舒德干、郭安林等，经济学有罗章龙、何炼成、张维迎等，狭义的考古学仅有黄文弼、王建新两位，但如果加上历史学的侯外庐、陈直、张岂之、王子今、方光华，民族史学的马长寿、周伟洲，区域与国别史的彭树智、黄民兴，则历史类学科当之无愧是西北大学枝繁叶茂的优势学科。此外，物理学有岳劼恒、侯伯宇，数学有王戍堂、李继闵，化学有高鸿，体育有王耀东，医学教育有徐诵明，政治学与历史学有许兴凯，皆各具风范，共同支撑起一所综合性大学的学科格局。
　　优势学科一定有前后相续、代际传承的优秀教师，好的学科与好的教授、好的学生是互相成就的。如张伯声先生曾提出“地壳波浪状镶嵌构造学说”，成为一派独具特色的学术观点，影响全国地学界。西北大学也因此被誉为“中国石油战线的黄埔军校”“中华石油英才之母”。又如舒德干院士发现了迄今最古老的脊椎动物“昆明鱼”“海口鱼”化石，被国际学界誉为“天下第一鱼”；他还提出“三幕式寒武纪大爆发”假说，为达尔文进化论中的“寒武纪生命大爆发”难题提供了关键实证。
　　包括西北大学在内的中国现代大学，仅有一百多年历史，载入校史的人物，肯定是（该校该学科）开宗立派的人物，但是否能成为全国、全球该学科有重要影响的学者，就不一定了。老校长郭琦倡议陕西的学者要“走出潼关”，走向全国。李学勤先生评价陈直先生：“学有端绪，却又能开辟新境”“他开拓的道路，已为学术界大多数人所肯定了。这正是把王国维提倡的二重证据法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从而取得丰富的成果”（《陈直先生其人其事》，《陈直先生纪念文集》，第23页至第24页）。由黄文弼、陈直再到王建新，也可以看出西北大学考古与文化遗产学科的一些特点。因本序体例与篇幅所限，我们不可能对一个学科进行全面介绍，但是，仅就考古人才培养而言，从王子今、王震中、焦南峰、刘莉、黄晓峰、李锋、葛承雍、吴敏霞，到仍在校内一线活跃的陈洪海、钱耀鹏、冉万里、于春，可以看到一个卓越学科的成长，其来有自。
　　四是艰难困苦，九死未悔。与今天在高校任教的一线学者不同，校史上的这些先贤，大多经历曲折艰辛。地质学教授郁士元，在抗战爆发后，投笔从戎，热血报国。后来在政治运动中，有人让他诬陷同志，他虽受尽磨难，却坚贞不屈。（《抗战从军的热血教授——郁士元先生小传》）刘持生先生除学问一流、诗词有特色外，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的大智慧，透过他的生平经历可略窥一斑：他曾担任国民政府侍从室蒋介石侍从副官，但能窥破热闹，急流勇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他正担任长春大学文学院院长，但能当机立断，从险象环生的乱局中拂袖而去；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坚持“述而不作”，在错综复杂的政治运动中，全身保真，确有先见之明。
　　五是诗教绵长，文心相续。诗教一词本来是指以古典诗歌为载体进行教化与培育的传统教育理念与实践，现代学人则作为审美艺术教育的代名词。这一概念最早见于《礼记·经解》：“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西北大学是综合性大学，素以文史见长，校史中的黎锦熙、许寿裳、曹靖华、张西堂、傅庚生、单演义、郝御风、刘持生、安旗、张华诸先生，或精研语言、经学、古典诗词与鲁迅研究，或兼擅新诗、散文、翻译与文艺评论。张西堂的经学研究，傅庚生的杜甫研究，安旗的李白研究，单演义、张华的鲁迅研究，刘持生的诗词创作，皆以学问为根柢，以文章为面目。无论是战火流离，还是时代浮沉，前辈们都不废讲席、不坠文心，使西大的学术谱系中始终贯穿着一条以文心相续的文学教育传统，中文学科仍享有“作家摇篮”“唐代文学研究重镇”的称誉，也是这一传统的流注。
　　六是经世致用，报以国华。现代大学建立伊始，正逢外敌交侵、国家危亡之际，先进的知识分子都以“科学报国”为志向。李仪祉先生被誉为“一专多能”，他的“一专”就是水利。他主持建设了关中“八惠渠”（一半在生前完成），对陕南、陕北的各项水利工程也有设计和筹划，对“治理黄河”也有真知灼见，还参与了长江、汉江及海河、永定河等河流的规划治理和考察研究。其中主持建设关中“八惠渠”，对改善关中地区水利灌溉贡献很大，被列为省级水利遗产，西安高新区将沣惠渠蓄洪处命名为仪祉湖公园，内有东湖、西湖、八惠亭等景观，以纪念李仪祉先生。1947年，地理学教授傅角今以内政部方域司司长的身份组织召开西沙、南沙群岛范围及主权之确定与公布会议，为此后的中国南海主权确定了基调和范围。会后，为了使确定的西沙、南沙群岛主权范围具体化，内政部方域司印制了《南海诸岛位置图》。1948年，这幅图被收入由傅角今主编的《中华民国行政区域图》中，图中按照南海诸岛所处地理位置，标定了一条由十一段断续线组成的U形线。至此，中国南海十一段线（U形断续线）被正式标注在中国南海地图上，成为现代中国南海地图的重要蓝本，也是如今中国坚持南海主权九段线的来源和维护海洋领土的重要法理依据。郑资约教授参与了抗日战争后南海诸岛的接收，主持了南海主要岛屿的实地测量工作，参与南海岛屿国界的划定和整理南海水域的岛礁、石群及沙滩名称等，并编著出版《南海诸岛地理志略》。（黄晓军《地理学家傅角今》）
　　去年10 月份，陈平原先生来电告知本丛书的编写，委托我负责西北大学卷。多年来，平原先生对西北大学的学科建设鼎力支持，对我个人也多有奖掖扶持。我虽知不能胜任，却难以拒绝。好在还有同事姜彩燕教授负责具体编务，我坐享其成。
　　按照本丛书的编辑宗旨，本书入选人物不代表学校官方对校史上知名人物的正式评价和排序取舍，入选名单由主编提出，如有明显的缺漏或不妥，我自己应该承担主要责任。在编写过程中，我曾向蒋林书记和孙庆伟校长汇报过我们承担的工作，孙校长指示学校学科办、宣传部、校史馆、国内合作处和校友总会全力配合，我们与相关部门就撰稿人、图片档案等反复商讨。稿成，出版社还邀请金城出版社主任编辑李涛先生外审，李涛也是西大校友，对校史极熟稔，对本书编辑包括序文撰写，多有建言，我们择善而从。值此新书出版之际，向关心和支持本书编写的各位领导、师友公开致谢。
　　2026年5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