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创作生涯中，稿件被正式采用并以极快速度反馈的有两部作品。一部是短篇纪实《阿拉木图的中国人》，一部是中篇小说《山林雾茫茫》。
　　《阿拉木图的中国人》是长篇纪实《闯荡东欧》中的一个章节。写作中，我觉得这个章节可以当作一部独立的短篇发表，于是去北京时顺手带去。那是1993年3月，当时我有两本书先后在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加上该社主办的大型刊物《五月》曾向我约稿，于是将这部短篇交给他们。那天走进编辑部，主编雷抒雁正坐在他的办公室里编稿子。见面寒暄几句后，我将稿子给他，没想到他竟当场阅读，读完后又当场拍板：下一期就发。
　　后来我知道了，这部稿子第二天就随同其他稿件一道进了印刷厂。
　　雷抒雁已经去世多年，谨向他深深地鞠躬。
　　顺便说一句，我记不清《五月》的前身或者后世是不是曾叫过《开拓》，于是在人工智能上询问。答复是：中国工人出版社没有《五月》这个大型文学杂志。我又问：雷抒雁在中国工人出版社的大型文学杂志担任过主编吗？回答是从来没有。但是我手头保存着一本1993年第3期的《五月》杂志，上面明明白白地写着：“主编：雷抒雁 副主编：叶梅珂、傅绪文”，也明明白白地写着：“出版者：中国工人出版社”。
　　可见历史是多么容易被忘记。
　　《山林雾茫茫》起笔于 1981年5月，次年春节期间定稿。应当说，是农村插队的生活给了我体验，给了我感觉，给了我生活的积累和思想上的认知，包括我插队的秦岭山村原始而优美的自然风光，都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也让我写这部中篇时总体感觉比较顺手。那时我家在宝鸡，小说写好后，就近拿给我的好友、宝鸡铁一中的语文教师余明忠看。头一天晚饭后将稿子交给他，第二天晚饭后他来找我，一进门就说：这篇小说写得不错。在他的鼓励下，我很快将小说邮寄给远在北京的《十月》编辑部。20世纪80 年代，从宝鸡到北京的邮件需要3天时间。同样，北京的回信也需要3天才能到我手中。让我想不到的是，小说发出的第八天，我就收到了《十月》编辑部侯琪大姐的来信，信中告诉我：由于她正在看《十月》当年第二期的校样，所以我这部中篇由苏予大姐（编辑部主任）拿去先看，看后觉得不错，又倒回来按照程序请她看，她看后和苏予同感，于是迅速给我回信并告诉我：一审二审均已通过，她们会尽力争取发在第三期。信中还写道：这部小说中有不少笔墨是描写大自然的，很美，令人产生出许多的联想，起到了“意在不言中”的作用。
　　后来，这部中篇果然在《十月》第三期上刊登出来。
　　回过头来看，这部6万多字的中篇，她们总共只用了两天时间就分别读完。
　　至今我怀着深深的敬意，感激苏予和侯琪两位大姐对一位基层业余作者的关注。她们的关注非常真诚，没有任何功利，但我却通过种种极微小的细节感受到了。后来商子雍兄长不止一次地对我讲：有一年他在北京开会碰到苏予，说话中，苏予大姐很关注我的现状，对我多有褒奖之词。
　　还记得《十月》另一位编辑张守仁老师，他是那么真挚地关心和扶持每一位作者。有一次，我们在一起说话，他对我的写作提出了很多宝贵的建设性意见。他说：“希望你更上一层楼，真要是写出来了更好的作品，到时候我请你吃饭。”我急忙说：“不是你请我，是我要请你。”谁知他竟很认真地回答：“是我请你，写出好作品不容易，让我为你庆贺。”
　　岁月如流水，几位编辑早已在各自的岗位上退休，我和他们也早已失去了联系，只是他们在我心中留下的印象，历久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