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26年09月18日
《耶路撒冷》(连载75)
你们家祖上做小生意，你祖父的父母做挂面、炸馓子卖，生意淡季还会租船到运河上下游贩米，顺便倒腾点银圆，比平常人家多置了二亩地。所以你爷爷才有钱去念私塾——没钱的人家谁念得起书？现在你祖父的父母都死了，虽然土地都充了公，挂面机子散架了，炸馓子的大铁锅也漏了底，米一粒不存，银圆一个不见，你初凡子依然是地主。地主是个世袭称号，就像“革命世家”，就像“无产阶级英雄”。
每次游街和批斗，要么是你祖父初凡子打头，要么是秦环第一个；接下来的人排名不分先后，谁命不好谁倒霉，犯了事被抓了现行，就把剩下的两个名额补上。偷鸡摸狗的，损害国家财产的，出工误点的，窥视女人洗澡的，好吃懒做的，偷人养汉的，通奸爬灰的，朝别人家院子里扔砖头的，喝醉了骂人祖宗的，逮谁是谁。通常你祖父会戴一个白纸做的大高帽，帽子上前后分别写了毛笔字，前面是“地富反坏右”，黑五类的罪名一口气全列上去，后面是“阶级敌人”。秦环不戴高帽子，被剪了个阴阳头，脖子上挂一双破鞋。这是民间智慧：男男女女的事，全在这阴阳头和破鞋上了。
你们家和秦家（包括景侉子）关系好，就始于这个时候。“批友”和“游友”，算患难之交，感情自然非同寻常。四条街的人都不敢搭理你们家，秦环和她闺女搭理。再有一个原因，你祖父很是敬佩秦环。初凡子是个文人，胆子却小，稍有点儿风吹草动就低下头不敢吭声，怎么批怎么挨着，怎么斗怎么受着；秦环不，批斗游街从不把脑袋垂着，就仰着脸：想打的过来打吧，想丢石子的丢吧，想吐口水的吐吧！当年批斗会在石码头上开，初凡子、秦环和另外一对通奸的男女一起站在高出地面一米的台子上（六条船倒扣在地上，上面铺了木板），你祖父和那一对男女都快把脑袋低到裤裆里了，秦环挺着腰杆硬邦邦地站着。她的手被绑在后面，不能指着观众，她用下巴点，下巴对着人群里一个个批她骂她的人点：
“你，你，你，你，你，还有你！现在你们都站着说话不腰疼，说我卖屄。是，老娘我卖了！我卖给谁了？你，你，你，你，你，还有你！你们哪一个敢站出来说，你从来没进过我的屋，从来没爬过我的床，从来没上过老娘的身，从来没有跟狗、跟猪一样叫唤过？哪一个？有种你站出来！”
现场静下来。突然就像一场文明人的聚会，大家学会了含蓄、矜持和隐忍。男人们低下头。女人们也低着头，因为羞愧，也为了掩耳盗铃，不想在众人面前让丈夫雪上加霜；她们不吭声，但两眼喷着火，盘算着回家如何收拾这帮虚伪无耻的臭男人；同时她们中阴险的人也在心里骂，不要脸的婊子，裤裆里的事也好意思拿出来说，斗，斗死这个烂屄！
你父亲后来说，批斗完回家，你祖父感慨，愧不如秦环，那真是巾帼英雄。你祖父由此对初家的人交代：如果花街上只有一家人可交往，那就是秦家。这也是你和姐姐平秋与天赐、福小打小一起玩的原因之一，长辈们鼓励你们去秦奶奶家。在四条街，秦家不是人缘最好的那类人家。人都很好，但大家就是觉得有点隔。老太太秦环年过四十就只穿黑衣服，经常一个人进神秘可怖的斜教堂，在那个时候，“破四旧”的遗风尚在，秦环本人性格又刚烈，能不惹都不愿去惹；景侉子来花街，因为倒插门心里免不了自卑，话少，见着人能躲就躲，慢慢地，这一家都冷冷的有点人不沾鬼不靠了。大人们敬而远之，倒是小孩子们相互交好，那另当别论了。
