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册小书与我的其他著作稍有区别，应该说是有同有异。
　　先言其同。我和同龄的这一代学人经历基本类似，出生于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完整地经历过“文革”，又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以恢复高考后“新三届”学生的身份进入大学。当时读完本科即可分配一份不错的工作，但我没有出校门，接着读完硕士研究生留校任教，然后又读博士研究生，进博士后流动站。这一路走下来，在当时并没有统一的指挥棒，主要还是出于自己的兴趣。我大学毕业时，绝大多数同学对考研没有兴趣，那时社会也不鼓励，职业竞争也远没有现在激烈。当时学校、院系对科研也没有特别的要求，我的老师辈以及前后留校的同学，大多把精力放在教书育人上；喜欢科研，纯粹是个人的特殊嗜好。
　　我自己所学的专业、后来的研究领域与教学领域基本上是重合的，将学术研究的一些心得体会转化为教学资源也是题中应有之义。这些与其他学者大致类似。
　　再言其异。承蒙中州古籍出版社垂青，向我约稿，得以编成这册小书。忝列鹿鸣丛书，着实让我有些惶恐。因为鹿鸣丛书已经推出的多册中，既有学术前辈的力作，也有我们这一代学人中最优秀的几位师友的作品，将我的小书揽入其间，难免显得有点不伦不类。如果是一般的丛书和文集，我可能会婉言谢绝，但因为曾参与本书系中刘学锴先生那一册的相关活动，对此书印象极深——我不光把刘先生的书推荐给学生，而且还在给研究生的课程中，及时补入刘先生书中通过细读李商隐作品文本来考证李商隐行踪、为作品编年的案例。我的小书与诸位的大著摆放在一起虽然有些不相称，但能让我第一时间以镜映思维来见贤思齐，找差距、补不足，对我而言还是很有意义的。
　　收入本书的这几辑文章，也与其他师友著作的编排方式有同有异。其中前三辑的题目是我自己拟定的，后两辑是鹿鸣丛书的规定内容。鉴于鹿鸣丛书的特定阅读对象，我把不同时期与年轻朋友们交流时留下的文字列入第一辑“路径求索”。第二辑“原典细读”则是我自己阅读传世经典及新材料的一些心得体会，不算什么宏阔博大的判断，仅仅是通过文本细读，发现一些相关研究专题中极细微的问题，需要朋友们耐着性子细读。第三辑“新著速览”则是阅读今人著述的一些体会，数量虽然不多，但也可以看出，我对当代学术史上几代学人的著述都很关注。
　　回顾自己这四五十年来的问学经历，从不变的角度看，大学毕业没有出校门就接着在本校直读硕士研究生，然后留校任教，后来虽然有读博士、做博士后的经历，但都是以在职的身份完成的。虽然也曾有过应邀到海外访学和教书的履历，但也是在岗教师的身份。简单地说，我这大半辈子，不过是以读书和教书的一个学校为圆心，画出大小不同的同心圆。毕生在一个单位做一件事，阅历简单，人事关系也简单。单位对我很包容，我对单位也无戒心。与那些曾经惊涛骇浪、阅历丰富的师友们相比，我这几十年没有经历过波诡云谲的事件，也未曾卷入跌宕起伏的情节，若要编成故事，恐怕没有可读性，也吸引不来多少流量。
　　但要从变的角度来看，我的精神世界、成长过程与学术旨趣都在不断地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是迎应时代、社会的变化。这几十年间，从大科学到每个细分的专业领域都发生了突飞猛进的变革，我们如果仍停留在原地，那就是刻舟求剑、故步自封。按照地动理论，“坐地日行八万里”，不变也意味着变了。故我特意将近两年的一篇小文置于第一辑的卷首，站在现在的立场，回顾学术经历，谈自己认知上的跃迁、学术赛道上的变轨，特别是最近这一次的“衰年变法”。至于具体怎么变的，小文中已经作了一些交代，这里先按下不表。另一方面，变化也属于个人主动求变。本文就试图从这个角度，再作一点强调，算是对自己述学经历的一个简单陈述。
　　第一，以第一性原理为圭臬，回归原典。“第一性原理”这一概念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近年来，它在科学史、创新理论、教育管理、企业管理等领域被广泛使用，而我是比较早地将此理论引入到古代文学教学研究中的。我认为，古代文学研究中应推崇原典优先，同样是重视材料，从史源学的角度区别最早的文献和晚出的评论是非常必要的。我的硕士学位论文包含几十万字的《孟浩然集校注》，虽然没有出版，但帮助我打下了一个较扎实的文献基础。毕业留校后，适逢导师安旗先生与她的研究团队正在进行《李太白集编年笺注》的工作，我也帮着老师做了一些工作，故对原典的注重也是自然而然的。后来兜兜转转转至新出文献的研究，乍看是偶然的，细绎是必然的。陈尚君先生谈《唐五代诗全编》整理的一个重要原则，强调“让唐诗回到唐朝”，也暗合这一原理。
