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26年09月25日
《耶路撒冷》(连载78)
红房子西餐馆现在大概无人不知，在20 世纪40年代初，它也同样声名浩荡，它推出的法式传统菜“洋葱汤”足以和淮海路上俄式饭店里的招牌菜“罗宋汤”一比高下。罗生特先生请他们喝了“洋葱汤”；六十六年后，塞缪尔教授和你也点了“洋葱汤”。味道香浓，你能喝出上好的牛肉和胡椒味，稍嫌油腻。六十六年前，艾格尼丝和爱德华喝完洋葱汤，对罗生特先生说：“这个味道让我们想起欧洲，想起德国和奥地利。”
六十六年后，塞缪尔教授喝完洋葱汤对你说：“这个味道让我想起已故的父母。”
母亲去世前，对塞缪尔教授交代的几件事情中，有一条是：如果他能来上海，一定要去罗威饭店再喝一次洋葱汤，为他自己喝，也为她和爱德华喝，还要为罗生特医生喝。罗生特先生曾为罗荣桓治疗严重的肾病，他在中国的军队里工作长达十年，担任过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卫生部部长。塞缪尔教授对你说，他其实见过罗生特先生，不过那会儿他还在艾格尼丝的肚子里。1950年，罗生特先生去以色列探亲，让人悲痛的是，他去了以色列就没能回来，两年后病故。艾格尼丝挺着大肚子和丈夫爱德华去看望病中的罗生特先生，夫妻俩在病床前一人握住罗生特先生的一只手。罗生特先生用虚弱的声音鼓励他们说汉语。他们曾约好，孩子出生后，就随罗生特先生一起回上海看一看。爱德华说：“中国人爱说给予自己巨大帮助的人是‘贵人’。我们等着我们的贵人好起来，一起去中国。”
“呵呵，”罗生特先生疲惫地笑笑，他已经深解中国式幽默，“贵人等不到啦。”
罗生特先生很快与世长辞。塞缪尔夫妇照中国的葬仪，对着罗生特先生归西的方向摆了食物与美酒，三杯泼地以示祭奠，然后，夫妻俩面对浩浩长空拜了三拜。当其时，高天上有鸟飞过，其声悲切，听上去像乌鸦，但他们坚定地认为那是喜鹊，必须是喜鹊。
罗生特先生是他们共同的贵人，艾格尼丝在诊所安定下来，他把爱德华引荐给了“朋街”服装店的老板立希纳。熟悉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老上海的人都会知道，1935年，一个德籍犹太人创办了一家名叫“朋街”的服装店。此人并非裁缝出身，但对服装经营极有悟性，招募了一批当时上海时装界的设计高手，制作新款时装，还在每年春秋两季举办时装发布会，邀请外国的模特来走台。店铺在南京路61号的二楼，店名源自他家乡的一条街名，BongStreet。此人与罗生特是朋友。他们在南京路上的一家咖啡馆里见面，爱德华从皮包里拿出自己拍摄的一些照片，和前一天晚上临时设计的几件时装的草样。
从那些照片和几件时装设计的急就章中，立希纳先生断定爱德华·塞缪尔就是他想要的人才。爱德华把欧洲的风格与中国气象很好地结合到了一起，有相当的品位和文化内涵。
“老兄，别以为我搞的就是个砸钱的事儿。”他对罗生特说，“时装不仅要领奢华、富贵之潮流，更要开审美和文化的先河。你这位朋友，塞缪尔先生，我用了。”
爱德华一进“朋街”，就成了最抢手的几大设计师之一，薪水也在最高的那个梯队里。因为艾格尼丝爱穿旗袍，他把设计的重心放在旗袍上，尽力寻找旗袍这种中国传统服装里中西合璧的分寸。他拿捏得非常好：中国女人看上了它若隐若现的西化；外国女人又喜欢它充沛的东方风情，既古典又现代，穿着塞缪尔款的旗袍仿佛走在香榭丽舍大道上。那些年，“朋街”时装成为上海时尚的标签，名媛淑女们都靠“朋街”的商标来显示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而塞缪尔款旗袍是其中焦点之一。