1976年，“四人帮”被抓起来，家家户户的小广播和街上的大喇叭同时在讲，天下太平了，都消停吧。远离北京的花街担心领会错了中央的精神，拖拖拉拉又把“运动”坚持了两个月。到年底，批斗和游街已是强弩之末，早就从政治斗争转变成一种全民游戏。你祖父的高帽子还戴着，但上面没人愿意再写字了；秦环左边的头发已经长起来，没人督促她再剃掉，脖子上的鞋子也没那么破，有时候没挂也没人记得起来。大家嘻嘻哈哈地说：“集合啦！游街啦！批斗啦！”游街和批斗时耐不住寂寞的人，主动跳起来，唱起来，文艺宣传队的骨干们在队伍里演起了地方戏，经常把被游街的人甩在了队伍的最后头，把他们给忘了；热热闹闹的像过年。再后来，“年”也懒得过了，没人招呼他们。1977年2月17号，除夕，傍晚，你祖父从南大街买了炮仗走进花街，看见秦环站在斜教堂门口往里看。
“他秦姨，不回家包饺子？”
“他初伯，你说这以后真就不斗了？”秦环答非所问，“咱们都有阵子没上台了吧？”
“听政府的话音，是这么回事。可谁知道呢。”
“政府要是反悔，说继续‘革命’呢？”
“要真继续，这年你不过他也继续。过了年再说。你没见着，街坊邻居也斗不动了？”
“你看这冷风灌的，”秦环说。她把洞开的教堂门关上，手里突然多了把铜锁，“他初伯，我想信这个教，你看行不？”
你祖父一下子愣了，慌慌张张说：“他秦姨，这个你别问我。我不知道。”
“那你能不能帮我找个手艺好的木匠，我想做个十字架。”秦环说，“他初伯，放心，不连累你。”
你祖父为自己的胆怯难为情。“不是那个意思，”你祖父说，“我的意思是，你不是已经信了吗？”
“我那是进来坐坐。沙教士一个人蛮孤寂的，过来看看他。”
她说的沙教士是斜教堂里最后一个洋教士，奥地利人，上个世纪30年代初来中国，辗转传教，40年代中期来到花街。刚传了几天教，还没发展出够一张桌吃饭的教友数，新中国成立了。教友们转身开始积极要求入党，坚决不进教堂了。中央政府下了文件，所有的洋教士全部停止传教活动，一律各回其国。沙教士倒是想回奥地利，叶落归根当然是美事，但年纪大了，要回去非把老身板弄散架不可。他早也适应了中国生活，汉语虽然还带着口音，但肯定比德语说得利索；筷子用得也比刀叉顺溜，喜欢上了喝豆浆吃油条包饺子，胃也被改造过来了。他给淮海市领导写了份申请，风烛残年，实在动不了了，教不再传，只求终老花街。
（未完待续）
每次游街和批斗，要么是你祖父初凡子打头，要么是秦环第一个；接下来的人排名不分先后，谁命不好谁倒霉，犯了事被抓了现行，就把剩下的两个名额补上。偷鸡摸狗的，损害国家财产的，出工误点的，窥视女人洗澡的，好吃懒做的，偷人养汉的，通奸爬灰的，朝别人家院子里扔砖头的，喝醉了骂人祖宗的，逮谁是谁。通常你祖父会戴一个白纸做的大高帽，帽子上前后分别写了毛笔字，前面是“地富反坏右”，黑五类的罪名一口气全列上去，后面是“阶级敌人”。秦环不戴高帽子，被剪了个阴阳头，脖子上挂一双破鞋。这是民间智慧：男男女女的事，全在这阴阳头和破鞋上了。
你们家和秦家（包括景侉子）关系好，就始于这个时候。“批友”和“游友”，算患难之交，感情自然非同寻常。四条街的人都不敢搭理你们家，秦环和她闺女搭理。再有一个原因，你祖父很是敬佩秦环。初凡子是个文人，胆子却小，稍有点儿风吹草动就低下头不敢吭声，怎么批怎么挨着，怎么斗怎么受着；秦环不，批斗游街从不把脑袋垂着，就仰着脸：想打的过来打吧，想丢石子的丢吧，想吐口水的吐吧！当年批斗会在石码头上开，初凡子、秦环和另外一对通奸的男女一起站在高出地面一米的台子上（六条船倒扣在地上，上面铺了木板），你祖父和那一对男女都快把脑袋低到裤裆里了，秦环挺着腰杆硬邦邦地站着。她的手被绑在后面，不能指着观众，她用下巴点，下巴对着人群里一个个批她骂她的人点：
“你，你，你，你，你，还有你！现在你们都站着说话不腰疼，说我卖屄。是，老娘我卖了！我卖给谁了？你，你，你，你，你，还有你！你们哪一个敢站出来说，你从来没进过我的屋，从来没爬过我的床，从来没上过老娘的身，从来没有跟狗、跟猪一样叫唤过？哪一个？有种你站出来！”
