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一定听说过何凤山先生的大名，”塞缪尔教授在火车上说，“在我父母那一辈奥地利犹太人看来，何先生就是中国的‘辛德勒’。1939年8月，我父母从意大利乘船，漂洋过海抵达上海。同船的部分人中转取道新加坡、马来西亚或者印度，我父母留在上海。何先生与上海，让他们活了下来。 ”
　　多年后，在老塞缪尔顽固的回忆里，上岸的那天上海艳阳高照，的确是个得救的日子。所以踏上陆地，他把行李扔到一边，在女朋友面前跪了下来，亲吻了上海的砖头路面；他对她说：“甜心，我们得救了！”仿佛上海也是应许之地。塞缪尔夫人只好一遍遍纠正他，码头上是阴天，上海还深陷梅雨季中不能自拔；爱德华的确跪下了，也说了“得救”，只是他亲了一嘴的泥水，因为他正好跪在一摊水汪里。她记得清楚，是因为男朋友被同船的一个非犹太同伴取笑了，“至于吗？”那个来上海做生意、坐头等舱的维也纳银行家撇撇嘴，“太夸张了。 ”
　　事实上太至于了，一点都不夸张。到第二年，他们俩开始经常去霍山公园旁边的一堵墙上查看犹太死难者名单，一不小心就看见自己的亲人和朋友赫然在列。那些不完全名单由人从欧洲不定期带回来。没看见名字的亲友，他们不断写信去打听，石沉大海；果然，所有人都没能得救，世界末日一般死得如此彻底。
　　生逢乱世，上海也不太平。在开头的一个多月里，爱德华和艾格尼丝主要依靠随身携带的一点可怜的积蓄和大卫·海尔曼先生赠送的临行路费过活。搬到提篮桥的一间小屋里后，艾格尼丝收拾家务，爱德华上街去找工作。幸好他有艺术天赋，绘画、广告、设计都能干，活儿少的时候就坐在街头给人画肖像，所得勉强够两人改善一下食宿，以及支付爱德华拍照用的胶卷和冲洗照片的花销。他喜欢摄影，有机会就抱着莱卡相机出门。他当然不会想到，这些照片最终成了联系他们与上海这座城市的重要纽带。他也不会想到，多年以后，他的儿子雅各布·塞缪尔代替他们重返上海时，在众多无主的照片中，有一位中国教授发现了自己的父亲。而这个中国恩人，后来遭遇了与他们何其相似的灾难。
　　塞缪尔教授很想多知道一点关于你导师的父亲的事情，但你的导师只能抱歉：并非不愿重提痛苦的往事，而是他所知甚少。关于父母的记忆主要来自外祖父和外祖母，你们都已经知道他的父母去世时他只有十二岁。十二岁的少年没法指望他记得更多，还经历了漫长的岁月，时光消磨了记忆。而在1966年之前的两年，风声已经紧了，他被父母从上海送到了苏北的运河边。如果以运河为乡愁，你和顾教授堪称老乡，你从花街坐船一直往上走，再拐一个弯，就可以到达导师成长的河边。那时候，顾教授的外祖父母长年生活在船上，外祖父带领了一支公社的船队。
　　1966年严冬，十二岁的顾念章吃完了父母托人带来的上海糖果，公社邮递员骑着自行车送来了电报。顾念章记得穿着制服的邮递员英姿飒爽，但他这一次没有带来好消息。外祖父披着棉袄站在船头读电报，腰杆越来越硬。外祖母从舱里钻出来问：“说的什么？ ”
　　顾念章缩着脑袋也问：“外公，我爸妈说什么了？ ”
　　“ 什么也没说，”外祖父说，在船头蹲下来，电报掉进了运河里，“他们说上海很好。”柴油发动机还在轰轰隆隆响，整条船像在咳嗽。过一会儿外祖父又说，“当初还不如让他们跟着我跑船了。 ”
　　即使柴油机在响，即使北风在水面和岸边的枯草尖上呼啸，顾念章和外祖母也听出来背着他们蹲着的外祖父鼻塞了，他的声音在抖。
　　“他外公，”外祖母说，“有事？”那张纸围着船头打转，她俯下身想把它捞起来，一个漩儿漂到顾念章旁边。
　　顾念章蹲下来伸手去够，用力过猛，胳膊送出去的时候人也跟着出去了，扑通一声栽进水里。他对活着的父母温暖的记忆到此结束。冬天的运河水仿佛上海风雪的后半夜。他被捞上来，突然放声大哭，不是因为寒冷扎在身上疼，也不是因为惊吓和恐惧，而是因为两个老人此刻泪流满面。他被裹在被子里，被子被外祖母抱在怀里，他在外祖母的怀里冻得牙齿打架。
　　外祖父和舅舅第二天坐长途汽车去上海料理后事。所谓的后事，就是把遗物收拾一下。尸体已经火化，顾念章的父母分别变成一只黑色的盒子和一只白色的盒子，颜色区别开来为的是不贴姓名也能判断出来男女：男人黑，女人白，历来如此。没有结论；如果非要结论，那两只小盒子就是结论。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