在南京路上，“朋街”服装店旧址的楼下，你和塞缪尔教授站在上海湿冷的寒风里，一手拿着一张艾格尼丝年轻时的照片，一边抬头往二楼的窗口张望。窗户紧闭，你们都搞不清那扇窗户里如今究竟在做什么。此去经年，物是人非。塞缪尔教授的母亲在照片上穿着一件塞缪尔款旗袍，爱德华特地为她量身设计的。她在对爱德华的镜头微笑，高鼻梁深眼窝，一头长长的鬈发；尽管照片是黑白的，尽管因为岁月悠久照片有些模糊，尽管你对服装尤其是旗袍毫无研究，但你依然能够发现，那件旗袍穿在这个西方女人身上是多么的合适与和谐，有浑然天成之美，仿佛她天生就该穿这样的衣服。
那天傍晚，你们在前“朋街”服装店街对面的一家馆子里吃饭。还是靠窗的位置，为了能在吃饭和聊天的间隙看一眼二楼的那些窗户。如果当年这地方也有饭馆，爱德华很可能经常在这里就餐。你看见塞缪尔教授在椅子上用力地扭了几下屁股，他在找父亲当年的感觉。
“一座城市不会记住两个相依为命的犹太人，”塞缪尔教授看着前“朋街”的窗户，幽幽地说，“但是，两个流散的犹太人会记住一座伟大的城市。”
你插了一句话：“第三个犹太人也会记住这座伟大的城市。”
“对，第三个犹太人也会记住。”塞缪尔教授笑了，“不仅第三个，还有千千万万的犹太人都会记住。告诉你平阳，穿行在这座我父母遭遇苦难与幸福的城市，让我心安，就像我走在耶路撒冷。这两天在街上走，我一直有个错觉，仿佛一转身就能看见父母的背影。”
很多年里，你经常在转身的时候想起秦奶奶。为什么当你从一个方向侧身转到另一个方向时会想起秦环，是因为转了身就要出现背影？你也弄不明白。但当你想起秦奶奶时，出现在头脑里的秦环的确是个背影。穿一身黑衣服，摇摇摆摆地在花街上走，是因为衰老，而不是因为小脚。在你祖母这一辈，花街上的女人基本都裹了小脚，脚趾头攒到脚底下。趾头们被一块细长的白布条狠狠地缠住，收紧，再收紧，听到骨头变形、折断和重新生长的声音；然后拆掉布，趾头顺从地长到脚底下，一只脚就是一只粽子、一把锥子，一双脚是一对粽子和两把锥子。小脚的女人更值钱，男人们以为自己喜欢这个，女人们也以为男人喜欢这个。
（未完待续）
六十六年后，塞缪尔教授喝完洋葱汤对你说：“这个味道让我想起已故的父母。”
母亲去世前，对塞缪尔教授交代的几件事情中，有一条是：如果他能来上海，一定要去罗威饭店再喝一次洋葱汤，为他自己喝，也为她和爱德华喝，还要为罗生特医生喝。罗生特先生曾为罗荣桓治疗严重的肾病，他在中国的军队里工作长达十年，担任过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卫生部部长。塞缪尔教授对你说，他其实见过罗生特先生，不过那会儿他还在艾格尼丝的肚子里。1950年，罗生特先生去以色列探亲，让人悲痛的是，他去了以色列就没能回来，两年后病故。艾格尼丝挺着大肚子和丈夫爱德华去看望病中的罗生特先生，夫妻俩在病床前一人握住罗生特先生的一只手。罗生特先生用虚弱的声音鼓励他们说汉语。他们曾约好，孩子出生后，就随罗生特先生一起回上海看一看。爱德华说：“中国人爱说给予自己巨大帮助的人是‘贵人’。我们等着我们的贵人好起来，一起去中国。”
“呵呵，”罗生特先生疲惫地笑笑，他已经深解中国式幽默，“贵人等不到啦。”
罗生特先生很快与世长辞。塞缪尔夫妇照中国的葬仪，对着罗生特先生归西的方向摆了食物与美酒，三杯泼地以示祭奠，然后，夫妻俩面对浩浩长空拜了三拜。当其时，高天上有鸟飞过，其声悲切，听上去像乌鸦，但他们坚定地认为那是喜鹊，必须是喜鹊。
