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水平的新历史小说《和平》，是她创构乡土中国文明记忆叙事的第三部长篇。如果说她的《裸地》《活水》，从故乡太行山上的暴店镇，到其生命诞生地的山神凹村，延伸至华夏先祖农耕文明的初始历史，是以“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溯源追问，对中华民族精神的灵根探寻，那么新作《和平》，则是将自我置身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全球化语境下，扩延至从东北奉天到西北秦晋抗日战争时期的乡土中国，直面战争灾难历史的残酷性、平民百姓的生命受难与死亡，警示人类对战争灾难历史的遗忘，及对当今世界局部战争迭起现实的隐忧、恐惧与焦虑，笃信“在这个脆弱的世界上，最坚硬的东西只能是正义与和平，不能是武器”。这不仅源于她的辩证历史观、生命宇宙观，还源于一种强烈的时代责任感。
　　作家以自觉的主体姿态与洞察知解力，考察浩瀚的中国近现代史与世界战争史资料文献，从新历史主义的深邃之远，以“ 看不见”一个具体战场的战争，百姓的日常生活却被战争撕成碎片的记忆事件，揭示战争的反人类本质，每个人都是战争的受害者。日本侵华战争不仅使中日两国文化同根同源、一衣带水的友好历史改道，而且把两国民众推进了战争苦难的深渊。小说以荡气回肠的抗战历史重述，发起了人类反思战争灾难、自觉缝合战争创痛的集体仪式，一点点地化解敌我之间的仇恨对立，诠释善与爱以赢得人心而击败了战争暴力。本书不仅彰显乡土中国根性文化的亲和、博爱与包容的特性，具有人类最原初精神的朴素智慧，而且在融合“自我”与“他者”文化历史的创作实践中，寻找那种相似性的、根源感极强的文化根脉，及现实急需的性别情感密码，发现全人类共同的深层心理诉求：和平，开启了反思战争历史、重构“人类文明伦理”的新生态之路。
　　葛水平站立于人类文明新的地平线上，探寻中国文化与世界文明、中国人心性与“人类共同精神”之间的密切联系，勘察那些反对战争“曾经发出微弱的呻吟”而不被注意的，或者“像尘埃一般默默无闻”而没有声息的，乡土社会民间的个体生命记忆，发现了人类本质的善与爱如一束束人性光亮，生成沟通瞬间与历史、现实与未来，“鲜明得不能再鲜明”的记忆“显流”：战争是人类的自杀，没有胜者只有毁灭。毒气炸弹扫过，万物刹那间会化作一片片废墟。唯有和平，才能引领人类迈向理想的生存之境，尤其当今先进科学技术所制造的武器，可以彻底毁灭人类，战争更危及每个生命。她多次倾听母亲（婆婆）经历过的战争记忆口述：“……婆婆的父亲留下大量的日记，每一本日记的绸面封皮上都绣着‘和平’二字。”90岁的父亲（公公），一位从抗日战场上归来的老兵，坐在沙发上常常不停地叙说着逝去的战友。这正是她创作《和平》的最初动机。
　　《和平》在“非虚构”与“虚构”的历史时空之上，从个人命运遭遇的战争灾难，延伸至民族国家命脉的“时代苦难”，及世界性的“人类苦难”。作家和不断转换身份的叙事者“我、你、他/她”合灵，超越“受害者与加害者”敌对的意识屏障，以生命体悟的普世关怀、神性超验的善爱能量，打通战争灾难与情感想象之间，心灵考古日常生活的秘密通道。由“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一个中国人、一个日本兵，被裹挟进战争的迁徙颠踬、流离失所的生活艰难、灵魂心途嬗变的亲历体悟，统贯全篇。将掩埋于百年之久历史烟尘下的千万亡灵，复活于“时代现场”。以各类人物“无常”的战争历史记忆，发出对战争灾难的反思之声、忏悔之声、恐惧之声，及饥饿之声、新生儿之声，还有令人更揪心的思念家乡、思念母亲之声，与宇宙万物有灵的“天籁”之声，融汇成“天人合一”的、人类集体记忆的历史长河，呈现全人类心灵永恒存在的和平渴望，以此唤醒现世人沉睡在黑暗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在葛水平的意识里，对宇宙自然有着天然的独特亲近性，对乡土社会民间心性精神，怀拥宗教般的虔诚信仰，可谓她文学创作的灵感源泉。在长篇《活水》里，她将自己的出生地山神凹村，在向阳陡坡圪梁上错落有致排列的清一色石砌窑洞喻作“完全就是一个缩小的布达拉宫”。《和平》的想象视域与现实存在、人物心理与自然万物，也是情感心灵的相依相伴。她运用简朴的自我生命语言、哲思隽永的寓言性表达、形而上的反思与博弈，穿透古今及宏大历史叙事，聚焦战争下个体人性复杂的霄壤之别，甚至潜沉每个人物心灵痛苦的最深处，透悉在战争阴霾笼罩下的“战场之外”，个体人“极不稳定”的存在时间与心理状态，分离“撕裂”的创痛体验，笔下文字自然生出悲悯与温暖。尤其把“钟表”意象提升为战争乱世个体生命存在的价值时间，“小铜佛”意象升华为人与人之间驱动多重情感的象征符号，连缀战争中百姓日常生活记忆事件、生死场上的瞬间片段，构成一部深蕴战争反思、人性暖意的新生历史文本。
