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星接受记者采访    王艺航/摄

    李星正在审阅稿件    张惠妹/摄

    李星的书房一角    张惠妹/摄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陕西兴平县城的电影院前，总有一位少年久久伫立。他望着几个身穿风衣、手持观影证、从容入场的人，眼里满是羡慕，心底悄悄埋下一个执拗的念头：若能成为文学批评家，是不是就能免费看电影了？
　　谁也未曾想到，这个因为一张观影证而起的念头，在数十年岁月里慢慢发芽、长大，日后让他在陕西当代文学领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几十年来，李星深耕当代文学评论领域，从青涩文学青年成长为陕西评论界德高望重的领军人物。他是《小说评论》创刊元老，曾担任全国第四、五、六届茅盾文学奖评委，笔耕不辍写下300余万字评论佳作，以理性思辨与独到见解，发掘文学作品内涵。
　　作为当代文学的亲历者与见证者，他被著名文学批评家李建军称作“中国当代文学的磨刀石”，成为文学陕军崛起路上的护航者。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陕西作家的经典之作，都留有他批注打磨的痕迹；从期刊建设到文学评论人才梯队培育，他助力陕西文学跨越山海走向全国，成为“全国文学重镇”。
　　4月的西安春意盎然，我们走进李星老师的居所，一同翻开镌刻着时代风云的文学往事，聆听一位文学评论家毕生的赤诚、风骨与担当。
　　一张观影证，埋下文学种子
　　学生时代的李星，在文字方面的表现就很突出，他的语文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写的作文经常被老师当作范文在班里传阅。在那个物质与精神生活双重匮乏的年代，县城电影院成为他最初的向往，文化馆工作人员手里那张小小的观影证，更成为少年眼里一份专属的“特权”。
　　“后来我到陕西省作家协会工作，拿到了电影公司赠送的观影证，总算能免费看电影了，奈何平日工作繁忙，很少有机会走进影院。”这段留有些许遗憾的经历，却成了李星走进文学评论领域的开端。
　　1969年，李星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专业毕业，被分配到陕西省文化厅工作。在别人看来，这是一个体面又安稳的“铁饭碗”，可每天做的都是行政接待之类的琐事，让热爱文字、想专心写作的李星觉得很受束缚。“那段时间，每天忙着迎来送往，根本没时间静下心来读书、思考，心里总觉得空落落的。”后来，他经过多次争取，终于调到了当时新成立的陕西省文艺创作研究室，才算真正靠近了自己热爱的文学事业。
　　“1976年，陕西省作协恢复工作后，我从东木头市的陕西省文艺创作研究室，搬到了西安建国路71号大院的《陕西文艺》编辑部（即《延河》曾用名，1977年恢复《延河》刊名），当了一名文学编辑。”李星缓缓端起茶杯，嘴角带着笑意，目光悠远，全然沉浸在那段文学岁月里。
　　彼时的编辑部，会聚了一批怀揣文学梦想的年轻人，路遥便是其中之一。李星曾有过当作家的梦想，他写的第一篇小说《机声隆隆》，曾登上过《延河》的头条。可谁也没想到，这篇习作，竟然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方向。“当时路遥读完我的稿子，跟我说：‘你别写小说了，你的小说里有评论的味道，不如去写评论。’”说起这段往事，李星还是笑着调侃自己。我问他当时是什么心情，他坦诚地说：“一开始确实有点失落，觉得自己的作家梦没得到认可，毕竟这个梦想我做了很多年。”李星表示，思考后，发现路遥说得也有道理，自己确实更擅长用理性的眼光去分析作品、解读文字。
　　想明白之后，李星放下了自己的作家梦，一门心思扎进了文学评论的世界里。一句真诚的忠告，让陕西文学界多了一位眼光独到、笔触恳切的文学评论家。
　　建国路71号，结识文坛同路人