罗生特先生是他们共同的贵人，艾格尼丝在诊所安定下来，他把爱德华引荐给了“朋街”服装店的老板立希纳。熟悉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老上海的人都会知道，1935年，一个德籍犹太人创办了一家名叫“朋街”的服装店。此人并非裁缝出身，但对服装经营极有悟性，招募了一批当时上海时装界的设计高手，制作新款时装，还在每年春秋两季举办时装发布会，邀请外国的模特来走台。店铺在南京路61号的二楼，店名源自他家乡的一条街名，BongStreet。此人与罗生特是朋友。他们在南京路上的一家咖啡馆里见面，爱德华从皮包里拿出自己拍摄的一些照片，和前一天晚上临时设计的几件时装的草样。
从那些照片和几件时装设计的急就章中，立希纳先生断定爱德华·塞缪尔就是他想要的人才。爱德华把欧洲的风格与中国气象很好地结合到了一起，有相当的品位和文化内涵。
“老兄，别以为我搞的就是个砸钱的事儿。”他对罗生特说，“时装不仅要领奢华、富贵之潮流，更要开审美和文化的先河。你这位朋友，塞缪尔先生，我用了。”
爱德华一进“朋街”，就成了最抢手的几大设计师之一，薪水也在最高的那个梯队里。因为艾格尼丝爱穿旗袍，他把设计的重心放在旗袍上，尽力寻找旗袍这种中国传统服装里中西合璧的分寸。他拿捏得非常好：中国女人看上了它若隐若现的西化；外国女人又喜欢它充沛的东方风情，既古典又现代，穿着塞缪尔款的旗袍仿佛走在香榭丽舍大道上。那些年，“朋街”时装成为上海时尚的标签，名媛淑女们都靠“朋街”的商标来显示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而塞缪尔款旗袍是其中焦点之一。
在南京路上，“朋街”服装店旧址的楼下，你和塞缪尔教授站在上海湿冷的寒风里，一手拿着一张艾格尼丝年轻时的照片，一边抬头往二楼的窗口张望。窗户紧闭，你们都搞不清那扇窗户里如今究竟在做什么。此去经年，物是人非。塞缪尔教授的母亲在照片上穿着一件塞缪尔款旗袍，爱德华特地为她量身设计的。她在对爱德华的镜头微笑，高鼻梁深眼窝，一头长长的鬈发；尽管照片是黑白的，尽管因为岁月悠久照片有些模糊，尽管你对服装尤其是旗袍毫无研究，但你依然能够发现，那件旗袍穿在这个西方女人身上是多么的合适与和谐，有浑然天成之美，仿佛她天生就该穿这样的衣服。
那天傍晚，你们在前“朋街”服装店街对面的一家馆子里吃饭。还是靠窗的位置，为了能在吃饭和聊天的间隙看一眼二楼的那些窗户。如果当年这地方也有饭馆，爱德华很可能经常在这里就餐。你看见塞缪尔教授在椅子上用力地扭了几下屁股，他在找父亲当年的感觉。
“一座城市不会记住两个相依为命的犹太人，”塞缪尔教授看着前“朋街”的窗户，幽幽地说，“但是，两个流散的犹太人会记住一座伟大的城市。”
你插了一句话：“第三个犹太人也会记住这座伟大的城市。”
“对，第三个犹太人也会记住。”塞缪尔教授笑了，“不仅第三个，还有千千万万的犹太人都会记住。告诉你平阳，穿行在这座我父母遭遇苦难与幸福的城市，让我心安，就像我走在耶路撒冷。这两天在街上走，我一直有个错觉，仿佛一转身就能看见父母的背影。”
很多年里，你经常在转身的时候想起秦奶奶。为什么当你从一个方向侧身转到另一个方向时会想起秦环，是因为转了身就要出现背影？你也弄不明白。但当你想起秦奶奶时，出现在头脑里的秦环的确是个背影。穿一身黑衣服，摇摇摆摆地在花街上走，是因为衰老，而不是因为小脚。在你祖母这一辈，花街上的女人基本都裹了小脚，脚趾头攒到脚底下。趾头们被一块细长的白布条狠狠地缠住，收紧，再收紧，听到骨头变形、折断和重新生长的声音；然后拆掉布，趾头顺从地长到脚底下，一只脚就是一只粽子、一把锥子，一双脚是一对粽子和两把锥子。小脚的女人更值钱，男人们以为自己喜欢这个，女人们也以为男人喜欢这个。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