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手机视频,经常见到有人装作佛祖或者观音菩萨,告诉你今年是什么日子,哪天哪天前你将有财运横运到来的话。开始听得人还有点五迷三道,觉得佛祖和观音菩萨真的神了,他说的不就针对自己吗?正沾沾自喜时,视频里的佛祖和观音菩萨又说,如果你要实现梦想,就要在纸上写上八方来财,还要买上一串开过光的佛珠、挂件,并且煞有介事地告诫你,一定要把那些法物压在枕头下三天,如果按这个去做了,保证你能发大财改变流年颓势。这些视频从年初我就看到,当时就想,马上就要过年了,出这创意的人虽然技法不高,无非是说吉祥话挣点小钱,随他个百十块钱的缘也就罢了。谁料,手机这玩意是有记忆功能的,只要你看过某个视频,或者是你内心默念了某个人或事,屏幕上很快就会出现与之相似的内容。最初我十分好奇,时间久了,也就不太关注了。
我到过很多寺庙,常见人们都喜欢烧香拜佛。有的寺庙,如潭柘寺、雍和宫、法源寺、广济寺等,逢过年遇到的初一十五法会,更是有成千上万的人,不惜凌晨一两点钟到寺门外排队,都想抢头炷香。如果抢不到头炷香,前一百前五百也行啊!我是没参加过这等抢头彩的壮举,倒是因为看病清晨天还未亮就到医院排队挂号。等号挂上了,才发现要真等到门诊,见上医生那尊佛,恐怕得等到上午日上三竿。当时就想,这年头拜人拜神拜什么都不容易。后来,有人告诉我,你可以花三五百块钱挂特需专家号,这样你就可以提前拜佛了。我试了几次,果然不用再为此焦虑了。有钱人常说,但凡能用钱摆平的事,都不叫事。可我内心里就是不舒坦,不是心疼钱,而是那种有失公平的分别心。反之,如果你大年初一早晨第一个排队到潭柘寺、雍和宫那样的寺庙前,倘若有个大老板要花1万块钱买你手中的票,你会卖吗?我想绝大多数人肯定不卖。可是,如果那老板把1万后边加一个0两个0,变成10万100万时,恐怕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的人都会动摇。这就叫有钱能使鬼推磨。
其实,不管什么样的人,也不管谁先拜的佛,佛待人都是平等的。你看,某个大官拜佛,佛不说话。某个老板拜佛,佛也不说话。某个犯罪失德者拜佛,佛仍然不说话。于是,有更有钱的人,斥巨资建了一座寺庙,建了一尊几十米高的大佛,希望天下人都知道他的功德,可佛一句表扬的话都没有。据说,达摩祖师从广州北上东行至南京见梁武帝,痴迷于佛教的梁武帝以为见到知音了,便将自己如何在全国建庙、为僧众提供衣食供养的事迹慷慨陈词一番,希望达摩祖师给予高度评价。岂料达摩祖师听后只是淡淡地一笑,说:您并没有什么功德!梁武帝听罢感到非常意外,问达摩祖师为什么这么说。达摩祖师说,建庙修寺、供养僧众都是一种形式,最重要的是弘扬佛法。如果成千上万的人什么事都不做,每天吃斋念佛,让全国许多的老百姓去供养,你说这是功德呢,还是罪过呢?梁武帝听了自然不悦,达摩祖师也不勉强,就到他处弘法去了。
我从事媒体工作几十年,记者、编辑、主编都干过。在现实生活中,常听某些前辈作家、编辑聊起一些文坛往事。关于人与人的关系,我不便多说,那样有伤文人的体面,就说作品。在20世纪90年代,京城有“四大名编”之说,具体指《人民文学》崔道怡、《当代》编辑龙世辉、《中国作家》编辑章仲愕和《十月》编辑张守仁,他们都是20世纪80年代前后文学复苏时几个大刊的小说编辑,经他们手,都编发过一些有着重要影响的作品,如《班主任》《高山下的花环》《空中小姐》等。这四位编辑,我和龙世辉见过一两面,其他三位几乎成了忘年交。