　　第二，善用地利，深耕在地优质文化资源。我在本科阶段曾想过研究外国文学或比较文学，但很快就自我否定了。开始做古代文学研究时，想法也很多，最后集中到新出石刻文献研究，主要还是因为我所生活工作的陕西地区拥有优质文化资源，或者说因为陕西是文史新材料、新出土文献的富矿。正如自然资源的分布不均衡，历史文化资源的分布也不是很均衡，多寡不一、良莠不一。如果用地形来比喻地下优质文化资源群的分布，那么相互毗邻的豫、陕两地，实际上是中国优质文化资源的两座山峰。现代考古学上由中国学人组织策划的第一次科学考古发掘，选择的就是河南安阳小屯村的殷墟。在这些资源富集地区，学人们稍加关注，获得的就是第一手资料，及时发布出来，就是学术的第一次现场播报。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朋友，苦于找不到与众不同的课题，四处搜求，久无所得。这正如宋代女尼《悟道诗》所言：“尽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遍陇头云。归来笑拈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也就是禅宗讲的寻找自家宝藏、本地风光。我们长期既找不到内心的自家宝藏、也看不见周边的优质资源，所以只得做乞儿状，沿街乞讨。
　　第三，以多把锤子，处理多个钉子。投资大师查理·芒格有一句名言:“手里拿着锤子，眼中满世界都是钉子。”也有人说，这句话源自西方谚语 “ To a m an with ahammer, everythinglookslike a nail”（对一个拿着锤子的人来说，所有东西看起来都像钉子）。换言之，如果仅掌握一种理论或方法，那对所有的问题就只能用一种理论来形塑，用一种方法来处理。面对错综复杂的世界和日新月异的学术，这种认知显然太陈旧了。我自己在科研上努力挣脱单一理论和方法的限制，在教学中也鼓励学生培养多元思维的能力，学术工具箱里多储存几种工具，根据所处理的材料和问题的不同，可以灵活地换用不同的方法。
　　第四，顺着天性，发展自我。我生性慵懒，也不太合群。由于不断地读书求学，加上后来在学校教书，多少克服了个性上的一些毛病，社会化的结果就是变得比较合群了，也听话了，谨小慎微、与人无争，但骨子里还是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尤其是在学校里，人际关系简单，能将天性里的一些兴趣爱好保留下来，并不断地激发出来。我侥幸比较早地完成了学历教育，涂抹上了规定学术所要求的那些“化妆品”。因为没有更大的抱负，达到规定学术的底线就沾沾自喜，不再求上进，学校也能包容我的任性懒散。于是比较早地由规定学术转轨到自由学术，能按自己的兴趣做一点事。由于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的要求及各人的禀赋不同，我说的这一点，对阅读本书的朋友不一定有示范意义，我也不希望各位削足适履，机械模仿，还是应该从自己的实际出发，走出自己独特的学术道路。
　　第五，开通不同视窗，观察历史的不同侧面。我早年为配合教学开设唐诗美学，后因辑录唐代园林别业资料而关注园林古建；博士和博士后阶段由聚焦关中文学士族扩展到三大地域文学群体；近来又热衷于新出材料的研究。这番历程，有点像狗熊掰玉米，抓到新的扔了旧的。这几个视窗并列为唐诗阐释学、园林文学、家族文学、文学地理学与新材料学，实际上是我几十年来认知的不断升级和迭代的体现，貌似是多领域、多学科，但主要集中在有唐一代。故不同的频道和视窗，不过是我从不同的侧面对唐代历史文化和文学进行移形换步、纵横考察的方式。
　　第六，致敬原创学术，推崇“从零到一”的发现发明。传统的学术与传统的教学类似，以“照着说”为主、“接着说”为辅。学术论文的发表和学术著作的出版实际上是一种现代科学制度，成果中要严格区别知识的存量和增量，明确其究竟属于原始创新、集成创新还是学术综述。彼得·蒂尔《从0到1》一书中用垂直进步和水平进步加以区别。这种区分既有学理意义，又有现实意义。在人工智能迅猛发展的今天，“照着说”、复述、综述等工作基本上可以交由AI完成，而学术原创、伟大创意更加稀缺，所以也就更难能可贵了。
　　以上所谈的六个方面，并不是说我都做到了，更不意味着我做得比别人好，只能说代表着我对理想学术的一种期待，所谓“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但也希望更年轻的朋友朝着这个方向不断实践，整体上超越我们这一代人。
　　阅读本书的朋友可能会觉得书名正标题《踏脚石与寻宝图》有点怪，我倒不全是为了标新立异。常读科技新知书籍的朋友会知道，我是用了《为什么伟大不能被计划》一书中的典故，该书对“目标导向”的研究理论提出质疑，认为单一的目标和详尽的计划会窄化探索范围，阻碍伟大的创新与创造。书中倡导“寻宝者”思维，提出了“踏脚石模型”等具体思维方法，我将这些概念借过来用作书名，希望能引起读者朋友的关注。该书还应该与史蒂文·约翰逊的《伟大创意的诞生：创新自然史》对读，这也是一部讨论科学创新的现象级新书，主要梳理了人类600年重要发明史，归纳出相邻可能、液态网络、慢直觉、意外的收获、有益的错误、功能变异、开放式“堆叠”平台等七大创新模式，揭示开放式平台与跨界连接对创意的催化作用。
　　在讨论古代文学研究方法的这篇自序中，给朋友们推荐以上两书，多少有点跑偏，不过，我自己曾在“文学研究的创新思维”课程中也引述过它们。意在温馨提示从事古代文学研究或阅读本书的朋友：我们是在人工智能“奇点临近”之际，而不是汉代董仲舒绛帐讲学时代研究古代文学，时代向后推进了两千多年，知识谱系如宇宙图景一样经历了多次迭代，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科技呈指数级进步。年轻的朋友们应该与时俱进，才能作出无愧于时代的新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