　　建国路 71号，于李星而言，是文学的启蒙地，更是精神的栖息地。“我在这儿见到了刚从陕南、陕北、关中各地落实政策，重新回到城里的胡采、柳青、王汶石、杜鹏程、李若冰等星辰般的文学大家。”李星曾在《建国路七十一号》一文中回望：“柳青给我们讲文学是‘六十年一个单元’，要进‘政治、生活、文学三个学校’；王汶石给我们讲一个党员应具备的‘信仰’；杜鹏程一字一句帮我修改习作；李若冰给我们讲‘作家就是战士’等等，使我明白怎样做一个努力学习、刻苦钻研、奋斗不息的文学工作者。”这些前辈的言传身教，为他日后坚持评论写作筑牢了思想根基与专业底气。
　　在这里，李星有幸得到诸位前辈的悉心教导与提携，其中，尤以王汶石对他的影响最为深远。李星说：“王汶石先生温和慈祥，没有一点架子，亲自为我改稿、点拨我，从文章立意到逻辑脉络，从语言表达到底层逻辑，他都毫无保留地教给我。”说起这位前辈，李星的语气里满是感激。
　　1982年，李星在《西北大学学报》发表了《对王汶石短篇小说思想和艺术成就的再认识》，这是他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学评论文章，也是正式以评论家身份亮相文坛。字里行间既有对前辈的敬意，又有自己独立的思考与判断，一经发表，便迅速获得文坛关注。
　　也正是在建国路71号这片文学沃土上，李星陆续结识了陈忠实、路遥、贾平凹、叶广芩、杨宏科等后来成为文坛中坚力量的陕西第二代、第三代作家。他见证着他们发表作品的艰辛，了解他们曲折的人生历程与执着的文学坚守，从此开启了以陕西作家、作品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文学评论之路。
　　几十年来，他一直默默努力，发掘文学新人、推荐优秀作品，为“文学陕军”的崛起，悄悄地栽苗培土。而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三人，更是成了他一辈子的文坛知己，彼此陪伴、相互成就，成了陕西文坛的一段美谈。
　　李星与陕西文学三大家
　　李星说他最引以为傲的事，就是助力路遥、陈忠实、贾平凹走出陕西，走向全国，共同铸就“文学陕军”黄金时代。
　　在他心中，评论家与作家从不是裁判与选手的对立关系，而是相互打磨、彼此照亮的伙伴。他说：“评论家要发现好作品，讲清好在哪里，守住文学的初心与底线。”他用一生践行这一理念，成为陕西作家最可靠、最信任的“同行者”。
　　路遥在作协工作时，与李星同住在办公大院的一个角落，两人朝夕相处、无话不谈。作为同事与知己，李星见证了路遥不少作品的创作与发表，也看到他的努力与不被认可的挫败。1988年，《平凡的世界》三卷本出版，不少评论者发出质疑。李星凭借自己对文学的深刻理解与专业判断，接连撰写上万字评论为作品正名，深入剖析作品对底层劳动者的关怀、对现实主义精神的坚守，让更多读者看到作品的价值。
　　1991年，在李星参与评奖下，《平凡的世界》斩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路遥专门为李星撰写了《懂得生活的评论家》，发表在《文艺报》，文中写道：“对于生活的敏感和深沉的思考，李星绝不亚于作家和诗人。只有积极地参与生活，才有权评说生活；只有对生活深入地体察，才能对作品作深刻的论断。李星的文艺批评之所以能让被批评者和读者信服，正在于此。”
　　说起《白鹿原》，李星眉眼间满是自豪。“我全程见证了陈忠实《白鹿原》的写作、出版与轰动文坛，是它最直接的参与者、推动者。”在《白鹿原》创作数年里，他时常与陈忠实交流想法。手稿完成后，陈忠实第一时间将稿件托付给他审阅，这份信任源于两人对文学的共同敬畏。
　　李星回忆道，当时自己逐字读完手稿后，内心特别震撼，非常激动地拍着陈忠实的肩膀，用关中话喊道：“咋叫咱把事弄成咧！”作为最早的读者与评论家，李星点出作品的史诗格局与人文价值，凭自身影响力为作品发声，助力这部作品走向全国，也让陈忠实以其长篇著作的经典价值奠定了在文坛上不可撼动的地位。
　　李星与贾平凹始于以文成友，成于以友论文。李星是贾平凹很多作品的第一读者，他曾这样评价贾平凹：“平凹对这个时代的病症、心理和老百姓的愿望都有很深的关怀，所以我说他是属于这个时代的文学发言人。”而贾平凹在《朋友李星》一文中也坦言：“李星对作品的把握与敏感度，国内没几人能出其右。”