　　小说以“嵌入法”，插叙日本战地记者八木下弘的日记，战争中无法寄出的写给日本的母亲、老师，曾为好友的张子民的信，及一厢情愿写给绿萍的所谓情书。小说有意模糊敌我之界，借一个个日军士兵的口吻，讲述日军轰炸杀戮无辜百姓的惨绝人寰，对西火小镇抹着一脸黑灰的女人“屠村式”的强奸，自责喊出“我们是法西斯主义”“是犯罪”“是造孽”的忏悔。八木下弘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日机多年轰炸，秦地关中八百里沃野千疮百孔，已成“焦土之国”，这到底是“解放”还是“侵略”？他还在日记中写道：“第一次听说战争对自己的受伤士兵伸出了死亡之手。”炸死的成千上万人里，有不计其数的日军士兵；“活体实验”场，枪杀解剖的有中国百姓，还有身负重伤的日军士兵，及染上性病的日籍“慰安妇”……日军的人性之恶超极限地发挥了出来。虽然这些日本人的罪行绝不可饶恕，但是小说“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自审自剖，“第一次”从中日两国文化的相似性与人性内在结构基因的相通性，揭开了日军士兵一颗颗“别人看不见”的恻隐之心与矛盾心理，并且揭示出，战争不仅给中国人造成深重灾难，而且也使日本民众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八木下弘爆出了当年的国内新闻：在掌握最高权力的“天皇”愚化下，一位日本母亲几个儿子全部死在中国战场，仍然鼓吹“这是家园生
　　存战”，为报效天皇，让更多
　　年轻人走进死亡战场。新娘井上千代子年仅21岁，为激励心生厌战情绪的丈夫，毫无顾忌地为天皇效命而刎颈自杀，留下“军人妻子之鉴”的万言遗书，被裕仁天皇赐尊为“昭和烈女”，被陆军当局奉为“昭和烈妇”，引发了日本“妇女自杀”潮。成千上万的日本年轻女性主动加入“大日本国女子挺身队”，做“帝国之花”的女间谍，成为杀人狂，及慰问战争前线士兵的“慰安妇”。日本侵华战争，天皇以一根秒针的答案，煽动起狂热的民族仇恨情绪，导致芸芸众生的流血与死亡。其根本原因在于：最高统治者“ 天皇”的权力称霸与精神疯狂。
　　战争是极端残暴的无序乱世。小说的文本结构，即引子与尾声：唤醒，遥相呼应，正文65章标题几乎均以战争下的突发事件命名，从表面看似乎无序，但是深入研读，会发现作家把个体生命历史记忆推向叙事的主体与前沿，三个核心人物张子民、八木下弘、绿萍，在战争追逼下的个人生命记忆时间、精神心理时间、情感流动时间，甚至绿萍“旺盛的生育”时间，详细到一一标注着准确的年份，个体生命记忆上升为时间的灵魂。把“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 日本宣布投降日”等宏大历史事件，设置为叙事的或远或近的背景，却如界碑赫然耸立于不同时间的历史之门，形成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相互阐释的豁然贯通，在历时性移动与共时性互动过程中，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个体事件与社会事件、微观与宏观的叙事时间，不断地交错碰撞，呈现一种内在启示性的深层结构整体。
　　比如小说开篇，就以交代张子民和八木下弘的原生家庭、生存环境，及个体生命成长记忆为主体。两次成为孤儿的张子民出生在积贫积弱、瘟疫肆虐、战争不断的中国清末民初，八木下弘出生在日本明治维新、成长于“大正”时期，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作家把他们的出生时间，想象为同年同月同日，目的在于以此查证日本盛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明治”年号出自中国《周易·说卦》的“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大正”年号出自中国《易经》的“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这不仅对八木下弘从小向往去中国，却始终被战争折磨而无法摆脱人性分裂的痛苦，形成了情理上的真实铺垫，而且确凿证明中日两国虽绝壤殊风，文化却同根同源。“小铜佛”护身符的意象，这个如传家宝似的代代相传的佛家信物，让人不禁联想到唐代高僧赴日交流，“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友好历史佳话。正是作家的匠心独运与审美想象的神思合一，不仅延续着每个人物的生命历史变迁，而且承载着抗日战争大历史的演进，而发“人之未见”。
　　小说结尾，八木下弘在“三省屋”生命濒临终结之时，痛心疾首的忏悔，与曾经是“ 朋友”而变成“情敌”“敌人”的张子民推心置腹的对话，令人震撼沉思。张子民选择献出自己的鲜血挽救八木下弘的生命，为的是“愿救助是强暴的皈依”。整部小说以现实世界与象征世界的双重存在，在人类善与爱的最崇高境界之上，升腾起“水与火的庆典”。众多人物在战争下的个人生命记忆，构成精神“不朽性”的结构秩序，以战争的“尸山血海”将“众所周知”的战争灾难历史，重铸成一种“闻所未闻”、昭示着人类命运未来的理想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