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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版:A04版
发布日期:2026年07月15日
我的六件半拉子工程
○ 高建群


  收录在这本书中的六个中篇小说,是我的六部长篇小说代表作最初的雏形。大家说它们可以独立成篇,于是就一个一个地发表了;大家说它们甚至可以集成一本书,于是我受了出版社的鼓励和激励,将它集成读者朋友们看到的这本书。
  2024年,我刚刚出版了一部长篇。先是在北京举行了一场新书发布会,继而马不停蹄直奔新疆。我先飞阿勒泰草原。那块在《遥远的白房子》中的争议地区,已经在中苏、中哈重新勘界中,回到中国版图。而连同这块争议地区一起的,阿拉克别克河河源地区的那块名曰演西盖的争议地区,也同时回到中国版图。我站在中哈边界36号界桩前,双膝跪倒,点燃三支香烟,以此祭奠这白房子边防站的第一任连长马镰刀,祭奠这块失而复得的土地,也祭奠这块土地上一百年来的所有守卫者。
  《中亚往事》正是《遥远的白房子》的修改版和扩容版,是在听取了读者意见后最后的定稿版。它发端于40年前。
  1984年秋,在一个笔会上,大家都去韩城司马迁祠参观了,我没有去。下着小雨,院子里有些施工人员丢弃的牛皮纸水泥袋。我捡了一只拿回房间,弹掉上面沾着的泥灰,然后将纸撕成方块。“我要进行一件伟大的功造了!”我握着笔对自己说。
  这个孽种,它先以中篇的形式问世,接着以中国地理图书《白房子》的形式成为单行本。《白房子》收录了三部分,即重返白房子、遥远的白房子、在白房子。接着,它被改为电影剧本;再接着,它被改为电视剧剧本。
  将这一堆庞杂的东西,最后变成一部名曰《中亚往事》的鸿篇巨制,是在我70岁生日之后的事。出版社配了两个编辑,再加上我的助理,我们四个人在秦岭山中的一个小院子里,对着大屏幕,完成这项工程。
  40年是一个漫长的时间概念,说起来让人唏嘘不已。好在它已经完成了,这个半拉子工程在我有生之年得以收尾。
  《伊犁马》是《遥远的白房子》的姊妹篇。写完后者不久,我就开始写前者了。因此可能写作于1985年。《遥远的白房子》首发在《中国作家》上,责编是杨志广、陈卡。《伊犁马》发表在《开拓》终刊号上,责编是叶梅珂女士。
  《开拓》杂志是工人出版社主办的大型文学期刊,在当时有很大影响力。叶梅珂老师穿一件风衣,风度翩翩,她来西安约稿,拿走了我放在抽屉里的《伊犁马》。《开拓》在终刊号上,发表了我的《伊犁马》,并且在终刊号的扉页,写了满满一大张纸的《终刊告别》,那语气十分地悲壮。
  一位退伍了的骑兵,在城市的一个早晨,大雪纷纷之中,遇见一辆郊区生产队的拉大粪的马车。那拉车的马看见老兵,哀叫起来。原来这是老兵在白房子服役期间,他胯下的马。这老兵在这一刻也认出了他的马,他扑上去,抱着马头,失声痛哭。“你怎么也像我一样,沦落到这地步的!”这昨日的骑兵说。
  《家族故事》其实是长篇小说《最后一个匈奴》那最初的尝试。曾经有十多年的时间,我一边上班,一边断断续续地写它。每一次心潮涌动我都会写一阵子,写完就丢在一边。我的好朋友、陕西作家王蓬从鲁院学习回来,他说他受鲁院同班同学聂震宁先生之约,大型文学期刊《漓江》要出个长篇小说专号,约我给件稿子。
  这样我就从抽屉里翻出它(可以称《最后一个匈奴》最初的雏形了),交给王蓬兄。
  我开始给这一大堆破纸安的标题是《经典世纪经典家族经典人物》。后来编辑在电话中说,这个名字有些奢侈,建议改得平实一点。这样就叫成了《家族故事》。
  《最后一个匈奴》是引发中国文坛陕军东征现象的一部作品,是吞没了我的全部激情和才华,掏空我的大部分材料储备的一件作品。每一次不得不提到它时,我就心情沉重。
  《惊厥》发表在大型文学期刊《昆仑》的终刊号上。这是解放军出版社主办的一家当时影响颇大的刊物。《惊厥》是该刊的约稿。小说发表后,责任编辑为我寄来了刊物,并附上了他的签稿单以资纪念。
  签稿单上说:“我们是不是很可笑!我们整天嚷嚷着要发好稿子,要寻找那些惊世骇俗的作品,但是,当约到这些作品的时候,我们却一压再压,不敢用。这是终刊号了,将这个高先生的《惊厥》发了吧,求求你们! ”
  记得我握着这张签稿单的时候,像握着一团火,两手不停颤抖。我已经忘了这位年轻的责任编辑的名字了。我在此向这位年轻的编辑老师致敬,并向中国文学致敬!
