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初夏的台北或许还带着些许雨后的湿润，而华文出版界与藏书界却迎来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寒流。著名藏书家、出版人、学者吴兴文先生于此时离世，享年66岁。消息传出，从北京到深圳，从上海到台北，无数爱书人扼腕叹息。陈子善、蔡登山、胡洪侠、傅月庵等两岸文化名家纷纷撰文追思，痛惜这位“华人藏书票收藏第一人”的远去。如今，站在2026年的节点回望，吴兴文先生离开我们已近3年，但他那痴迷于书与藏书票，执着于文化出版的身影，依然在岁月的长河中熠熠生辉。
　　吴兴文，1957年生于台北，东吴大学中国文学系毕业。他的一生，是典型的文化人的一生，更是纯粹的“书痴”的一生。正如其好友胡洪侠所言，他是那种“既爱书又懂书、既编书又写书”的罕见人物。在长达40余年的职业生涯中，他历任联经出版公司门市部主任、远流出版公司副总编辑、海豚出版社特约总编辑，生前更担任远流博识网文化公司总经理。他长期主编《出版年鉴》与《书香月刊》，撰写专栏《每月文学新书》逾15年。这些枯燥的数字背后，是他对出版事业近乎苦行僧般的坚守，是对每一本书、每一个文字近乎虔诚的敬畏。
　　然而，若仅将吴兴文定义为一位资深出版人，未免失之偏颇。在华文藏书界，他的名字几乎与“藏书票”画上了等号。自中学时代起，吴兴文便潜心收藏与研究藏书票，这一爱好伴随了他整整一生。
　　藏书票，被誉为“纸上宝石”“书中蝴蝶”，方寸之间见天地。吴兴文不仅系统收藏了欧洲17至18世纪的珍稀藏书票，而且将目光投向了本土文化的挖掘。
　　吴兴文最令人称道的学术贡献之一，便是发现了中国现存最早的藏书票——“关祖章藏书票”。这枚珍贵的藏书票最初出现在1910年出版的《京张路工摄影》集中，画面描绘了一位古代书生在书海中夜读的情景，上方“关祖章藏书”五字秀丽刚劲。吴兴文早年客居北京期间，凭借敏锐的嗅觉和深厚的功底，在潘家园的故纸堆中发现了这一珍宝，并将其公诸于世，填补了中国藏书票历史研究的一项空白。这一发现，不仅让关祖章这位广西籍留美学者的名字重新被世人知晓，而且将中国藏书票的历史源头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2008年，他在中国嘉德四季拍卖会举办个人收藏专场，其收藏之丰、品质之精，令海内外藏家叹为观止，而先生却淡然处之，他说收藏的意义不在价值，而在传承，让更多人爱上书、爱上藏书票，便是最大的价值。
　　我与之的交集也是始于藏书票。2008年10月，第32届世界藏书票双年展在北京中华世纪坛举办，这也是我国第一次举办世界藏书票盛会，世界各地和国内各省藏书票艺术家和收藏家云集北京，可谓盛况空前。在中华世纪坛我第一次见到吴兴文，会场人多未及详聊。随后先生约我到世纪天阶的时尚廊与上海来的陈子善教授一起吃饭，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陈子善老师，时尚廊许志强兄设宴招待，其间聊了些什么早已忘记，但吴兴文兄送我的两枚藏书票和签名本新作《我的藏书票世界》一直珍藏，同时感谢初次见面的陈子善老师将其在时尚廊所购的《台湾书店地图》一书转赠与我。
　　再次见面是2013年4月，由北京市文物局主办的“春风时节好多书——藏书印与藏书票联展”在北京石刻博物馆开幕，我应邀参加。吴兴文兄来我所住的国家图书馆宾馆看我，然后一起去与资深书人赵国忠兄共进午餐并到赵国忠兄的书房聊书喝茶，此经过他亦写在我和朱晓剑兄合著的《珠玉文心》的序言里。
　　随后的日子里，与吴兴文兄见面就多了起来，更多的是在酒局和一些文化活动场合，每次见面所聊的总是书与藏书票。他曾不止一次与我说藏书票设计虽说是个人创作，但还是要有一定的标准和规矩，起码不能给已过世的人做，鲁迅去世了你做张鲁迅的藏书票肯定不行，但你可以做纪念鲁迅的，这样的书票也很多。设计藏书票最好要有主题，好的藏书票是有主题的，有主题才能引起别人的共鸣，藏书票其实还是要能实际使用的比较好，他说：文川兄的藏书票设计，好像微信的朋友圈，充满了书缘与人缘，不论是旧雨新知，都令人感到人与书的合体。
　　先生来西安，必到文川书坊小坐。我亦备好清茶，候他推门而入。一进书坊，他便像回到自家书房一般，目光扫过架上典籍、案头藏品，随手拿起一枚藏书票、一帧旧笺纸，便能聊上半日。我们不谈俗务，只论书、论票、论文人雅事，从两岸出版掌故，到藏书票源流变迁，从民国文人手札，到当代书业生态，一谈便是大半天。先生谈吐风趣、学识渊博，又毫无架子，时而娓娓道来台北书肆旧事，时而细细点评我新制的藏书票、新收的旧典籍，每每点拨，都令我茅塞顿开。
　　即使先生回到台湾，仍心系两岸书缘，惦记着藏书票事业的传承，时发微信问我文川书坊的近况，字里行间，满是牵挂。他常说，书不分两岸，文化不分你我。
　　在我看来，吴兴文兄不仅是收藏家，还是两岸文化交流的桥梁。20世纪90年代末，台湾出版业大举“西进”，吴兴文先生恰在此时离开任职十多年的联经出版，转投远流，并频繁往来于海峡两岸。早在1988年，他便组团到内地，因酷爱搜买旧书、深谙藏书票之道，且熟知台湾出版动态，他迅速与内地出版界建立了深厚的联系。其中，他与北京三联书店沈昌文先生的交往，更是成为两岸出版交流的一段佳话。透过他的引介，许多台湾的重要书籍得以在内地出版，同时他也向台湾介绍了大量内地的优秀出版物。在那个两岸交流从无到有、从有到多的关键时期，吴兴文以其独特的个人魅力和专业素养，成为连接两岸出版人的重要纽带，只在我书坊，就珍藏着几十本吴兴文兄所贈的两岸文史哲经典。
　　如今先生驾鹤西去，华语书界痛失一位巨匠，藏书票领域痛失一位先驱，我亦痛失一位良师益友。再也不会有一位长者，专程来到文川书坊，与我清茶一盏，闲话半日；再也不会有一位知己，为我的新书欣然作序，为我的收藏悉心指点。先生一生，爱书、编书、写书、藏书，以书为舟，渡己渡人；以票为媒，联通东西、跨越海峡，真正践行了“天涯一书人，方寸寄文心”的人生信条。
　　先生虽逝，风骨长存。他编辑的典籍依旧在书架上散发墨香，他收藏的藏书票依旧在方寸间绽放光华，他为《珠玉文心》写下的序言依旧字字铿锵，他在文川书坊留下的笑语与茶香，依旧萦绕不散。他搭建的两岸书缘依旧在延续，他留下的书香精神，依旧在滋养着每一位爱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