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鲁 《转战陕北》 国画 238cm×218cm 1959年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刘平 《比亚迪》 国画 180cm×150cm 2022年

董希文 《抗美援朝》 油画 1951年

李宗津 《强夺泸定桥》 油画 1951年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罗工柳 《地道战》 油画 1952年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古元 《刘志丹和赤卫队员》 版画 1957年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摘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是主题性美术创作最为重要的方法之一。本文通过爬梳这一方法的内涵与由来，结合新中国成立以来现实主义主题性美术创作实践，试图探寻新时代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向，即描绘时代气象、传达人民心声、展现国家形象。
　　关键词：现实主义；主题性美术创作；两结合；创作方法

　　新中国成立以来，“以人民为创作导向”的主题性美术创作传统，实则来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苏联。随着当时中苏艺术的频繁交流，苏联“现实主义”主题性美术创作传统被引入国内，从国家政策层、文化交流层、创作实践层自上而下影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主题性美术创作。进入新时代以来，随着主题性美术创作出现新高潮，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也面临新的语境，呈现出新的创作方向。
　　一、“现实主义”作为美术创作方法的内涵
　　1942年，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中提出：“艺术方法艺术作风这一点上……我们是主张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所谓“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是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提出的文艺创作原则和基本方法。体现在主题性美术创作中，即根据“真实性”“历史具体性”的原则，表现“英雄人物”“正面形象”，着重“发掘和表现普通人高尚的精神品质和典型的、正面的特质”，用“典型”的正面形象教育人民。（曹葆华等译：《苏联文学艺术问题》，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12页）
　　在《讲话》发表前，中国已有徐悲鸿《愚公移山》《奚我后》以及蒋兆和《流民图》等少数现实主义力作，但并非占主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新兴的社会主义政权需要将艰苦的革命历程、英雄的革命精神、火热的现实生活以一种“真实”“典型”的方式表现出来。新中国成立前后，艺术家们经过“延安整风运动”的思想洗礼，对如火如荼开展的社会主义建设满怀激情，对领袖、对人民充满热爱，通过写生和深入生活，他们将以图绘祖国山河、讴歌英雄人物、宣扬革命精神作为其创作的精神内核。这时，苏联以写实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为中国艺术家提供了范式与参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为指导，表现典型形象和重要事件的主题性美术创作，首次出现在1951年中央革命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前身）组织的集体创作中。在这次创作中，产生了罗工柳《地道战》《毛泽东在延安作整风报告》，古元《刘志丹在陕北》，周令钊《五四运动》，王式廓《农民参军》，吴作人《过雪山》，董希文《抗美援朝》，李宗津《强夺泸定桥》，李天祥《林祥谦英勇就义》，艾中信《打土豪》，辛莽《毛泽东在延安著作》等一批优秀作品。
　　后来，这种创作方法也产生了模式固化、内容单一的弊端。1960年的全国第三次文代会上，周扬提出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两结合”创作方法。这一方法强调艺术创作既要尊重现实又要高于现实；既要有源自生活的写实性情节，又要有基于现实基础的想象，达到真实动人的艺术效果。在“两结合”创作方法的指导下，中国的艺术家们创作出了许多传递共产主义美学理想和革命激情的佳作，如石鲁《转战陕北》，王式廓《血衣》，罗工柳《毛泽东在井冈山》《地道战》，蔡亮《延安火炬》，詹建俊《狼牙山五壮士》（油画），董希文《开国大典》等。
　　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到“两结合”的创作方法，可以看到主题性美术创作坚持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原则，通过典型形象的塑造和对广阔社会生活的描写，达到宣传革命理想、普及共产主义美学理想、巩固社会主义政权的目的。
　  二、20世纪“现实主义”主题性美术创作之实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主题性美术创作离不开当时苏联的“现实主义”主题性美术创作传统。如果说《讲话》及其后的中国文艺思想从政策层面为新中国主题性美术创作确立了指导思想和创作方法的话，那么，20世纪50年代对苏联文艺思想、展览、教学体系、师资的“引进来”，与派留学生赴苏学习的“派出去”，即从文化交流层面，为中苏艺术交流搭建起了桥梁，使我国的主题性美术创作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实践模式。