  《饥饿平原》是长篇小说《大平原》最初的雏形。它首发在《延河》杂志上。1993年秋,西安城里几个自命不凡的家伙,成立了一个长安影视公司。这8个人是小说家陈忠实、小说家贾平凹、小说家王蓬、小说家高建群、剧作家张子良、剧作家杨争光、剧作家芦苇、剧作家竹子。公司是《黄土地》的编剧张子良、《双旗镇刀客》的编剧杨争光首倡。
  公司宣言是贾平凹起草的,里面有16个字颇有气壮如牛之势。这16个字是“地维四柱,缺一不可;八人八脚,螃蟹横出”。“ 地维四柱”是指当时全国影视制作热点城市北京、上海、广州、西安,“八人八脚”是指上面提到的这八人。
  《饥饿平原》是第二年的清明节时,剧组在泾阳张家山郑国渠博物馆写的。按张子良先生的策划,8个人一人写一个童年故事,可以拍两集电视剧的长度,8个人二八一十六,而16集就是一部中型电视连续剧了。
  《饥饿平原》作为中篇小说,在当时的《延河》杂志发表。时兼任《延河》主编的陈忠实约稿,责编是张艳茜。
  高村村口那棵老槐树,四周的土被掏空,然后用一个起重机,将树木吱吱呀呀地吊起来,放在一个平板车上。
  夕阳凄凉地照耀着这一块渭河冲积平原,平板车缓缓行走着,慢慢地退出了人们的视野。它将被移栽到城里去,成为城市街心花园一棵风景树。那里的树坑早就挖好了,正等待平板车的到来。
  后来,我用了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将《饥饿平原》发展成长篇小说《大平原》。《大平原》出书后,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统万城版最后一个匈奴》是我为大电影《统万城》写的一个电影文学剧本。大约15年前,当时的陕西省委宣传部长找到我,建议我写统万城,先写成长篇,再改成国际范的大电影。部长说他去榆林,考察了统万城,一脚踏进去,灌了两鞋壳篓的土,曾经那么辉煌的一座匈奴都城,如今怎么衰败成这个样子了。榆林要抓旅游业,统万城是第一抓手。
  这样我第二天就背了黄挎包,前往陕北靖边,我在统万城住了几天,然后回到靖边县城。在县城一家宾馆里,用大半年时间推出《统万城》初稿。
  《统万城》成书以后,有过好几次拍摄的冲动。最接近拍摄的是那一次我应邀去北京,香港导演张子亮、国内导演吴天明,约我吃饭。饭局间,他们提出要把它拍成一个中、美、法、印合拍的大片。为什么要法国人参加呢?法国当时的总统尼古拉·萨科齐说他是流落到欧洲的最后一个匈奴,所以他要当总监制,而他的女朋友是歌唱家,要为该电影唱主题歌。这样我就通过陕西电视台,寄了20本样书给萨科齐。
  3个月后吴天明导演去世,于是这事搁了下来。
  我已经72岁了,齿摇摇,发苍苍,脑子里时常是一片混沌,这篇文字用3天时间写完了,写得还不错。文章中披露了我写作中许多重要的事情。想不到我还能扛起这么重的活儿,我为自己高兴。儿子说你在二次成长。我为这话高兴。(文章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