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韦昕先生走了，享年95岁。
　　我是2009年调入陕西省作协工作的，有9个月时间宿办合一。下班后时见一耄耋谦和的老者在作协院子鱼池护栏上闲坐。有同事告诉我老者叫杨韦昕，是单位的元老级人物。因为不熟，见面或点头或打个招呼，并无实质的交集。
　　第二年秋天，我住入附近的省作协五号院住宅小区，始知先生住我楼下一层。我住三楼，二楼是已故文学评论家王愚先生的家。因住在同一单元同一方位，只要出入，总与先生有照面的机会，便有了多次交流。那时先生已八秩高龄，身子骨尚硬朗，时常在院子里拄杖或静坐于芭蕉树下补阳，或在侍弄花草，偶尔也会到单位的院落望着高桂滋公馆凝想。
　　五号院门内西侧有一爿两三米长、六七十厘米宽的土坛，长着一棵经年粗壮的爬墙虎，枝蔓已越过五层楼的楼顶。每年春来便会新叶叠生，夏秋则会绿油油地葳蕤遮盖整个东墙，甚而延伸到南北两侧住户的窗前。春夏季节，杨老会在爬墙虎根部周边的土中种上月季和郁金香，开放时的浓郁与鲜亮给院落增添了些许生机。我知道老人的心中有一爿花田，那是永葆青春的心态绽放。
　　随了时日，我对作协的历史和人事有了较多的知晓，也便知道了先生是1954年陕西省作协成立之初入职任秘书的第一代文学陕军之一，内心平添敬畏。
　　2014年住宅小区院落改造、硬化地面，花草被规整到了规定区域，老先生特别配合。改造前，小区四个单元门口各有一个一米多废弃不用的垃圾坑，占去了不少空间；各单元与院墙有四五米的距离，间有一条两米左右的硬化路面，已年久破碎，路边是略高于路面的砖漫地。改造后，原本只能停放四五辆小车的小区，可以停放近20辆车了，而且一改昔日遇雨院子里满是泥塘的现象。或许是环境的改变赢得了先生的好感，彼此的招呼多起来，这便一来二去地熟了。先生将自己新出的长篇小说《三棵青春树》赠我，我也随着在单位的时日增加，对先生有了更多的了解。从最初的相见打个招呼，到后来的聊几句，再到受邀到其家中闲叙，那时，相隔30岁的代际差别似已消弥。
　　先生告诉我，当初作协大门向北，在建国二巷里。由于夜里只有他一人在单位里住，所以每天凌晨能听到粪车碾轧路面和马蹄“嘚嘚”的声息。省作协的办公现址是处有历史有故事的地方，系由原国民党第 22 军军长高桂滋于1934年兴建，竣工后称“高桂滋公馆”，也是西安第一处有地暖的建筑。隔着街巷即是“张学良公馆”，也就二十来米的距离。因涉“西安事变”，且先后是西北军政委员会、西北妇联的驻地，直至1954年移交陕西省作协（时名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历史人物蒋介石曾在此小住；文化名人修军、柳青、胡采、路遥、陈忠实等曾在此办公，因此被列入国家级“革命旧址”。
　　与先生互动得多了，先生知我习练书法（应该是我过年送其春联后），即将自己一直珍藏的其岳父当年习练的十一册法帖赠我，令我兴奋不已。其中有王羲之、褚遂良、颜真卿、黄庭坚等诸多名家的墨迹，多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出版物。后经行内人品鉴，一帖还是原拓精印，实在难得。除了真诚表达谢意外，几乎每年岁末，我都会送他春联致意。
　　转眼十多年时光过去，先生年事已高，时常拄杖坐在院子芭蕉树下的椅子上，或在午后阳光中，天清气朗，一幅晚景夕照画。再到后来先生行走不便，坐在轮椅上由其妻魏老师推着到作协院子的鱼池前小坐。老人总是一副慈祥的目光，或许半个世纪的历史云烟，如影像般不停地从先生眼前掠过，他是在回忆往事，回味沧桑。
　　前两年，我业已退休，却整日忙于写画和各种弥补在职时未能去做的事项。大概是去年先生病了一场，记忆力下降，偶见其拄杖坐在院子的树围上，颇感遗憾地招呼招呼，交流归于虚妄。我们的关系又回到了原初。
　　先生从1954年入职作协，这一干就是一辈子，直至任省作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到2006年办理退休手续，那是整整半个世纪的时光。先生可以说是一部陕西作协的活字典，他经历了无数的风风雨雨、沧海桑田，故而我曾建议时任领导抢救式留下先生的文字或口述资料。
　　先生是1931年生人。1949年考入西北大学中文系，1951年参加革命，在西北文学艺术联合会工作，1954年秋调入筹建中的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现陕西省作家协会）任业务秘书；历任《延河》编辑、组长，部室主任；1985年任党组副书记，并当选第三、第四届副主席，2007年后任省作协第五届主席团顾问。先生从1950年起即在业余时间从事文学创作，笔名韦昕，著有《她在黎明里》《大唐纪事》《吹落黄尘》《人境》《三棵青春树》《韦昕文集》等。曾获中国作协颁发的从事文学创作六十周年荣誉证书、陕西省文联文艺开拓奖、陕西省第九届“双五”文学奖。
　　先生去后，我曾赴家吊唁，送了先生最后一程。今作此文怀念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