　　从《浮躁》《秦腔》到《古炉》，李星为贾平凹的大部分作品撰写了评论，既肯定其创新与深度，也坦诚指出不足，一路见证他从文学青年成长为文坛大家。
　　甘做文坛的一块磨刀石
　　随着新的文化思潮兴起，陕西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家和作品，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领域也变得十分活跃。20世纪80年代初，陕西率先成立了“笔耕文学研究组”，在胡采的带领下，聚集了一批优秀的文学批评人才，王愚、肖云儒、畅广元、李星等人，都是其中的代表。他们积极参与全国的文学交流，深入参与陕西文学的建设，为新时期陕西文学批评，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85年，《小说评论》正式创刊，李星作为创办者之一参与其中。经过多年的努力，这份杂志成长为国内文学评论领域的核心刊物，成了陕西乃至全国文学评论界的重要窗口，也培养了一批优秀的评论人才。
　　从事文艺批评工作这么多年，李星已经发表了300余万字的评论文章，其中《新世纪中国小说的现状和未来》《从人的解放到小说的解放》《小说中的人物塑造和小说观念》等文章，在文坛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同时著有评论集《读书漫笔》《书海漫笔》《求索漫笔》。2008年，《李星文集》（三卷本）出版，收录的文章主要是对陕西作家如陈忠实、路遥、贾平凹、叶广芩、杨宏科、冯积岐等人的评论以及陕西新时期文学发展成就，也清晰地展现了陕西文学近30年来的发展历程。
　　凭着深厚的学识、严谨的态度和良好的业界口碑，李星多次担任茅盾文学奖评委。在评奖的时候，他始终坚守底线，用客观公正的态度对待每一部作品。当被问到评判作品的原则时，他语气坚定地说：“我评作品，从来只看质量，不看人；只论成色，不论关系。作品好不好，不在于作者名气大不大，而在于它的思想深度、艺术水准和人文温度。”简单的几句话，彰显了一位文学评论家的风骨。
　　业内把他称为“中国当代文学磨刀石”，对此李星也很认同：“评论家就应该像磨刀石一样，一边打磨作品，一边提高自己对文学作品的鉴赏力，让好作品不被埋没，让真正用心创作的作家不被辜负。”
　　以一生赤诚坚守文学本心
　　到了晚年，李星依然密切关注着文坛的动态，对当下的文学生态，有着清醒而深刻的认识。随着网络文学、短视频的兴起，文学传播变得越来越方便，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部分创作者只追求流量，不重视作品质量。“网络让作品能更快地被读者看到，这是好事，但有些青年创作者太浮躁了，缺少扎根生活、表现时代的耐心和定力。”
　　即便如此，他对后辈依然充满期待，不遗余力地扶持青年作家。“好作家一定是练出来的。”李星一直以来都认为文学没有捷径可走，只有沉下心来、扎根生活，才能写出打动人心的作品。他坚持推荐优秀的青年习作，经常走进高校，给年轻人分享自己的经验，帮助他们少走弯路。他心里清楚，文学的火种需要一代代传承下去，所以他愿意用自己的阅历为年轻人引路，守护着文学的纯粹和初心。
　　从柳青、王汶石等前辈作家，到路遥、陈忠实、贾平凹撑起陕西文学的大旗，李星亲历了陕西文学半个多世纪的黄金岁月。他用自己一辈子的评论实践，记录着当代文学的变迁，守护着文学的初心。不管文坛生态怎么变化，他对文学的信仰从来没有改变，始终坚守自己的立场，用理性的文字，为文学的发展保驾护航。
　　采访接近尾声，我问他，这一路走来有没有遗憾？
　　李星放下茶杯，目光望向窗外：“虽有遗憾，但问心无愧。”
　　这句话，轻飘飘，却重千钧，承载着他一辈子对文学的赤诚与坚守，也诠释了一位文学评论家的初心与担当。他如一块坚韧的磨刀石，打磨出文学经典的锋芒，擦亮当代文学的光芒，而这份坚守与热爱，终将随着文学的火种，代代相传，照亮后辈前行的路。
　　文化艺术报全媒体记者 张惠妹