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26年09月11日
《耶路撒冷》（连载73）
外祖父一辈子跑船，舅舅也在船上度过了一生中最初的三十二年，他们只擅长与水打交道，对上海、对单位的人事部门、对革命委员会等响亮的事物满怀敬畏，他们不知道也不懂得与他们交涉、理论。当然理论毫无意义，革命压倒一切。他们沉默着抱紧骨灰盒，一人抱一只。遗物所剩无几，家里早被革命群众洗劫一空，偷的偷抢的抢，没收的没收，实在没用的东西点把火烧了，资本主义安插在人民内部的特务，每一个指纹都必须消灭干净。
回到船上，舅舅对外祖母说：“ 家里像个战场。”暴乱，清冷，任何象征生命和温度的东西都消失殆尽。两间房子的废墟。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顾念章记得父亲长年写日记，但带回来的遗物里，连张纸头都没有。干干净净的人生，仿佛从没有来过这世上。跟顾念章有关的只剩一个被揪光了头发的洋娃娃，父亲在哈同洋行做地产生意时，一个姓卢的同事从法国带给他的。
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的第一个寒假，顾念章去了上海。按照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上海地图找到捆绑父母的操场。操场还是操场，看不见陈年的血迹，雪都没有。上海的雪下得越来越少了。他还找到了他们家的大致位置，平房被置换成六层的民居。后来，顾念章又去上海，六层的民居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摩天大楼。顾教授仰头往楼尖子上看，觉得眼晕。这一次，他打听到了送他洋娃娃的卢叔叔的下落，登门拜访。卢叔叔下肢高位截瘫，“文革”时被打的。
“别为你爸妈难过，”卢叔叔拍着轮椅说，“提前走了倒清净。那才是刚刚开始。你知道接下来的十年，我受了多少罪？要是知道这辈子必须瘫，我宁愿开始时就瘫。所有折磨人的法子我全被试过了，快熬到头了，屁股挨了几根闷棍，我瘫了。有一天我做梦，在老哈同洋行遇到你爸爸。他还和年轻时一样年轻，而我老了，坐在轮椅上。他说，老卢，我愿意像你这样老。我说，兄弟，我倒希望和你一样年轻。你知不知道，一年在这上面坐365天，比死还难受？你爸爸就不说话了，推着我在楼道里来回走。”卢叔叔对顾念章摆摆手，笑笑，“别劝我。一把年纪了什么道理我不懂？活着，是，能活下来已经烧高香了。我这不是好好地活着了吗？我活着，我不能忘记。 ”
现在你导师还保存着这唯一的纪念品。会议结束，你导师设了家宴邀请塞缪尔教授，饭后向塞缪尔教授出示了光头的洋娃娃。那是个穿着咖啡色背带裤的男孩，几十年了眼睫毛还很长。此外还有五张有他父亲的照片：一张结婚照，两张三口人的全家福（一张是你导师周岁生日那天拍的；一张是他们把你导师送回外祖母家前拍的，那年你导师十岁），一张他在哈同洋行与同事的合影（左边第二个穿背带裤的小伙子就是卢叔叔），一张是1958年他在一次工商系统骨干培训会议上讲话的照片（戴黑框眼镜，穿中山装，面前是一个硕大的麦克风）。
“这就是我的父亲，”你导师把五张照片平摊在玻璃茶几上，“仅有的父亲。”他把塞缪尔教授带来的照片和五张照片里的父亲比较了一下，的确是一个人。“对我来说，父母永远是黑白的。”你导师说。他把照片做成只有他自己明白的排列组合，突然说，“塞缪尔教授—— ”
塞缪尔教授插话说：“请叫我雅各布。 ”
“ 好，雅各布，你看，”你导师说，“我刚发现，我父亲和犹太人有缘。他在哈同洋行做过事。据我所知，哈同本人就是犹太人，1873年到上海后，从看门人做起，后来创办哈同洋行，成了地产大亨。我父亲后来送令堂去医院。现在，因为这件事，你带回了令尊拍的照片。历史又接续上了。 ”
“遗憾的是，你父亲和我父亲没法再见上一面。 ”
“见过了：你在，我在，照片也在。 ”
上海。耶路撒冷。北京。你见证了两位父亲六十八年后的再次相遇。
“耶路撒冷。 ”
你明确地听到这个声音是什么时候？不过你应该先向塞缪尔教授解释一下那座歪斜的教堂和穿着解放鞋的耶稣，小时候你把他称作“长头发的外国瘦男人”。你和塞缪尔教授下了火车，到了上海。“长头发的外国瘦男人”，塞缪尔教授笑了。上海的早晨和艾格尼丝·塞缪尔夫人回忆中的一样，刚下过雨，车站广场上汪着一摊摊浅浅的雨水。塞缪尔教授深吸了一口上海的空气，闭上的眼睛半天才睁开，他说：“爸爸，妈妈，这就是上海。 ”
除了几分钟后就坍塌的房子，你从没见过比花街上的斜教堂更歪的建筑，比萨斜塔也歪不过它。比萨斜塔一度倾斜到5.55度，斜教堂的倾斜度是5.68度，如果双方的统计数字都准确科学的话。“ 你们为什么不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塞缪尔教授说，“这是我听过的建筑里最大的倾斜度。”哦，吉尼斯世界纪录。谁去申请？花街上的人忙的忙、闲的闲，忙的和闲的都没心思关心世界。那条运河边上的小街离世界很远。再说，现在重要的不是申请什么世界纪录，而是有人分出一点时间和精力稍加保护——据你所知，自秦奶奶在一个大雨之夜抱着十字架死在石板路上，再没人关心过这座教堂。四条街的人都叫它“斜教堂”，因为它的确是倾斜的，从教堂的基础开始往右歪。