这四位编辑之所以被誉为京城“四大名编”,说法不一,主要出处是在某次文学作品研讨会上,有位很有名望的文艺评论家,在讲话中顺口说出京城有那么几位大刊编辑,经他们手发表了很多有影响的小说,在肯定小说作者的才华外,也特别强调了编辑的独具慧眼,对一篇作品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很快,被提到的这四位编辑,就像周扬在1956年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会上提出“鲁、郭、茅、巴、老、曹”那样,很快在京城文学圈甚至全国文学圈传开。当然,不论是周扬还是后来的某位先生,他们对作家和编辑家的排列只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并非文学界的公认。对此,古代早就有“文无第一”的说法。道理很简单,李白、杜甫、白居易不好比较,郭沫若、徐志摩、艾青也不好比较,无非是在各自的领域、题材、语言、艺术表达上有非凡的表现罢了。最近,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新中国初期“三红一创”“青山保林”作家作品回顾展,让很多中老年读者很是青睐。这些作品,在那个时代毕竟影响了无数人。但我们也不能因此就认为那八个作家的八部作品就是巅峰,而只能说它们具有代表性。这八部作品毕竟只是长篇小说,那么中短篇小说呢?还有以魏巍、杨朔、秦牧、刘白羽为代表的散文,以贺敬之、郭小川、李季等为代表的诗歌呢?因此,我们不必心里总是悬着一座座文学的雷峰塔,还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好。同样,就说那四个名编,在那个文艺复苏的时代,作家创作冲破禁锢,像潮水般奔来时,哪个编辑还不会遇到一些惊世骇俗的作品?从文学史看,作家、编辑、出版社、报刊社,包括广大的读者,都是共同发力,才成就了一部一篇一首作品。如果哪个作者回忆作品发表出版前后的过程,他肯定要对编辑、出版单位和读者表示感谢,这一点我们从很多文章中都能看到。作为当时的编辑、编辑的领导,也多有人写文章回忆是如何发现作者作品,经过怎样的修改、打磨,最终得以面世的。在这里,我们必须承认编辑出版者的艰辛劳动,有很多出版单位甚至还要承担巨大的政治风险。但我要说的是,作为当事人的编辑,把一篇作品的诞生详尽写出来,这会使读者、研究者对作家作品的了解非常有意义,尤其是那些有着重要影响,甚至可以进入文学史的作品。但如果过度地去渲染编辑的功劳,如何慧眼识珠、指点江山,以至在不同场合去吹嘘,夸大其词,就有点失德了。我就亲眼看到一些作家对某些大编名编表示不满的。这不由得让我想到如来佛、观音菩萨,想来几千年来,有多少人在他们面前祈求,希望早生贵子、金榜题名、老人平安、当官发财、长命百岁,其中有如愿以偿的,也有终身未果的。假如如来、观音真的显灵,把某些人的愿望实现了,他们到处去说自己的本事有多么神通广大,这寺庙还不得建得比地球还要大?!我很佩服如来佛、观音菩萨的定力,不管你许什么愿、供多少钱财,他们从来都不说话。或许他们早已洞察人的内心,说与不说都是一种不负责任,也承担不起。其所以不说,就是要让人明白:人世间的事,须由人世间去处理,你该得到的就得到,该失去的就失去。在寺庙里你能听到的永远是木鱼声声,以及僧人们唱诵的南无阿弥陀佛和南无观世音菩萨。
我把我的这点心得说与一位老编辑听,他笑着对我说,如来佛其实也说过话。我问老编辑,如来佛说了什么。老编辑说,在《西游记》里,每当孙悟空淘气出圈,准会有某位老仙去找如来佛告状评理,这时如来佛就会大喝一声:“大胆泼猴,不许无礼!”我一听,不由得对老编辑揶揄道:“您说得没错,可惜我不是孙猴,我是红孩,乃是观音菩萨身边的善财童子。”老编辑一听,连连向我拱手说:就此打住,仅为闲谈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