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中旬，我去四川巴中参加《文艺报》举办的作家驻村活动时，被当地盛唐时期所开凿的石窟造像所吸引，十七日看了南龛石窟，觉得意犹未尽，十八日又看了北龛石窟。巴中位于从秦汉至明清都十分重要的米仓道的南起点。唐宋时期更是其全盛阶段，南来北往的官吏商贾、文人墨客络绎不绝，不时就会遇上有心人在此地开窟造像，装彩题词。留在一排排崖壁上的精美石刻艺术珍品，在古人那里，是心性人文的朴实写照。
　　那天中午，刚刚看过北龛石窟，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看看上面显示的所在地是上海，犹豫一会儿，还是碰了一下接听键。耳机里马上传来一位女性的声音，问我是不是刘醒龙。在我作了肯定的回答后，对方马上说：“我姓陈，叫陈琴秋，是周介人的爱人！”这轻轻的一句话，让我一时间不知说什么好。对方继续说：“谢谢你，还记得介人！”听到这话，我才找到自己最想说的话。我说：“陈老师，这辈子我怎么能够忘记周老师呢，没有周老师的知遇之恩，就不可能有我的今天。”陈老师在电话那边说：“那一年，你去医院看介人，我就在旁边，听你们说话，但没有打扰你们。都二十六年了！”这里所说的二十六年，是指周介人老师离世的时间。陈琴秋老师提到我还记得周介人，指的就是这本《文学年谱》（指《刘醒龙文学年谱》，以下简称《文学年谱》）对周介人老师简约的描写。
　　去年的这个时候，楚天书局的戴劲松先生与几个朋友一起商量策划，确认要出版这本《文学年谱》后，我凭着记忆，找出几样必须收录在书的图片与信件，其中就有周介人老师写给我的贺年卡。虽然有如此深刻的记忆，从编辑到出版，甚至是筹备这次研讨会时，我都曾犹豫，像我们这种人出一本《文学年谱》，真的有什么意义吗？
　　六月二十日我从巴中回来，二十一日就给周介人老师的爱人陈琴秋老师寄去一本《文学年谱》，并在扉页上写上自己内心最想说的几句话。二十二号就收到陈琴秋老师的短信，她说：“小刘你好！收到了你珍贵的礼物！谢谢！周介人知道你对他的感情深厚，感到无比欣慰！！我知道当时为了你的作品也费了不少口舌，但他还是坚定自己的信念！二十六年了你还记着介人……”当我回复“怎么忘得了呢”的那一刻，忽然想通透了，与其追问《文学年谱》的价值何在，不如说一说写作者活着和如何活着的边界在哪里。
　　这让我想起在巴中北龛和南龛两处石窟见过的那些造像，其中有圣洁的佛祖，有慈悲的菩萨，有诚惶诚恐的弟子，有卑微善良的俗众，有穿着草鞋的护法天王，更有世所罕见、两佛共一身的双头瑞佛。我甚至还想起，遥远的敦煌石窟里，那尊被王道士按自己模样重新塑过的造像。盛唐按盛唐的眼光来造像，清末的王道士只能欣赏晚清朝末年的气质。无论怎样说来说去，实际上都是按自己的要求塑造出自己心里想要的某种形象。如果一个人的《文学年谱》中，没有颂词和敬语，平平淡淡地将自己种下去的萝卜白菜，一棵棵地摆在光天化日之下，上有天花板、下有地平线，这种真相是不是有点难得一见呢？
　　由此，我要特别感谢李遇春教授、《文学年谱》的作者刘早副教授，以及几位真心朋友，是他们力主收入一些批评性文本的文字记载。因为有了这些文字，对文学真相的还原，才显出年谱的科学性与学术性。自己重新阅读诸如此类的文字时，心里也出现一种豁然开朗、活出通透的感觉。还有在研讨会现场，发出建设性提问的年轻一代的学者，敏锐地发现中篇小说《凤凰琴》与《分享艰难》，在文学研究言说中的两极现象，令人思绪万千、荡气回肠。
　　当然，《文学年谱》对其谱主来说，其科学性和学术性是不言而喻的。比如，有相当多的研究文字，将一九九二年发表的《凤凰琴》等强行拉进一九九六年才出现的某个文学话题，需要通过准确真实的文学创作纪年来进行证伪。同样，对某些凭着道听途说，认为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完稿、一九九二年五月号《青年文学》刊发的《凤凰琴》，是受到一九九二年四月下旬的某个文学研讨会的启发才去创作的说法，年谱也是可以去其谬误的。
　　说到这里，我要格外感谢华中师范大学的王庆生老校长、黄永林副校长等校领导，这些年对我个人在文学上的鼎力支持。也要感谢李遇春等年轻一代的学者，在学术上持之以恒的帮助。从今届起，又有杨晓帆、王仁宝和窦金龙等更年轻的教授们不离不弃地鼓动，令人感怀不已。
　　我要感谢所有远道而来的新老朋友，感谢省市各位领导与同行长期以来的信任与爱护。
　　我还要特别感谢於可训老师，特意推迟出国行程，专门参加今天的研讨会，将四十年光华继续洒在一个傻傻地只会写小说的写作者身上。
　　因此，我提一个比较有趣的建议，可以将这本《文学年谱》从最后一页开始，倒过来阅读。如此读来，可能会发现就像周介人老师的夫人陈琴秋女士所说的不可能再见面的“小刘”，这样的“文学小刘”或许更加意味深长。
　　最后，让我以最平常却是最真实的语言，对所有支持《文学年谱》的各位说几声：谢谢！谢谢！谢谢！
　　（此文系《刘醒龙文学年谱》暨中国当代作家年谱编纂学术论坛闭幕式上的致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