教堂初建于何时，你查阅了《淮海市志》《淮海史志》《运河沿河地方志》《大运河史话》等九本涉及花街的资料，每本书里都言辞凿凿该教堂建于某年，但几本书里的时间相互又是矛盾的。比较集中的说法有三种。
（未完待续）
回到船上，舅舅对外祖母说：“ 家里像个战场。”暴乱，清冷，任何象征生命和温度的东西都消失殆尽。两间房子的废墟。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顾念章记得父亲长年写日记，但带回来的遗物里，连张纸头都没有。干干净净的人生，仿佛从没有来过这世上。跟顾念章有关的只剩一个被揪光了头发的洋娃娃，父亲在哈同洋行做地产生意时，一个姓卢的同事从法国带给他的。
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的第一个寒假，顾念章去了上海。按照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上海地图找到捆绑父母的操场。操场还是操场，看不见陈年的血迹，雪都没有。上海的雪下得越来越少了。他还找到了他们家的大致位置，平房被置换成六层的民居。后来，顾念章又去上海，六层的民居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摩天大楼。顾教授仰头往楼尖子上看，觉得眼晕。这一次，他打听到了送他洋娃娃的卢叔叔的下落，登门拜访。卢叔叔下肢高位截瘫，“文革”时被打的。
“别为你爸妈难过，”卢叔叔拍着轮椅说，“提前走了倒清净。那才是刚刚开始。你知道接下来的十年，我受了多少罪？要是知道这辈子必须瘫，我宁愿开始时就瘫。所有折磨人的法子我全被试过了，快熬到头了，屁股挨了几根闷棍，我瘫了。有一天我做梦，在老哈同洋行遇到你爸爸。他还和年轻时一样年轻，而我老了，坐在轮椅上。他说，老卢，我愿意像你这样老。我说，兄弟，我倒希望和你一样年轻。你知不知道，一年在这上面坐365天，比死还难受？你爸爸就不说话了，推着我在楼道里来回走。”卢叔叔对顾念章摆摆手，笑笑，“别劝我。一把年纪了什么道理我不懂？活着，是，能活下来已经烧高香了。我这不是好好地活着了吗？我活着，我不能忘记。 ”
现在你导师还保存着这唯一的纪念品。会议结束，你导师设了家宴邀请塞缪尔教授，饭后向塞缪尔教授出示了光头的洋娃娃。那是个穿着咖啡色背带裤的男孩，几十年了眼睫毛还很长。此外还有五张有他父亲的照片：一张结婚照，两张三口人的全家福（一张是你导师周岁生日那天拍的；一张是他们把你导师送回外祖母家前拍的，那年你导师十岁），一张他在哈同洋行与同事的合影（左边第二个穿背带裤的小伙子就是卢叔叔），一张是1958年他在一次工商系统骨干培训会议上讲话的照片（戴黑框眼镜，穿中山装，面前是一个硕大的麦克风）。
“这就是我的父亲，”你导师把五张照片平摊在玻璃茶几上，“仅有的父亲。”他把塞缪尔教授带来的照片和五张照片里的父亲比较了一下，的确是一个人。“对我来说，父母永远是黑白的。”你导师说。他把照片做成只有他自己明白的排列组合，突然说，“塞缪尔教授—— ”
塞缪尔教授插话说：“请叫我雅各布。 ”
“ 好，雅各布，你看，”你导师说，“我刚发现，我父亲和犹太人有缘。他在哈同洋行做过事。据我所知，哈同本人就是犹太人，1873年到上海后，从看门人做起，后来创办哈同洋行，成了地产大亨。我父亲后来送令堂去医院。现在，因为这件事，你带回了令尊拍的照片。历史又接续上了。 ”
“遗憾的是，你父亲和我父亲没法再见上一面。 ”
“见过了：你在，我在，照片也在。 ”
上海。耶路撒冷。北京。你见证了两位父亲六十八年后的再次相遇。
“耶路撒冷。 ”
你明确地听到这个声音是什么时候？不过你应该先向塞缪尔教授解释一下那座歪斜的教堂和穿着解放鞋的耶稣，小时候你把他称作“长头发的外国瘦男人”。你和塞缪尔教授下了火车，到了上海。“长头发的外国瘦男人”，塞缪尔教授笑了。上海的早晨和艾格尼丝·塞缪尔夫人回忆中的一样，刚下过雨，车站广场上汪着一摊摊浅浅的雨水。塞缪尔教授深吸了一口上海的空气，闭上的眼睛半天才睁开，他说：“爸爸，妈妈，这就是上海。 ”
除了几分钟后就坍塌的房子，你从没见过比花街上的斜教堂更歪的建筑，比萨斜塔也歪不过它。比萨斜塔一度倾斜到5.55度，斜教堂的倾斜度是5.68度，如果双方的统计数字都准确科学的话。“ 你们为什么不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塞缪尔教授说，“这是我听过的建筑里最大的倾斜度。”哦，吉尼斯世界纪录。谁去申请？花街上的人忙的忙、闲的闲，忙的和闲的都没心思关心世界。那条运河边上的小街离世界很远。再说，现在重要的不是申请什么世界纪录，而是有人分出一点时间和精力稍加保护——据你所知，自秦奶奶在一个大雨之夜抱着十字架死在石板路上，再没人关心过这座教堂。四条街的人都叫它“斜教堂”，因为它的确是倾斜的，从教堂的基础开始往右歪。
教堂初建于何时，你查阅了《淮海市志》《淮海史志》《运河沿河地方志》《大运河史话》等九本涉及花街的资料，每本书里都言辞凿凿该教堂建于某年，但几本书里的时间相互又是矛盾的。比较集中的说法有三种。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