　　首先，聚焦重大题材与典型形象。苏联的主题性创作题材包括领袖及正面人物、“典型形象”，其核心是描写正面人物，“发掘和表现普通人高尚的精神品质和典型的、正面的特质”，培养人民“与资本主义所产生的毒疮和恶习完全绝缘的性格和习惯”（曹葆华等译：《苏联文学艺术问题》，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138—139页）。此外还有战争题材，反映苏共的革命史及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伟大成就，歌颂为共产主义流血牺牲的英雄们，振奋民族精神，宣扬社会主义的伟大革命实践，以及经济建设题材，反映苏联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取得的突出成就。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主题性美术创作，在主题上除领袖、革命之外，还有“时政、农村、工业、生活、新风五大类”（陈履生：《红旗飘飘》，人民美术出版社2013年版，第33页），包括抗美援朝、中苏友好、劳动互助和生产合作、工人生产、婚姻自主、知识分子下乡等主题。1949年，第一届全国美展金奖作品《参军》（王式廓）表现了抗美援朝战争中母送儿、妻送郎、乡亲敲锣打鼓送参军的热闹场面。此外，还有《北平解放》（艾中信）、《春耕》（关山月）、《庆祝五一劳动节》（黄均）、《群英会》（石鲁）、《古长城外》（石鲁）等作品。
　　其次，以写实为主要表现语言，强调画面的形式感和立体感。在反映重大历史事件和领袖人物的绘画中，中苏皆侧重表现画面的情节性，构图上倾向选择具有决定性的瞬间场景，突出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的情感。此外，为了突出表现正面人物，同时增强画面的视觉冲击力，苏联艺术家将纪念碑式手法从雕塑及纪念性壁画引入架上绘画中。这种创作手法的特点是造型单纯简洁、形式感强。
　　最后，注重对人性的挖掘与细节的刻画。如王式廓的《血衣》，生动塑造了一个持血衣控诉的悲痛欲绝的妇女形象，以及一位双目失明的老母亲因愤怒而颤抖的表情，借此“揭露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和“表现农民的痛苦、仇恨和斗争，以及在党领导下斗争的必然趋势”（王式廓：《〈血衣〉创作过程中接触到的几个问题》，载《美术研究》1960年第1期）。
　　三、新时代“现实主义”主题性美术创作之思
　　自2004年“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启动以来，国家层面已先后启动了“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主题创作”“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型美术创作工程”“‘一带一路’国际美术工程”等多个主题性美术创作工程，多省、市、自治区也组织实施了紧扣当地历史文脉的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工程。新时代主题性美术创作迎来一个新的高峰，同时，表现手法也趋于多样，“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也面临新的语境。
　　有学者提到，“今天，提倡现实主义的主题性创作，绝不是固守一种艺术的手法，而是要倡扬一种精神品格，一种关注中国、关注现实、关注人的态度”（黄宗贤 《延绵中的振兴与突破——现实主义主题性创作的新作为》，载《美术观察》2020年第2期）。可以看到，无论是国家组织的重大题材美术创作，还是倡导主旋律的全国美展，艺术家关注的题材已经逐步从重大题材、重要事件、典型形象，过渡到反映时代民生、经济建设、民族复兴、日常生活等，所以，时至今日，我们需要怎样的“现实主义”？
　　笔者认为，一是心系民族复兴伟业，描绘时代气象。从最近展出的第八届全国画院美术作品展中可以看出，作为主题性创作主力军的画院画家们，自觉从时代之变、中国之进、人民之呼中提炼主题，展示新时代的精神气象。而地市级组织实施主题性创作也与所在城市相结合，展现城市历史文明脉络，传递时代声音。如西安“黄河长安·关中新篇”重大题材美术工程，大多采取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在保留艺术家自身个性语言的同时，积极深化主题。如工程中既有《大唐不夜城》以工笔白描的反差感表现大唐不夜城的繁华，也有《比亚迪》《陕鼓雄风》等以工笔重彩表现国民支柱产业创新发展的作品，此外还有以漆画形式描绘西安科技发展巨变的《秦创原》，以及以传统山水画表现黄河禹门口风光的《晋陕大峡谷》，从题材到内容再到表现技法，可以说是百花齐放、形式多样。
　　二是坚守人民立场，传达人民心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人民就是生活，源泉来自人民。越来越多的现实主义主题性创作聚焦人民生活，展现新时代人民的精神风貌与小康生活。以第八届全国画院美术作品展为例，在中国画入选作品481件中，以人民及日常生活为主题的有65件。这说明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开始主动思考时代与人的关系、人的生活与生存的当下状态，并从中国的传统文化审美中探求适合的笔墨语言，注重现实主义题材的主观表达。
　　三是讲好中国故事，展现国家形象。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今天，美术作品有助于体现文化自信、展现国家形象、促进民族文化认同、建构集体历史记忆。《G20杭州峰会：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中央美术学院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研究中心）、《自贸赞歌》（王昊）、《必胜》（王犇）等作品，通过对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的塑造、全球化背景下人民精神风貌的表现、抗击疫情“逆行者”的描绘等，鲜明而生动地多角度展现了中国形象。
　　总之，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在中国一路走来，经过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两结合”直至当下，已呈现出越来越丰富的内涵和语境，如何适应当下创作环境，发挥更大的作用，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
　　（作者系西安中国画院理论研究室主任，文艺学博士。原文发表于《美术观察》2023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