现场静下来。突然就像一场文明人的聚会，大家学会了含蓄、矜持和隐忍。男人们低下头。女人们也低着头，因为羞愧，也为了掩耳盗铃，不想在众人面前让丈夫雪上加霜；她们不吭声，但两眼喷着火，盘算着回家如何收拾这帮虚伪无耻的臭男人；同时她们中阴险的人也在心里骂，不要脸的婊子，裤裆里的事也好意思拿出来说，斗，斗死这个烂屄！
你父亲后来说，批斗完回家，你祖父感慨，愧不如秦环，那真是巾帼英雄。你祖父由此对初家的人交代：如果花街上只有一家人可交往，那就是秦家。这也是你和姐姐平秋与天赐、福小打小一起玩的原因之一，长辈们鼓励你们去秦奶奶家。在四条街，秦家不是人缘最好的那类人家。人都很好，但大家就是觉得有点隔。老太太秦环年过四十就只穿黑衣服，经常一个人进神秘可怖的斜教堂，在那个时候，“破四旧”的遗风尚在，秦环本人性格又刚烈，能不惹都不愿去惹；景侉子来花街，因为倒插门心里免不了自卑，话少，见着人能躲就躲，慢慢地，这一家都冷冷的有点人不沾鬼不靠了。大人们敬而远之，倒是小孩子们相互交好，那另当别论了。
1976年，“四人帮”被抓起来，家家户户的小广播和街上的大喇叭同时在讲，天下太平了，都消停吧。远离北京的花街担心领会错了中央的精神，拖拖拉拉又把“运动”坚持了两个月。到年底，批斗和游街已是强弩之末，早就从政治斗争转变成一种全民游戏。你祖父的高帽子还戴着，但上面没人愿意再写字了；秦环左边的头发已经长起来，没人督促她再剃掉，脖子上的鞋子也没那么破，有时候没挂也没人记得起来。大家嘻嘻哈哈地说：“集合啦！游街啦！批斗啦！”游街和批斗时耐不住寂寞的人，主动跳起来，唱起来，文艺宣传队的骨干们在队伍里演起了地方戏，经常把被游街的人甩在了队伍的最后头，把他们给忘了；热热闹闹的像过年。再后来，“年”也懒得过了，没人招呼他们。1977年2月17号，除夕，傍晚，你祖父从南大街买了炮仗走进花街，看见秦环站在斜教堂门口往里看。
“他秦姨，不回家包饺子？”
“他初伯，你说这以后真就不斗了？”秦环答非所问，“咱们都有阵子没上台了吧？”
“听政府的话音，是这么回事。可谁知道呢。”
“政府要是反悔，说继续‘革命’呢？”
“要真继续，这年你不过他也继续。过了年再说。你没见着，街坊邻居也斗不动了？”
“你看这冷风灌的，”秦环说。她把洞开的教堂门关上，手里突然多了把铜锁，“他初伯，我想信这个教，你看行不？”
你祖父一下子愣了，慌慌张张说：“他秦姨，这个你别问我。我不知道。”
“那你能不能帮我找个手艺好的木匠，我想做个十字架。”秦环说，“他初伯，放心，不连累你。”
你祖父为自己的胆怯难为情。“不是那个意思，”你祖父说，“我的意思是，你不是已经信了吗？”
“我那是进来坐坐。沙教士一个人蛮孤寂的，过来看看他。”
她说的沙教士是斜教堂里最后一个洋教士，奥地利人，上个世纪30年代初来中国，辗转传教，40年代中期来到花街。刚传了几天教，还没发展出够一张桌吃饭的教友数，新中国成立了。教友们转身开始积极要求入党，坚决不进教堂了。中央政府下了文件，所有的洋教士全部停止传教活动，一律各回其国。沙教士倒是想回奥地利，叶落归根当然是美事，但年纪大了，要回去非把老身板弄散架不可。他早也适应了中国生活，汉语虽然还带着口音，但肯定比德语说得利索；筷子用得也比刀叉顺溜，喜欢上了喝豆浆吃油条包饺子，胃也被改造过来了。他给淮海市领导写了份申请，风烛残年，实在动不了了，教不再传，只求终老花街。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